張貼時間： 2012-12-21 09:06:35
前衛出版社
| 台灣歷史 | 《南台灣踏查手記：李仙得台灣紀行》 |
李仙得在射麻里社，1872年
節譯自 Foreign Adventurers and the Aborigines of Southern Taiwan, 1867-1874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Robert Eskildsen
作者：Charles W. LeGendre （李仙得）
英編：Robert Eskildsen（東京J. F. Oberlin University 教授）
漢譯：黃怡 校註：陳秋坤（中央研究院台灣研究所研究員(退休)）
出版社：前衛
出版日期：2012年11月30日
李仙得（Charles W. LeGendre, 1830-1899）
李仙得（Charles W. LeGendre），1830年8月26日生於法國Oullins，在蘭斯皇家學院（Royal College of Rheims）受過軍事教育，畢業於巴黎大學。1854年10月31日，與美國人Clara Victoria Mulock結婚，並歸化為美國公民，參與1861年爆發的美國南北內戰，在多次戰役中建功、受傷、獲褒揚，1864年10月4日光榮退役。1866年7月13日奉派美國駐廈門領事，管轄廈門、雞籠（基隆）、台灣府（台南）、淡水和打狗（高雄）五個港城市。後來轉任日本外交部顧問，指導日本進攻台灣，1874年獲日本頒「勳二等旭日重光章」，被天皇封為二等貴族。之後，前往朝鮮，任職朝國王顧問。1899年9月2日李仙得在朝鮮去世。
Harold M. Otness 在《One Thousand Westerners in Taiwan》認為19世紀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Charles W. LeGendre, 1830-1899）可能是「西方涉台事務史上，最多采多姿、最具爭議性的人物」。
李仙得在1866年底來到中國廈門擔任領事，到任不久1867年3月，美國三桅帆船羅發號（Rover，也譯為羅妹號）在恆春半島南端海域觸礁失事，船長夫婦和船員被土著殺害，李仙得向清國政府閩浙總督吳棠提出抗議，要求追究責任，吳棠反駁說，「原住民之地非屬清國版圖，礙難用兵追究責任。」
5月奉命調查船難事件的清帝國的台灣道（最高文官）吳大廷，向長官報告稱，「其地盡是生番，並無通事，鳥道羊腸，菁深林密，係在生番界內。其劫之凶犯，並非華民，該處乃末收入版圖，且為兵力所不及，委難設法辦理」。
福建巡撫李福泰批准李仙得前往台灣，並致函台灣知府葉宗元，予以必要協助，唯附但書：「如果領事自行處理該事件，請告訴他不要這樣做，因為這些野蠻人可能給他帶來更多意想不到的麻煩」。為了造訪船難現場以及試著（雖然沒有成功）促使台灣府官員有所行動，李仙得搭乘費米籃長（Captain Febiger）的美國輪船亞士洛號（Ashuelot），在4月18日抵達台灣府。
海軍少將貝爾（Rear Admiral Bell）統率美國亞洲艦隊討伐台灣原住民，6月6日到達打狗港，7日停泊於出事現場的海面，13日181名海軍陸戰隊登陸，由於不熟悉險要的山道和複雜地理，遭原住民伏擊，許多人中暑，麥肯基上校（Capt. McKenzie）戰死，敗退而歸。 Bell寫給李仙得的信對原住民的戰鬥方式如此描述，「野蠻人下山迎戰，狡猾地引誘我們，處處埋伏，每次狙擊後必然撤退。他們的武器是閃亮的滑膛槍，不見任何人手持弓箭」。
李仙得認為即使訴諸武力也難有勝算，因而決定採取外交手段收拾局面。李仙得在10月10日，經過通譯必麒麟（William A. Pickering），與十八社部落酋長卓杞篤（Tokitok）進行會談，雙方簽定親善盟約。
