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母往生十年後，爸爸終於在五月三日凌晨「轉去」了。十年前我寫了一篇「刺客的阿母」紀念阿母去世(見附錄)，現在也想寫一篇紀念爸爸。除了個人的懷念，作為台灣現代史的一個切片，爸爸九十二年的一生橫跨日據時期和蔣據時期，許多經歷（例如一度蒙冤入監被囚）也頗有可記之處。

爸爸在一九一五年出生於新竹頭前溪邊舊社附近的湳雅。阿公種田並兼業土水師父，尤其以策灶出名，連中部地區也不時有人聞名聘請。阿媽是一位只有開拓墾荒社區（新竹開發較晚）才容易看到的堅強女性。她生了十多個孩子，都是自己接生的；生產後不過幾天，就又回到田裡工作。阿公和阿媽的影響不只可見於爸爸後來的土木與水利工程師生涯，也可見於他一生工作狂式的風格。

殖民統治與台灣現代化的糾纏

阿公一向痛恨日本殖民者，但是當時日本殖民政府推行國民教育，還是不得不讓爸爸去新竹第二公學校（後來的北門國小）讀「狗仔書」。家裡農事繁重，爸爸下課後都是直接走到家裡「田頭」，脫下制服摺疊好放在田邊，就下田做農。但他書還是讀得很好，六年都是第一名的班長。也就是因為他書讀得太好，在他快畢業時，民族主義與現代化、傳統與現代、以及殖民統治與台灣現代化的糾纏，就顯現出來了。

偷偷去台北考台灣工商學校

很多師長朋友都覺得爸爸如果不再繼續求學，就太可惜了，可是阿公卻不會容許。結果是一位朋友給了他五塊錢，讓他可以偷偷去台北考台灣工商學校。爸爸當然考上了。既成的事實加上朋友動員長輩勸說，再加上公學校的日本校長穿著文官服掛著佩劍親自下鄉「拜訪」阿公，才使阿公終於讓步。

取得文官資格

台灣工商學校（後來的開南）是那時日本培養台灣中初級工商幹部的一家學校，訓練極為嚴格務實。像爸爸所讀的工科土木分科，就教工程計算所不可少的微積分，這是今天的我們所難以想像的。爸爸以優異的成績畢業後，到金瓜石礦公司工作一年，很快就被找回新竹州（轄區涵蓋今天的桃竹苗）服務。他從水利工程「技手」做起，因為表現優異，不到兩年就取得可以穿文官服的文官資格，那時新竹只有少數台籍文官，而爸爸當年才不過二十一歲。

這件事對阿爸有很大的影響。雖然超越殖民意識的程度不一，當時日本技術官員中，的確有不少具有近乎宗教狂熱的現代化推行者。他們在尋找幹部，敢用人唯才，既是長官，又是要求嚴格的老師。阿爸從此感染了他們的狂熱，加入了他們的現代化部隊。

內公館的大小姐嫁給一個農夫兼土水師父的兒子

也就是這個時候，爸爸認識了阿母。經過一段當時算是很現代的交往（例如他到阿母上班的地方等她下班，陪她散步回家），由共同的老師林玉音先生做媒人，他們結婚了。當時（一九三六年）爸爸二十二歲，阿母十八歲。這段婚姻之所以可能，也反映了時代的變化。阿母是新竹「內公館」林占梅後代林家平的大女兒。「內公館」的林家和北門外「外公館」的鄭家（鄭欽仁教授就是來自鄭家），是新竹的兩大家族。這時林家雖已衰敗，還是住在西大路上最大的西式洋房裡。內公館的大小姐會在第一信用合作社工作，並且嫁給一個農夫兼土水師父的兒子，正好反映了當時社會結構的變化。

