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貼時間： 2013-01-17 14:54:54
前衛出版社
荷蘭時代的台灣社會：自然法的難題與文明化的歷程作者：鄭維中
出版社：前衛
出版日期：2004年07月31日
ISBN：9578014449
作者簡介
鄭維中，1974年生，臺灣屏東林邊人。政治大學社會學碩士、荷蘭萊登大學歷史學博士。著有：〈略論荷蘭時代臺灣法制史與社會秩序〉，發表於：《臺灣風物》50卷1期。譯有：播種者出版，韓家寶著，《荷蘭時代臺灣經濟、土地與稅務》。
本書藉由荷蘭時代發生在台灣的幾個事件，來說明荷蘭時代臺灣社會中各族群的互動情況，以及臺灣社會當時的重大變遷。荷蘭人在台經由與原住民締約的程序，來建立政體；並且依照澳門、馬尼拉、巴達維亞（今雅加達）等其他歐洲殖民城市的治理經驗來建立熱蘭遮市(今台南安平)。
作者細緻剖析1637年荷蘭長官帶兵集合南部數村社長老來公審殺人兇手的檔案文獻，提出荷蘭人以領主-領民關係為在台組織政體的原則此一假說。並藉由剖析1639年漢人代表上呈荷蘭政府的一份請願書，來關照當時臺灣漢人市民眼中的東亞世界。
透過作者對第一手文獻的解析，向讀者展現出共居於臺灣的原住民、漢人、荷蘭人三者，不同族群間由於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所交織而構成的豐富社會生活網。本書提供了在殖民國家競爭架構之外，從本地社會生活之學習與創新此一角度來理解臺灣歷史的新視野。
（根據本書原文略述：）
荷蘭在台灣統治38年，將當時歐洲的社會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施行於台灣，成立了一個類似歐洲各地的「等級政体」。
聯合東印度公司成立之法律基礎
（p.5）特許狀（Octrooi），為中世紀君主將所屬主權的一部份授與出去的證明書。東印度聯合公司的成立，基礎就建立在1602年3月20日，荷蘭共和國聯邦議會（Staten-Generaal der Vereenigde Nederlanden ）所批准一份特許狀所賦與的法律地位之上。亦即聯邦議會將其執掌國家主權中，所包括的壟斷貿易權，授與聯合東印度公司。當時的發動獨立叛變的荷蘭共和國（低地聯邦）正處於被西班牙帝國軍隊陸地包圍、海上經濟封鎖的艱困處境。於是，各市鎮當政的攝政門閥等級仕紳（Regent），一方面由於領軍參戰，無法參與殖民地經營；另一方面要經濟資源的支持，故將海外區域的準主權，交付給商人，以換取其支持。又以授與貿易壟斷權的方式，提高其獲利。
治理東印度地區的法律架構
（p.13）根據《1602年特許狀》第35條條文規定： ...前述「聯合東印度」公司得在好望角（Cape van bonne Esper-ance）以東，到麥哲倫海峽內之間，以聯邦議會或其主權的名義和君主及實力者（Potentaten）結盟或訂立契約，以建立堡壘及據點（Versekertheden），因地置宜設置長官、軍事人員、司法官員，及其他必要的職位以維持秩序（ordre）、治安（politie）、與司法（justitie），尤其在推展業務。此外，前述長官、軍事人員、司法官員在啟程營業時即對聯邦議會（Staten Generael）或其主權（Overichtheijt）與公司宣誓效忠。
治理台灣的法律架構
（p.20）...為與明帝國發展貿易，總督Jan Pieterszoon Coen與東印度議會發佈《1622年4月9日指令》，任命Cornelis Reijersen為指揮官，率領12艘船聯合艦隊，於15日組成秘書議會，25日組成艦隊議會。6月24日進攻澳門失敗，25日根據艦隊議會決定根據同一分《1622年4月9日指令》的命令採取下一步驟佔領澎湖。之後展開了此一艦隊以澎湖為聯絡處，長達兩年的時間不斷要求與明帝國直接貿易的過程。...當明帝國方面在1623年底態度漸趨強硬後，一方面因為大員一地長久以來為中日走私地點，荷船則藉此與中日商船聯繫；再者整個艦隊薪柴、飲水的運補因地利之便也多來自大員（Tayouan，時指鯤身島），而在澎湖的病員也送到大員來療養，於是在1623年10月25日Reijersen指揮官應Pieter de Carpentier總督之命令，派人到大員來建築城壘。此後，大員即為澎湖議會控制整個聯合艦隊調度網轄下的一個據點。