清政府也派代表團要和卓杞篤談判，卻遭卓杞篤輕蔑地回絕，代表團強調只是請他商談對彼此都重要的事項，卓杞篤派他的兩個女兒去，她們在官員面前毫無懼色，拒絕下跪，勇敢地說，她們的父親肯和外國人談和，是因為他敬佩他們的勇氣，他見過外國人冒著槍林彈雨無畏地衝上山頂。
1869年，李仙得與卓杞篤再次確認此協議，並在中國海關稅務司滿三德見證下，雙方簽定備忘錄。李仙得觀察到，原住民確實遵守協議規定，但中國當局卻失信於對李仙得的承諾。在這種情況下，卓杞篤越來越管束不住底下的番社，李仙得也發現各番社之間爭執迭生，遲早會出事，果然，不久就發生琉球漂民遭牡丹社殺害事件，成為了1874年日本出兵台灣的藉口。李仙得在敘述這些經過時，詳細刻畫總頭目卓杞篤的外貌舉止、為人處事，以及各番社頭目之間的權力關係、互動過程。例如，他發現射麻里頭目伊厝很忌妒卓杞篤，總是想離間李仙得對卓杞篤的信賴；李仙得也曾藉著酒後酣歌時刻，考驗各頭目之間的友誼，最終迫使伊厝及其他頭目表態支持美國人。凡此種種，皆是當時其他作家所未記載、卻是珍貴無比的民俗誌文獻。
李仙得在1867年4月首次來台之後五年間，又陸續來台至少七次；每次除了和台灣官員討論土著治理問題之外，也趁機利用他在地理鑽勘的專長，前往淡水、基隆、苗栗、六龜和恆春半島等地，進行地質調查，拍攝土著聚落景觀，並繪製近代以來最有科學性的台灣地形圖像，深入觀察、記錄、拍攝台灣社會的風土民情、族群關係、地質地貌、鄉鎮分布等。
1874年，李仙得匿名發表一篇影響台灣命運最為重要的論述：「台灣土著是否屬於中國領域管轄？」稍後，將他個人處理船難事件過程所累積的台灣印象，集結成一份草稿，名為「台灣紀行」（Notes of Travel in Formosa）。此份書稿馬上被官方譯成日文，做為派軍征服恆春半島土著的最重要參考資料。
「台灣紀行」分成四卷；大部分篇章描述台灣北部和西部的地形和土質結構。這些章節頗為平淡，若以遊記文學的標準來看，顯然還有很多不足之處。相對之下，李仙得在記錄南台灣時就展現出豐富的地理內涵與民族誌細節，這些文字不僅生動有趣，而且充滿魅力，足以匹配他在南台灣所曾經歷的非凡事蹟。本書所收錄的就是這些重要章節，即李仙得「台灣紀行」書稿第三卷的第15章至25章。原編者是專門研究日本殖民主義和「牡丹社事件」關係的美國學者Robert Eskildsen教授（2004年他在Smith College 任教），2005年他利用美國國會圖書館珍藏的稿本，摘錄有關南台灣土著事務的篇章，集結成書。在編輯過程，他考證原文的正確性，比對當時存在的部落位置，並數度來台，前往恆春半島，考查著名頭目卓杞篤的村莊以及附近山川景觀。
本書描述19世紀帝國主義脈絡下，台灣南部原住民與中外勢力（清廷、西方政商人士）相遇、衝突與交戰的精彩過程。這些過程乃是圍繞著李仙得與瑯嶠十八番社總頭目卓杞篤之間的盟約而漸次開展的。首先是美國船舶在卓杞篤的領域內遇難；接著是李仙得憑藉外交手段，逼迫台灣府文武官員（駐紮今台南）派遣清軍南下征伐涉案土著；在清軍壓境瑯嶠地區之際，當地族群（福佬、客家、「混生」）害怕腐敗的官軍趁火打劫，聯手請求卓杞篤出面和官員談判，制止軍隊鎮壓；同時，李仙得（而非台灣總兵）毅然進入番地，與卓杞篤舉行會談，雙方訂下「南岬之盟」，保證維護西方船難者的人身安全。這項盟約直接證明土著才是恆春半島的領主，也間接顯示清廷確實將此地土著當作「化外」之民，不願承擔船難善後事務。1871年琉球島民遭遇船難，被高士佛和牡丹社人殺害。1874年日本準備出兵，征剿土著。此時，日本政府最需要的，便是李仙得過去處理土著事務的知識和經驗；不久，立即重金禮聘，儼然成為日本軍事活動的最高顧問。