此後的九年，阿爸繼續投入透過水利建設，把台灣現代化的「使命」，足跡遍及今天的桃竹苗。家裡的照片簿裡有些他穿著文官服的照片，但在照片中和記憶裡，更多的是他和他的長官和部屬穿著綁腿爬山涉水的影像，以及他辦公室裡堆積如山卻井然有序的設計圖和測量資料。即使在他晚年，當弟弟開車去鄉下遊玩時，他還可以指出一般人不知道的鄉間小路，當然還有對路上各種工程的評語：這裡本來計畫怎樣，那裡應該怎樣，才算合格。(爸爸終其一生，始終不能瞭解，為甚麼國民黨來台以後的台灣，最簡單的馬路也舖不好。)

會爬山越溪的水圳

小時候的我還以為爸爸的狂熱就是工作的常態：經常出差，日夜從公，永遠曬得黑黑的，吃飯時還會抽出永遠隨身的計算尺和筆記簿來。但後來也隱約明白了阿爸的「使命感」。例如二戰後期，爸爸在苗栗銅鑼圈監工，有一陣子家裡也搬過去躲避空襲。他所監工的是他也參與設計的一項水利工程：利用高度落差，讓水下山，過溪又爬山，以灌溉本來只能種茶的旱田。

雖然是八歲時的事，我還清清楚楚的記得很多小事。例如，無論走到哪裡，都有村人介紹我是「那個讓水爬山過溪的耀輝仙的大公子」。又例如有一天，爸爸帶我爬到一處山頂，在晨曦裡指點江山，告訴我這項工程的原理。這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影像，也是生平第一次感覺世間有某種類似「昇華」的東西。這同時也是我第一次忘了為阿母感受的不平：爸爸是個「模範」丈夫，每月領到薪水，原封交給阿母，再要些零用錢，其他諸事就交給阿母，自己專心做他的工程去了。

石門水庫：從日據轉到蔣據時期

一九四五年台灣由日據改為蔣據，對爸來講，是個困難的轉變。沒什麼政治頭腦的他，簡單地以為「重歸祖國」後，他這個「技術者」可以更有發揮的空間。但他很快的就失望了。那時新竹州改為新竹縣，新竹市改為省轄市，縣政府（含桃竹苗）搬到桃園，他在建設局水利課工作，負責督導全縣八個水利組合（後來的水利委員會）。記得有一天，他臉色鐵青的回到家裡，坐到屋角不肯講話，好像還摔了東西。

經過阿母的婉轉探問，原因才浮出來。原來局裡被安插進來一些缺少專業的「野蠻人」，其中一個標準的中國官僚，為了開闢和裝飾同時可以喝茶看報的會客室，竟然把工程檔案搬到受風吹雨打的走廊。其他的國民黨官僚作風阿爸還能勉強忍受，這件事對他來講卻是件不可原諒的「野蠻」行為：那些檔案他和同事長年累月登山涉水蒐集來的，不是一般等因奉的公文。更糟的是他找上司抗議所得的結果，竟然是某種讓他不能瞭解的和稀泥和被「記點」的可能。這裡顯然有著不同文化和不同發展階段的衝突。

石門水庫的先驅作業

那一陣，爸爸生平第一次長期的情緒低沈，但是他還是四處奔波調查各水利工程的受損狀況，擬定計畫向上級政府申請補助，努力進行修護工作。讓他多少走出陰霾的是當時的水利局長章錫綬。章是個識貨的人，偶然從工程計畫看出爸爸的能力經驗後，簡直纏上了爸爸。這可以從阿爸所擔任的工作看出來。除了本來就是全縣各水利委員會的總督導，他還兼桃園大圳的土務課長。在美援計畫下，章錫綬成立了水利局桃園工程處時，爸爸又被拉去兼工務課長。石門水庫建設委員會（主委陳誠、工務組長章錫綬）成立，水壩的美國設計人員所要求的資料，章也要爸爸負責提供。不但如此，水庫完成後，將有餘水。如果從楊梅開一條水路，將可灌溉湖口、新豐一帶的看天田。在因此所設立的湖口工程處，爸爸也兼了工務課長。因為身兼這許多職務，他還有一部專用的吉普車。