1624年5月4日巴達維亞的總督和東印度議會決議任命Martinus Sonck為長官（Gouverneur），接替Reijersen指揮官之職務。他在8月3日抵達澎湖，此時，遭逢明帝國海師壓境，故8月18日，聯合艦隊的艦隊議會決議撤退。26日開始拆除澎湖城堡，30日長官發令在大員建城。...大体上，隨著貿易狀況的穩定和大員市鎮的商、漁業發展，與台灣原住民結盟及內陸農業、狩獵開發，越到統治的晚期，議會就越固定於大員（熱蘭遮）城內。此外，隨著基隆、淡水城議會之設置，熱蘭遮議會也漸漸獲得地區性政府的地位。如同巴達維亞中央政府的成立過程一樣，早期的大員長官與議會較具軍事性的機能，晚期則漸漸發展出地區性的立法機能。前述1626年東印度議會的決議中，將大員長官視為東印度議會的當然議員，使東印度議會和大員議會結合起來。總而言之，制度架構的權限劃分在於是議會間的層級關係，而不是地理上的範圍。隨著人員活動範圍與需求的擴張、人際間關係的複雜化，制度架構也因而擴張。
治理台灣本島的封建政体：地方會議
（p.24）直到1635年11月23日長官Hans Putmans 獲得巴達維亞調派的遠征軍（400人）之助，率領600人分為七個連隊討伐麻豆大社後，與西部平原各村落關係才算初步穩定下來。1636年開始舉辦全島各村社首長一同與長官締結封建協約「領邦會議」（Rijktag），之後則分區加開「地方會議」（Landdag）。所謂「地方會議」，即歐洲當時封建政体下「等級會議」的一種型態。
1636年2月舉行首次「地方會議」（Landdag）。20日陸續有28村落的首長（bevelhebbers）聚集到新港村。 21日晚間，Hans Putmans長官，率領一個連隊的士兵登陸新港。雖然已經安排好所有的參加者的就寢處（slaepplaetsen），這些參加者聞訊後還是前來歡迎他。當夜，長官友善的接見這些人，並且，長官還「對他們讚訟和平對他們有多麼可貴，除非必要他不發動戰爭，更不會和居民一樣，為了頭顱而爭鬥。」
22日，開始所簽訂和平協約的確認（bevestinge）典禮。擔任各自村莊發言人的所有長老們（outsten），排成一列，荷方非常冗長、詳盡的向所有的參加者描述將要被確認的「和平」（vreede）的意義：和平有多麼可貴、此後怎樣以合適的方式相互對待，而不是如過去的習慣彼此謀殺。冗長的解釋之後，大致上確定長老們已沒有疑問，再向他們解釋將授與他們的禮袍、權杖、親王旗的意義。一切準備就緒之後，宣誓效忠，確認協約－－雙方一起折斷一根稻稈（平埔族人有折草為誓的行為），共同發起誓約，接著典禮開始，由長官號令，長老個別被召喚出列，親身到長官面前，由長官授與袍子、權杖、親王旗。
當目加溜灣、塔卡拉揚、和放索仔村莊的長老受召出列時，他們將檳榔、椰子樹苗親手種植在長官雙腳之前，象徵讓渡主權給荷蘭共和國。授袍的典禮結束後，長官再度鉅細靡遺的向他說明要力圖維繫和平，不止不應反對荷方，而且也不應相互作對。換言之，破壞和平者無疑的會遭到應有的懲罰。
（1636年）2月22日，參加的村落有：新港北方兩天路程的有Tarokei（塔羅凱）、Tirosen（諸羅山）、Dorko（哆囉嘓，內含二村），從一天路程以外山區來的有Tevorang（大武壟）、Taiouwang（台歐灣）、Tusigit（突西技）、大村莊有Mattau（麻豆）、Soulang（蕭壟）、Bakloan（目加溜灣）、Magkinam（馬氣南）、Teopang（大歐龐）、Tivalukang（帝華鹿港）、Tivakang（帝華港）；（新港）南方兩天路程的有Takareiang（塔加里揚）、Tapuliang（大木連）、Pandel（萬丹）、Calivong（卡利黃）、Sotanau（蘇塔鬧）、Tourioriot（桃溜溜），在Sotanau南邊一天路程的有大放索仔、小放索仔、Kesangang、Tararahei、Jamich、Sangwang、Flatia（弗拉夏）加上新港共28村。