本書是李仙得最為精華的論述，一方面直接挑戰南台灣土著的領域是否為中國屬地，另一方面則刺激清廷將全台灣納入實質統治的決心。此後，不管是所謂「開山撫番」措施，或是台灣脫離福建，變成獨立行省，都可看作是清廷對於李仙得論述的回應。若是有人想了解台灣建省前後，南台灣漢人聚落和土著生活景象，本書無疑提供最直接的觀察和記錄圖像。
本書簡介
／英編者（Robert Eskildsen）
本書的內容，取自李仙得（Charles W. LeGendre）未發表的文稿「台灣紀行」（Notes of Travel in Formosa, 1874）第15章至25章。這份藏於美國華盛頓國會圖書館的文獻，是四捆字跡工整的文稿，其中包括若干1872年以來關於台灣的插圖及攝影。1872年春天，李仙得遊遍台灣西部，沿途廣泛蒐集資料，最後都收到這份文稿中。...他可能預備離開中國前往阿根廷就任公使之際，發表這些筆記，但是日本政府臨時聘請他擔任顧問工作，使他沒有去成阿根廷，也擺下出版計劃。
看來，李仙得是在1874年5月日本遠征軍出發前往台灣南部（牡丹社事件）與他個人8月前往中國（做為日本代表團對清談判顧問）之間的短暫時間，寫下這些筆記。這幾個月，李仙得在東京停留，繼續給日本政府做顧問，雖然他的角色已不如籌畫遠征時那麼重要了。然而，李仙得對於日本犯台這件事的興致始終不減。他的手稿有時帶有爭論的意味，並刻意修正對於過往事件的描述，以便合理化日本對於南台灣的進軍行動。尤其在文稿的第24章（即本書第10章），他還定下具有特定立場的標題－－「日本有權對台灣番地宣示主權嗎？」
...他在記錄南台灣時展現出豐富的地理與民族誌細節。雖然他個人對南台灣很熟悉，但文稿中很多敘述卻是引自他處，顯示在自已的觀察之外，他還引用及摘要其他旅行者的說法，而且很多篇幅幾乎是逐字抄錄外交文書的段落。在這些章節中，李仙得似乎有意寫下南台灣的人民與土地概況，但最後卻淪為李仙得自述－－同時佐以其他資料來源－－個人在擔任廈門領事時期所達成的非凡成就，此即他與卓杞篤（Tokitok）在1867年所達成的協議，使後者承諾不再屠殺因船難而登陸南台灣的外國人士。...李仙得有關南台灣的描述，還是對於1860、70年代台灣原住民社會的政治、經濟組織提供很多洞見。
導言
／英編者（Robert Eskildsen）
1860、70年代前往南台灣的外國冒險家，碰上的是一塊野蠻人居住的未馴服土地，大致上處於清廷的統治力之外。即使南台灣不是完全原始，也跟十九世紀西方人所預期的那樣，非常接近自然狀態。前來南台灣的訪客，不是為了找樂子或滿足無聊的好奇心，或至少不是全然如此，而是為了處理幾樁被住在那裡的原住民殺害的外國船難事件。從更寬廣的角度來看，外國人走訪南台灣，發生在西方帝國主義擴散的脈絡之下；很多他們公開承認的目標，現在都跟帝國主義聯想在一起，譬如必須要散播他們的文明，或是確保他們來往國際船隻的安全。本書發表的文章，許多是第一次面世的；它們訴說著19世紀帝國主義脈絡下，原住民與外國人（包括西方人及日本人）相遇、衝突與交戰的有趣故事。
統合本書各章節的前後故事，開始於1867年遭到船難的美國人受到攻擊，觸發羅發號（Rover）事件；結束於1875年戰事完了，日本政府裁撤當年為監督侵略、佔領南台灣（即所謂「台灣出兵」），特別設立的台灣蕃地事務局（Taiwan aboriginal ministry）。在1875這一年，清廷對於日本的侵略有了決定性的回應，果決地綏靖南台灣，且正式將之併入清帝國行政管轄。清廷在1875年的行動，或更精確地說，由沈葆楨啟始推動的「開山撫番」計畫，可視為由羅發號事件所觸動一連串政治與外交措施的因應結局，但也可視為南台灣另一個新歷史階段的起始。從此，該地區開始失去自主性。本書的資料不包括1874以後的事件；若讀者想了解南台灣下一階段所發生的事情，可參考最近出版的《1880年代南台灣的原住民族》一書。