「我就是學不會現在的做事方式」

這麼多工作在那個電話稀少、沒有電腦的時代究竟是怎麼做的？我只記得那幾年家人很少看到他，也知道他除了開車到處跑之外，還利用日本人留下的、極為綿密的桃園大圳電話聯絡系統。此外就只能依賴想像了：官方的台灣戰後水利史當然不會去記載阿爸這一層次的人在幕後所做的「克難」苦工。

然而，儘管章錫綬給了爸爸機會（或說過度「剝削」了他），他最後還是離開了。心力交瘁是部份原因，但最主要還是蔣據時期帶來的新的「做事方式」。美援所支持的這些水利工程帶來的利益太大了，位置不高不低的他卡在中間，必須應付許多無關工程專業的壓力。這是他所無法習慣的；他懷念日據時期那種單純的「技術者」的日子，以及那時期比較「清氣」的現代化使命感。他辭職的時候，章找他去罵了一頓，還說了一套「機器必須滑潤才能轉動」的道理。爸爸說，雖然他相當欣賞章，他的回答是：「非常失禮，但是我就是學不會現在的做事方式。」

爸爸的選擇是到私人的建國營造廠擔任總工程師。建國的老板陳金灶先生找了他幾十次，阿爸最後答應的條件是，他可以不管技術之外的任何事情。這裡當然也有經濟的考慮，當時的公務員待遇太低了，低得簡直要逼人尋找各式各樣的「外快」。私人企業就好得多；我們這個小家庭還第一次有了自己買的房子。

但爸爸的「建設狂」是他的宿命，不到三年（一九五四年），他又應召重回公務體系。

應召重回公務體系

這事起於同鄉鄭雅軒先生，當時是新竹市長。因為附近有空軍基地，二戰時新竹被轟炸得很厲害。道路破壞、排水溝淤積、路燈不亮…那時政府財政不佳，連公務員的薪水都常常發不出來，遑論建設經費。殘破的市容和機能就這樣拖了快十年，其間新竹還從省轄市被降為縣轄市。鄭市長「建設故鄉」的說詞打動了爸爸，答應犧牲收入，重下火坑，主持新竹市的土木建設，雖然他明白他所管轄部門只有技士、雇員、電工、事務和工友各一人，連他只有六人。

新竹市是有名的風城，道路不修，不但行走不便，風來時更是飛沙滿天，非緊閉窗戶不可，排水溝也淤積而形同廢物，火災時救火還會抽不到水。爸爸雖然是「技術者」，卻不乏想像力。他組織了義工隊，又沿道路說服居民出資一半，政府輔助一半，逐段舖路，種植樹木。舖過的路段起了示範作用，未舖的路段上居民起而仿傚。就這樣舖設了兩百多條道路。所需的費用真正的用「克難」解決，例如他買了一輛卡車，所需的沙石就由義工隊出力，到市郊的頭前溪採取，這種先這一段後那一段的舖路方式，一時傳為奇談。他就用這類「怪招」，在三年內讓新竹變成一個比較像樣的城市。

「建設狂」背後的偉大女性

這類的基本城市機能逐步恢復後，爸爸開始更大的計劃。例如從西大路末端建築一條到古奇峰，希望最後能把古奇峰、十八尖山和青草湖連成一個市民遊憩的觀光區。我自己的第一份高中暑假打工就和這個計劃有關：不是到市公所上班，而是和工人（很多是榮民）一起修策這條路。（這是非常勞筋傷背的勞動，若不是事關爸爸的面子，我多半不會做完整個暑假）。