1644年3月21-3日的北路「地方會議」，60人出席，參加者：首長（領有權杖）、長老（未領有權更但有資格領有者）。列席：議會、政務官（此後為常設）。1644年4月19日的南路「地方會議」（包括東部村落），66人出席。除了1657年因天花肆虐，大多村社首長無法出席，也無法派代表參加，1660、1661兩年因國姓爺攻台傳聞而延期，每年舉行會議。1651年全島聯合315村，66675人口。
從前無古人的放索仔村落的會審，解析 台灣本島領邦法政架構
放索仔位於下淡水河（高屏溪）的南方，（塔加里揚）南方七村，總稱放索，離海岸不遠，人丁眾多。1636年2月，放索村落已和荷蘭人結盟，從未殺害福、客移民、或害荷人。荷蘭人4月時曾派出一名士官駐於此地學習語言，5月到7月，荷人和放索村聯軍跨海征伐金獅島（小琉球），將當地居民收為戰爭奴隸。從結盟到聯軍，放索村的居民對荷蘭人的支援都由一位當地首長Tacomey代表。1637年7月荷蘭教會當局已開始在南方附近各部落設置學校。
1637年10月底，派駐的士官倉促逃歸熱蘭遮城堡，驚慌的向議會報告：Tacomey 已被殺害。根據以往的經驗，這似乎是大規模叛變的前兆。不過此時公司正忙於征伐虎尾壟人，難於措手。虎尾壟戰爭結束後，長官決定傳喚Tacomey的兄弟，探知放索人的真正意向。11月15日後，局勢明朗化，這是一件單純的家族間仇殺，並不涉及其他的村落。於是，23日議會決議，到放索仔村莊去執行這件刑案的審判與處刑，讓原住民暸解到殺害部落首長的後果。11月26日星期四，行動指揮Johannes van der Burch長官登上載滿衣裝整齊、裝備良好荷蘭士兵的三艘戎克船，趁著北風，由熱蘭遮城向福爾摩沙島南方啟航。三艘戎克船上共載有140名荷蘭士兵，由一名尉官Jan Jeurijaenszoon率領。
28日清晨，部隊按照兩個連隊隊形，嚴整的登陸放索社，由受害家族一方的放索人，駕著杉板協助完成登陸。部隊由牧師和尉官率領，嚴整的行進，進駐村莊。兇手方的一半放索人，均已攜家帶眷逃離。當夜扣押一名兇手方的長老Rioulath，他也是5個主犯的唆使者。長官通令五個嫌犯必須自行來接受審判。星期日清晨四時，漢人通事帶來了四位主犯Tarapou，Tipikat，Tamarouwi，Tarubat，第五位因重病無法應訊。
附近村莊Dolatocq（東港），麻里麻崙（萬丹）及搭加里揚的長老們率領共約850人來協助維持審判的秩序。審判就在這些長老們和長官的面前舉行。相關的人士都聚集到這村落。這村落狹長，房舍低矮，有3000人口的大聚落。加上領命前來的外村長老和精壯的外村戰士，使這個村莊的氣氛呈現一股未有的騷動不安。荷蘭士兵既未攻擊，也未燒殺，他村的戰士也同樣按兵不動，使得氣氛詭異又凝重，這個情景就像聯軍出擊小琉球，但沒有攻擊的對象。前幾天，荷蘭人要率軍南來的消息傳回村落時，就引發了恐慌，半數人相信荷蘭人將燒村痛逞，就像虎尾壟和其他地方一樣，於是攜家帶眷連夜潛逃；另一半人半信半疑，但也恐慌不安，於是在岸邊等待荷蘭人的到來。這4位主犯的出現，多半也是在擔憂荷蘭人燒村的恐慌之下，出來投案。
長官、外村長老、本村長老、嫌犯、居民，齊聚在光天化日之上，並且在外村戰士和荷蘭士兵森然羅列的武器金屬光澤之前，開始這一次前無古人的會審。村落插上了奧良耶（Orange）親王的親王旗，長老們則披上黑色禮袍，手持銀標權杖。在牧師與當地預備教師的中介翻譯之下，會審開始了。
謀殺的動機是積年的仇恨。Tarapou是為了報父仇，Tipikat則是為了報姪子的仇。當去年7月爆發天花流行之後，Tacomey一方染病勢力大減，他們便趁此機會報仇，將Tacomey殺死。顯然這是一件單純的仇殺，但是，殺死的對象不單是一位屬民，而是一位長老。因此，其罪惡不止是妨礙了公眾的安寧，而是觸犯了政治上的秩序。長官對此的判決是： 我們對年輕時候發生的問題沒有興趣。因為，若是如此，當初就不應選Tacomey作長老（outste），而應該告發此一事端，由前任長官審理。既然在前任長官主持的選舉中接受他為長老，且誓言加以承認尊敬，作他順服的屬民；何況他又對荷蘭政府誠實忠信，可堪為所有長老的表率。所以，所有參與謀殺的人，都應按照當地的習慣（costume）受相當的懲罰以為鑒戒。