然而，發表於本書的資料，並不僅僅是講述西方人對南台灣的印象；這些資料使我們得以窺見──雖然是不全面的──中國政府綏靖南台灣之前的原住民社會。誠然，這些資料中所呈現的南台灣，受到一大堆西方人先入為主的觀念及偏見所形塑，並被無知及透過通譯所造成的溝通不良所影響，乃至呈現種種限制，不過，它們還是傳達了南台灣生活的生動影像；在中國政府與日本及西方的外交衝突的較大劇碼中，原住民並不是舞台上的小道具，而是眾人矚目的主角。這些資料提供了有力、迫切需要的證據，足以修正出現在大部分日本出兵台灣的歷史中的原住民形象。在多數的敘述裡，尤其是從日本人觀點所做的描述，原住民經常被描繪為兩種刻板的面向：他們野蠻、未開化，殘酷不仁，活該接受懲罰。
這些資料的作者們，有很多位是策畫、執行日本進犯台灣的主要人物，相當自信他們的行動是妥當的。他們就是要馴服這些「野蠻人」，一點歉意都沒有。然而，當他們描述南台灣的土地及人民時，他們通常會暫時擺下政治策略，呈現好奇心，努力詳實記錄，生動逼真地描述他們個人與原住民之間的交往情況。因此，儘管他們對原住民明顯帶有偏頗、成見，但比起研究遠征的歷史學家，這些作者更把台灣的原住民當作一回事。講得更明確些，他們很多時候也不得不這樣做；歷史學家從事研究工作，很少遇到風險，但這些侵入南台灣原住民社會的冒險家，卻是冒著生命危險。不過，對冒險家而言，這也是其中的樂趣所在。
在編輯這些文本時，我通常盡量忠實原來的版本，但其中幾個明顯出錯的拼音，我都改過來了；在作者明顯漏字部分，我也都加以插補。
李仙得的文稿中有許多錯誤、遺漏與矛盾之處，尤其是他的註腳需要編輯處理。很多註腳是不完整的，或是提到沒有收在本書的文稿段落。本書刪除這些部分，但保留其餘的註腳。唯有幾則較長的註腳，因影響到行文的流暢，就移到附錄裡。李仙得的原註，皆加上「原註」字眼。
編輯文稿中的專有名詞，是相當令人畏懼的工作。這些外國作者對於原住民名字及村庄名稱經常搞混，無法正確拼音，主要的原因是他們不熟悉排灣語，而且當時也不存在標準的記法，其結果就是同時出現不同的拼音（附錄六的表列，就是幾位曾經走訪南台灣的訪客對於各村落的不同拼法）。如今簡直無法核對文本中某些名稱的拼音是否正確，因為它們所指的村庄已經消失，且大多數村庄頭人的名字，也從未出現在漢文文獻中，因此，無法為這些名詞提供一種標準的拼法。對於這些外國作者而言，漢人的名字比較不是問題，但因中文拼寫的慣例尚未成形，所以也出現眾多不同的拼法。因此，本書各章節對於專有名詞的拼寫並不一致，存在很多差異。為了忠於文本，本書保留這些不一致的拼寫方式。書後附上的索引及人名地名對照表，應該可以幫助讀者解決大多數不同拼音所帶來的困惑。
漢譯者
黃怡
祖籍福建廈門，1956年生於台北市，畢業於文化大學法律系。多年來主業為期刊編輯工作，曾擔任《台灣新文化》、《日本文摘》、《大陸現場》、《牛頓科學》、《人本教育札記》等月刊及《重現台灣史分冊百科》總編輯，《自由時報》、《時報週刊》撰述委員，《台灣立報》副總編輯，《新台灣》週刊編輯顧問。著有《脫軌的老大》、《終生的反對者》、《她們獨自起舞》、《人類沙文主義者》、《男人女人懂不懂：後性別時代的情欲觀察》等書，譯有《漢娜鄂蘭傳》、《南台灣踏查手記》。
校註者簡介
陳秋坤
1947年生，屏東縣潮州鎮人。台灣大學歷史系（1969），美國史丹福大學博士（1987）。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台灣史研究所研究員。目前兼任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教授。出版專書《清代台灣土著地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初版1994，修訂版1997，增訂版2010），論文「帝國邊區的客家聚落」、「清代萬丹地域的地主」等論著。曾經編輯「潮州鎮志」、「里港鄉志」和「屏東縣誌」等地方志書。