這三年多裡，家裡已經有五個孩子，生活費外還有學費，經濟非常拮据。阿母在家事之外不得不開始替人家做衣服來補貼收入。

台灣夏季長，單單是用木炭燒熱的舊式熨斗就是汗流浹背的辛苦工作（我知道，因為我常是衣料折邊之後負責「熨邊」的小助理），這份額外的工作對她後來的健康有很壞的影響。這段時間，不時有私人營造廠來挖角，但阿爸都拒絕了，他不但是一個「技術者」，而且還是一個「建設狂」，這是我對爸爸的尊敬和佩服，永遠參雜著對阿母的不忍和同情的原因。

為鄒縣長兌現競選支票

阿爸的「十年計劃」執行了三年多的時候，鄒滌之當選了新竹縣長。選舉時前議長鄭玉田先生替鄒他想出一條很有吸引力的政見，也就是要讓新竹的自來水供水恢復正常。戰時的盟軍轟炸破壞了自來水系統，政府又無力無能修復。當時一個常見的現象是，市民競相在水龍頭附近挖深洞，把水管儘量彎低，以爭取供水。地面如此，二樓以上的水龍頭更已空置十餘年。這個政見為鄒縣長拉到極多選票，但是，怎麼兌現這張支票？

鄭玉田先生向鄒縣長建議請在建設上已經小有聲名的阿爸來承擔這個工作。謀定之後，鄒縣長向鄭雅軒市長要人，他自己則來說服爸爸。阿爸因為他的「十年計劃」尚未完成而猶豫過，但還是答應了。在某一意義上，鄭市長恐怕是樂於讓他離開的。爸爸的部門不斷向前衝，對他和其他部門不無壓力，但這還是對市長整體來講有利。另一些事則不然。例如新竹有不少老中央民代、老將軍和其他特權人物。阿爸舖路的時候，有些人會要求特別服務，例如「順便」舖舖他們家的巷道或車道之類。在他們的國民黨文化裡，這不過是小事一件，但阿爸當然不肯賣帳，而且還拒絕得不是很婉轉，結果壓力當然是轉到鄭市長身上，讓他在他們和阿爸之間很難做人。

十八尖山的日軍寶藏

一九五七年開始，爸爸在縣政府的新職是主管自來水和瓦斯的公用事業管理所。自來水問題十多年不能解決，可以想見這個單位需要多少整頓，而二戰後經費短絀更是一個問題。他開始一面整頓所務，一面全面徹底檢查全市的供水系統，另一面思索經費短絀下解決問題的另類「奇招」。他的奇招如下：他偶然發現，現今科學園區附近在日據時代有一個海軍訓練中心，設有一個人工湖以訓練水手操舟。

該中心戰事前曾有擴充的計劃，因為後來盟軍轟炸而中止。 會不會有什麼建材留下來呢？一經實地調查，爸爸果然在附近地下以及十八尖山的山洞裡挖出大批水管、油管之類的建材。

這件事當時被民族晚報（或大華晚報？）聳動化為頭條的「十八尖山發現日軍寶藏」新聞。「寶藏」雖然解決了建材問題，卻也帶來了不少麻煩，很多人都想分一杯羹，甚至故意找記者寫新聞說爸爸私吞「寶藏」。這件事後文將另有敘述。那時幸虧鄒縣長有軍方背景，也知道恢復供水對他自己政績的重要，爸爸還是能全心進行修竣工程，從水源頭前溪開始，一路往市內修。

那天晚上，新竹市鬧了一場歡天喜地的水災

自來水系統終於修復完成。接著就是爸爸生平最得意的一天。之前幾天爸爸都派了宣傳車向市民宣佈將恢復正常供水，（尤其是二樓以上）久未使用的水龍頭必須關緊。可是經過十幾年缺水，很多市民顯然不相信，那天晚上，新竹市鬧了一場歡天喜地的水災，阿爸也因此出了名，至今還有老輩市民津津樂道。