對於根據當地習慣應如何來處置這點，長官則交由參與會審的所有長老來提出。於是，在眾目睽睽之下，所有4村長老們與長官和牧師一起，魚貫進入另一個小屋。他們將在此會商決議對此4人的處罰。
時間似乎凝結了。所有人都在期待事件的終結。按照長官的記載，所有長老的意見都贊成將這些殺人犯判處死刑。因為長老們為了自身的安危，有必要借荷蘭家長對此懲罰以示儆戒，來預防類似事件的發生。為了讓所有的長老個別發紓意見，討論進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長老們和長官達成共識後終於再度魚貫走出小屋。長老們共同宣判了死刑。五個罪犯此時才被捆綁起來，準備受刑。長官下令他們對群眾大聲懺悔自己的犯行，長老們則向群眾宣佈其罪狀，告知每一個人，要繼續效忠他們的長老，而長老則在他們屬民的認可下，矢志效忠荷蘭政府，更因此要以此犯行為鑒戒。長老們的告誡此起彼落，群眾則交頭接耳，一陣騷動後，緊張的時刻來了。
行刑開始了。所有人都對他們無能為力。Rioulat、Tarapouw、Tamerowi在鋒利的軍力下身首分離，驚嘆聲，哀嚎聲，此起彼落...Tipikat、Tarrubat緊接著被帶上刑場。群眾的緊張已轉為莫明的亢奮...此刻，長官卻下令終止行刑！這引發了另一陣譁然和騷動。群眾的情緒再度被挑起了。
長官隨即說明了理由：長官赦免他們，以示「要另一半逃離、叛亂的放索人知道，我們並不對所有人都要報復，而且要他們回來之前，先向長官求和。」並且向那一方的人宣稱，Tacomey長老的兄弟和孩子，已被群眾認可為本村長老，逃離的那一半人，若不和荷蘭政府和解，就不會在他們當中設立長老。
如此，長官不可動搖的最後權威殆無疑義，而長老們對此多少有些訝異。激情過後，亢奮的群眾索取屍體的牙齒、耳朵、頭髮。長官權宜的准許之。
從以上這個案件，可以解析出幾個政体結構上的特徵。
首先，這是荷蘭東印度公司在與此地原住民結盟之後，首度以執行司法的形式（而不是戰爭的形式），正當的行使暴力。就這一點來說，殺人罪成立的前提，就是戰爭行為的取消。只有在暴力（尤其是生殺大權）為上級支配者所壟斷的時候，其他的任何個別的暴力行為，才會被視為私鬥。從此開始，不只是簽約村落間的爭端不得使用暴力，部內的爭端也不能由暴力解決。
其次，此一案件，並非單純的殺人案件，而是殺害長老的叛亂案件。按照此一判決的理由，突顯出長在法律身份上的特權。殺害長老，不能以一般觸犯公共安寧的私鬥視之，而是一種挑戰合法權威的叛亂行為。此後，長老既經推舉或認可，宣示效忠，就不是一般屬民。
第三點，案件經由諸村長老聯合會審，而不是單獨的視為一村的孤立事件，則是將長老視為超出個別村落公共權力的代表。此後他們不同於一般屬民，代表超村落的利益。而個別長老遭受的問題，他村長老也有解決、干涉的義務，不是由各村社民眾自行解決。
第四點，長官行使了赦免權。這清楚的展現其所具有的完整司法權力。亦即，即使按照法律、習慣來求刑判決，長官也有超越制度的最後決定權。此後，掌握生殺大權的終極決定者，只有長官一人。
最後，審判行刑結束後，長官對長老們的訓誡，以及長老們對屬民的訓誡，都直接說明了這一事實：這是一種以效忠庇護關係來成立的封建式支配。正如在最後的訓誡所指出的效忠關係一樣。聯邦共和國被視為領主，長官則為其代表，長老們效忠長官，長官保護長老，長老則是在村民認可下具有處理公眾事務的特殊身份。在上一章已談到，封建制度是怎樣從十字軍東征開始就深深的影響西方的殖民制度。在17世紀此時的北美、南美殖民地，到處都是封建庇護關係的開展，因此在此地發現這種封建庇護統治原理，其實並不令人驚訝。
網頁製作／林茗顯 2013/0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