《南台灣踏查手記》章節目錄
第一章 羅發號事件 ●從枋寮到南灣的地形 ●羅發號船員被殺事件 ●英美遠征軍與南台灣原住民族的對抗 第二章 清軍南下 ●我採取行動，協同中國當局，準備綏靖南台灣 第三章 必麒麟和洪恩的探險活動 ●必麒麟與洪恩在南台灣冒險找尋杭特船長夫婦遺體 第四章 必麒麟與洪恩抵達枋寮後的行動 第五章 進軍車城 ●劉總兵率領軍隊，陪伴我，穿越山區前往車城 ●車城所見記事 第六章 南岬之盟 ●與卓杞篤議和 ●清軍撤退 第七章 再訪卓杞篤 ●1868、1869年兩度走訪南台土民 ●1869年確立1867年10月所締結的協議 ●中國政府對台灣番地管轄權的理論 第八章 南岬之盟的成效 ●1869年9月巴士島民在南灣發生船難 ●1869年年底洪恩先生船舶在島嶼東南端觸礁 第九章 牡丹社事件 ●英籍「倫敦城堡號」船難；牡丹社東南邊界發生58名琉球人被殺案件 ●1871年我搭乘美籍「亞士休洛號」船艦前往事發地點，並會見卓杞篤 第十章 日本有權對台灣番地宣示主權嗎？ 第十一章 台灣東海岸景觀 ●根據出版及未公開文獻，描述南灣到雞籠一帶海岸景色（太平洋沿岸） 第十二章 台灣北部及中部物產概
譯註
混生 原文為half caste。母親是原住民、父親是福客移民、所生的混血兒。
李仙得在描述自枋寮、加祿堂、莿桐腳、楓港、車城時，提到福客移民與原住民通婚和混血兒後代。
(p.24) 距離枋寮（Pon-lee）約4英里處，有個漢人與混生居住的小村子加祿堂（Chalatong），居民約有五、六百； ...加祿堂由若干竹子和泥士搭建的茅草屋所組成，...加祿堂的陸地被中央山脈的陡坡所圍繞，...這些陡坡屬於率芒社（Souban tribes）的勢力範圍；加祿堂村民必須向他們納貢。
莿桐腳庄（Che-tong-ka, 今屏東縣枋山鄉莿桐腳）本庄住著三、四百名來自福建的漢人及混生。
(p.31) 車城以南的屯墾區，無論住的是混生或漢人，都得向原住民納貢；每一百袋米要捐三袋。除此之外，他們就完全獨立，不受干擾。
(p.33) 瑯嶠山谷西邊的山脊，住著和原住民「大量通婚，以致混血後代占了人口的重要比例」。山谷中住著三類人：來自福建的墾民大多在山脊底部開闢農地，佔據山谷西側的狹窄地域；客家人（Hakkas）通常聚居在山谷中央；平埔番（Peppos）則散居山谷東界，形成中央山脈山腳下的聚落。中央山脈是瑯嶠山谷的東界，再往東2-3英里的直線距離，到處群山林立，都是原住民的獵區；原住民就散布在獵區與東海岸之間。...射寮住民約五百人，大多數是混生。…無論男女，都比較像原住民...大樹房是許多農舍聚集之地，...他們和北邊的鄰居－－原住民，保持密切的聯繫，娶原住民為妻，和原住民做生意，在各方面協助原住民。大樹房的男人不是打獵，就是捕魚，而他們的原住民妻子則沿襲原有的勤勞習慣，鎮日忙於率種及照顧家中大小事情。
(p.44) 如果未能取得住居西海岸的漢人和混生的協助，外國勢力絕不可能單以武力逼迫原住民就範。他們供應原住民所有的彈藥及軍需品，以及其他大量的補給。這兩大族群因互相利而結合...
瑯嶠 Langjiao現在的屏東縣車城鄉。瑯嶠地區泛今天屏東縣枋山鄉，包括楓港村、善餘村、枋山村與加祿村等地區。
卓杞篤（Tokitok）豬朥束（Tuillassoc，位於今滿州鄉里德村）社頭目，在1867年代表瑯嶠十八社與李仙得達成協議，承諾不再屠殺因船難登陸台灣的外國人。
Douglas L. Fix、John Shufelt編的英文版，《Notes of Travel in Formosa》，台南：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2012
（網頁編集／林茗顯 2012/12/21張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