供水恢復正常以後，改善瓦斯供應，阿爸又申請美援輔助款津貼市民裝設水表和瓦斯表，公用事業管理所從此可以按表收費，提供進一步建設的經費。該所因此變成可以申請貸款的營利單位，人員和車輛都大幅增加。但是，爸爸的成就也正是他的災難的開始。

公共事業管理變成有收入的大單位，所長自然成為很多人眼紅的肥缺。但這一時還不是問題。以爸爸當時的地方聲譽(他在縣與市的成就都是其他縣市參訪觀摩的對象，他在扶輪社的匿名是新竹中學校長辛志平校長特別為他取的希臘海神Poseidon)，還沒有人敢動他。麻煩來自：第一，他被迫加入國民黨；第二，「有力人士」都競相想往他的單位安插人員；第三，公用事業管理所人多車多，國民黨縣黨部一到選舉都會向他要人要車要錢(協助報銷)。這些都是他所痛恨的，雖然有時勉強敷衍，但他的「不識相」已經得罪了不少人。

叢林裡的「Poseidon」

爸爸的這些困擾，鄒清之縣長任內已有，而在彭瑞鷺接任縣長後更形惡化。事情終於在彭籌劃競選連任時表面化：彭要他負責六百萬元的競選經費。爸爸告訴他，公共事業管理所不是私人公司，他不能這樣做。不但如此，為了前兩期自來水改善工程，公用事業管理所已經負債；當時還在為第三期自來水擴建工程以及第二期瓦斯改善工程的經費傷腦筋。彭瑞鷺聽了當然極不高興。其後阿爸就接到彭身邊的人他「多半做不久所長」的暗示和明示。當時升官調職都有價碼，最低的教員調職也要至少三萬，其他形式的營私舞弊不勝枚舉，選舉將到時，這一切更是變本加厲。在公用事業管理所這個有收入的肥單位，阿爸因為前述特殊因緣當了主管，卻還理直氣壯的不肯合作，而且不合作了七年之餘，還大談十年、十五年計劃，對許多人來講，已經到不可容忍的邊緣。

當時爸爸正在辦理第三期自來水擴建工程。公共工程局來函說，政府只能補助一半，另一半必須向美援會申請貸款，但美援會堅持必須提高水費才願貸款。提高水費案提到縣議會時，馬上變成縣議員耍弄的題目。縣議會決議組成七人小組到各地水廠調查水費。旅行吃喝費用本來應由縣議會支出，卻要公用事業管理所報銷。這些費用竟然還包括到台北觀賞日本歌舞團的表演。怎麼報銷呢？

禍起東牆

一九六四年夏天，我在政大新聞研究所讀書，當時已經拿到美國大學獎學金，正在準備出國。那一天突然接到家裡拍來的電報，說爸爸被不明身份的人士用吉普車帶走。我極為驚訝，因為阿爸是最不「政治」的人，而且如果是政治事件，抓的人應該是我。我和當時讀政大政治所的謝聰敏來往密切，跟他去見過彭明敏教授，雖未直接參與，卻知道他在全國各地「擦火柴」，串連反蔣人士。而我自己也和僑生中有左派背景的人有些來往。如果不是政治事件，究竟是什麼？

趕回新竹家裡後，才知道調查局的人到公用事業管理所搜索，沒幾分鐘就找到一堆單據，並把爸爸帶走。那時調查局(當然包括各地的調查站)還極為神秘，而這種神秘又加強了它的震懾威嚇作用。我努力找人詢問，以拼湊出事情的輪廓，但肯說話的人不多，有些甚至不敢和我見面。

拜託台北政大朋友的家長(政大有不少黨國人士的子弟)向調查局要求和阿爸見面，一時也沒有結果。

來自警總的司法黃牛

這段時間相當讓我困擾的是司法黃牛。我趕回新竹那晚，就已經有人上門招攬，其後至少應付了七批。我雖然不想用他們，卻知道不能得罪他們。這時我已經知道阿爸的事不是政治事件，如果起訴，應在新竹。這些人渣中有些人顯然真正掌握有力的特殊關係，即使不用他們，也不能激怒他們。應付他們的經驗必須找時間用類似小說的方式寫出來，才能傳神。但其中兩人卻必須提一下。

這兩人自稱在警總任職。他們邀我吃飯(意即要我請客)。我想看看是否能從他們口中多問出些蛛絲馬跡，就和他們見面。見面後才知道他們有興趣的是前文所說阿爸發現的「日軍寶藏」。他們拿出當年的晚報頭條剪報，千方百計想從我口中套出阿爸究竟私藏了多少。意思是：如果和他們分享，可以保証阿爸沒事。我告訴他們，所謂寶藏其實是水管之類的建材，並不是他們所想的黃金之類，但他們顯然不相信。我不確知他們是否真是警總的人，但其中一人確實拿証件給我看，只是遮住名字。這兩人纏擾了我好幾次(有一次還多帶來一個「上級」助陣)，大概是因為沒有結果才放棄了。

制度性犯法的操控迫害手段

隨著時間流逝，緊張的氣氛減低，漸漸有人(尤其是一向崇拜尊敬阿爸的人)敢講話，我才能大致拼出事情的輪廓。事情出在縣議會七人小組吃喝玩樂(包括觀看日本歌舞團)的「變相報銷」。變相報銷是國民黨統治最虛偽的產品之一。例如那時中央有許多「節儉」的規定，像地方接待中央訪視大員只能有幾菜幾湯之類。只有頭殼壞去的人才會真正幾菜幾湯地招待。報銷時自然只能挪用其他經費項目。這已經成為例行公事，有其標準作業程序：業務人員編好文件，主任秘書就可代主管蓋章批可。阿爸專心工程事務，自然更是如此。

技術上這當然是犯法，但這種結構性犯法卻是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操控手段之一。如果誰被看不順眼，就可以選擇性的依法執法，找他開刀。例如阿爸的確有一次(在推託數年之後)被迫「為了黨」替國民黨縣黨部報銷，但卻沒人揭發，出事(以及調查局能查出)的，反而是議會七人小組的帳單，而調查人員很方便的幾分鐘內就搜索到，也非常耐人尋味。還有，這不是什麼大案件，但調查站卻擺出大陣仗，然後又神神秘秘地把阿爸拘留經月，更加令人費解。

阿爸的同事和友人根據其他消息和徵象，有一個判斷：這事由縣長彭瑞鷺的楊姓秘書串通爸爸的江姓秘書設計。其後則有前所述爸爸久居「肥差」卻不肯合作的背景：不只有人想取阿爸而代之，更有人想安插自己人以取代阿爸，以「收復失土」。這個判斷應屬合理，因為開始有人間接傳話說，如果爸爸願意自動辭職，便可以不起訴或判無罪。事後証明爸爸的牛脾氣救了他：他拒絕認罪，更拒絕辭職。

代價高昂的沉冤得雪

最後的結果是爸爸被移送看守所並起訴。第一審雖然判一年六個月有期徒刑，上訴高等法院後還是被判無罪。(律師和必要的打點費，卻也使家裡負了債。在美國的我有幾年在寄回一半獎學金之外，還要兼差打工，國內的阿母跟弟妹自然更是倍加艱苦)。雖然沉冤最後得雪，爸爸在纏訟經年之後，對建設故鄉第一次心灰意懶，當然更不願在彭瑞鷺主政的縣政府做事。復職後他象徵地工作了幾天，便辭職不幹，應吳火獅先生之請，到大台北瓦斯公司擔任工務經理。

我將永遠記得一九六四年八月底那一天。經過台北的朋友請託後，我去調查站看他，他老淚縱橫地談了家裡和我將出國的事後，竟然要我一定要安排公共事業管理所的某位技術幹部來看他，因為他對第三期自來水擴建工程有一些可能可以省錢省時的新想法。我當時心裡有幾分生氣、幾分啼笑皆非，但更多的是難以抑制的敬佩。我這老爸對建設的狂熱，在精神上和風格上，簡直和建築烏山頭水庫的八田與一「有拚」。

思念和責任

因為篇幅有限，也因為尊重爸爸以建設自傲的志業，我只想寫到這裡。我出國後，尤其是我刺蔣後的爸爸，又是另外一個故事，必須等他日再寫。顯然是因為早年公而忘私而對阿母所累積的歉咎，退休後他對阿母照顧得無微不至。阿母逝世後，他日夜思念。九年前中風後，「轉去」老家新竹之外，常常吵著要的就是去找??? (阿母小名)。我不知道爸爸彌留時腦中出現的是什麼畫面。我希望那是我八歲時的那個早晨：在銅鑼圈的山頂上，他在晨曦裡指點江山，告訴我他參與設計的那條水圳怎麼過溪爬山。只是阿母也應該在影像裡：爸爸一隻手像那天一樣放在我的左肩，另一手就擺在阿母的腰上。

我也希望他彌留時已經忘了他所遭受的不公迫害，因為那應該是我們所有生者所須面對的問題：怎麼大幅改變國民黨帶來的「做事方式」，讓清廉和敬業這兩項普世性的價值實踐，不但不會受到懲罰，而且成為建設台灣時無需思索、不必張揚的第二本能(second instincts)，就像爸爸－以及他即將為社會所遺忘的許多同輩－一生所為所展現的一樣。

刺客的阿母 黃文雄（自由時報9/25）

阿母終於「轉去」了，離我「轉來」還不到兩年。 如果加護病房機器上的弧線不會騙人，阿母「轉去」得很安詳，很從容，甚至很優雅，正像她生平的為人。唯一不同的只是最後幾天少了她慣有的慧詰：在我按摩她的腳的時候，她已經沒有力氣配合眼神用腳趾挾我的手指了。

除了眼睛之外，手指幾乎是我和阿母一年多來唯一說話的方式。即使在去年春天，我剛結束三十二年海外流亡的生活回到中國飛彈陰影下的故鄉的時候，就已經是這樣了。 那時我雖然已經回來，卻還沒有公開出現。也就是說，雖然身歸祖國，卻還屬於「地下」的狀態，和阿母見面都是祕密的。那時她臥病在床已經五年，體力和肺活量都已退化，只有力氣講簡單的句子。而且當時的困難還不只這一點。那麼多年沒有看到阿母，回來後總不能連碰都不能碰她吧。可是家裡有二十四小時在身邊照顧她的看護，看護之外還有按摩師、打點滴的，和可能來串門的親友。在這些人面前，我這個陌生人究竟該算是母親的什麼人？

幸虧老三富雄想到個辦法。他學過氣功，若我是他的會氣功的朋友 — 一位歸國學人「洪教授」 — 「洪教授」給母親灌氣的時候，不就可以同時為母親「推拿」、「按摩」嗎？這個無可奈何的腳本要演得逼真，必須雙方先串通好，譬如說不能流淚或哭出聲來。雖然困難，阿母和我居然都一一做到了。

也就是在那個時刻，阿母和我對望著。也許是看出我情緒上的激動，她在我按摩她的腳的時候，第一次用腳趾挾住我的手指，眼中有一閃慧詰的光芒，好像是在說：「我們得先騙過他們。已經回來了，要哭以後再哭。」

但是即使是這樣堅強的母親，也承受不了某些歷史記憶的壓力。當我祕密進出家裡的次數增加，獨裁恐怖時代的氣氛，尤其是刺蔣案後家裡被騷擾、監視時的氣氛，似乎慢慢回來。阿母開始懷疑我是不是只是偷偷回來看她，並不是真要定居下來。我本來想遍遊全島後才公佈我回來的消息，這時也顧不得了，提早在去年五月六日開記者招待會。因為愛兒子，阿母的堅強終於也有了限制。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阿母這樣的「軟弱」。

然而即使這樣兩相對望，這樣用觸覺講話，從現在開始，竟然也沒有機會了。這是個永遠無法彌補的缺憾，而且這個缺憾背後還另有一個：因為我回國太晚了，有多少少年時不知道問的問題再也無法從阿母口中聽到答案。

譬如阿母是新竹內公館林占梅的三世長孫女，小時候還有兩個專人照顧她，但是因為大舅多病，外公家又家勢日趨衰敗，曾祖母聽信了相士的「鐵口」，花錢把阿母送給別人當養女，後來還差一點被養家「賣」到天津一個富商家裡。這究竟是什麼樣的一種成長經驗？

又譬如母親不但從小長得俊秀，而且聰慧無比；小學六年，年年是班長。經過老師的介紹，後來和也當過六年班長的阿爸相識結婚。十八歲的她毅然嫁到頭前溪邊的鄉下去。黃家人多，孩子就有十多個（最小的叔叔只比我大兩歲）。黃家務農，阿公兼做「土水師父」。一個完全不同的環境裡，才十八歲的少女究竟是怎麼調適過來的？這中間又潛藏了多少台灣的一半歷史（婦女史）的史料？

還有一些比較特殊的故事。譬如一個新竹農業試驗廠的日本人有一次出手打我，阿母怎麼用她得過演講比賽冠軍的日語把他罵得低頭道歉。又譬如一個日本神風特攻隊的少年來村裡要求買一隻小鴨。（他第二天就要一去不回的出征，希望能帶著小鴨陪他赴死。）村人痛恨日本人，不肯賣給他，阿母卻怎麼獨排眾議，幫他找到一隻 .....。

也許每個崇拜阿母的小孩都會把阿母故事化，但是這些故事究竟該怎麼依照人性和社會條件「還原」呢？台大的江文瑜教授曾經邀我寫阿母的故事，我因為不能「訪問」阿母而交了白卷。當時心中未嘗不存她有一天會康復的奢望，現在是連這一點奢望也不能不放棄了。 即使再也無法「還原」，阿母的慈愛、智慧和堅毅卻是無可懷疑的。我流亡海外三十二年，出國後第二年就上了黑名單，刺蔣後的二十五年過的是地下的生活。身體還好的時候，阿母每天清晨五點鐘起來在觀音像前為我誦大悲咒。她傳話給我，要我也同樣照做。可惜我的堅毅卻遠不及她。做了幾個月，一位研究佛學的外國雕刻家朋友參照母親的照片，為我雕了一尊中性、有點抽象但卻很美的觀音像之後，就開始偷懶了，反而是專事藝術的女友為我按時燒香以回應阿母的次數多。但現在再悔恨卻已來不及了。

悔恨的又何止這一件！流亡三十二年，只和阿母在國外見過一次面。為了安全，三弟富雄費盡苦心，我這邊也輾轉安排配合。見面那天，阿母笑語晏晏，笑聲不斷，看得出來思緒重重的反而是阿爸。那晚深夜和在旅館外面警戒的同志連絡後，知道一切平靜，卻仍然睡不著，清晨四點時再也忍不住，鑽到父母床上，睡在兩人間，就像小時候一樣。也許是因為我們的文化不習慣兩代成人間身體的碰觸，阿母一時有點驚訝，但卻很快的抱我入睡。黑暗中看不到她的臉，只覺得臉上濕濕的，也分不清楚是誰的淚水。

回國後一年多，大部分只是像前文所說的兩相對望，我按摩她的腳，她用腳趾挾我的手指，代替說話，反而難得抱她。我真後悔自己「本土化」得太快了。這一年多來累積的眼神和「指觸」，真能支撐此後天人永隔悔恨和思念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