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家安全探討台海戰略關係

前海軍中將汪啟疆著

壹、前言

國家安全，是所有國家施政的重要課題，也是「允許繼續一個國家功能存在與運作的保證」（註一）。國家安全最大利益在「生存」，而隨同國際權益的多極化、地區性關係互動與彼此影響之日趨密切，凡政治權力、直接或間接的軍事力量，已不能成為威脅某個國家安全的絕對力量。因此凡是可能影響一個國家主權行使、國際權益獲得，其地理環境、社會結構、經濟民主、政治制度，人民素質與生活方式；以及國家賴以生存的一切有形、無形力量，皆應視為「國家安全」所考量。

基於「台灣」島嶼型態的特殊性，其對外的安全事務上，更易受週邊海洋環境的政治勢力、軍事勢力、經濟勢力與地略位置有所影響。而其對內的安全事務，諸如民主化、社會多元化、族群意識，階層利益等之協調融合，亦所含括於「國家安全」範疇。更何況國際社會每受區域利益者與國際現實 --大國影響，趨勢使然；故國際（或地區）強權間對臺海或此一區域的海洋戰略所持的態度，也會影響台灣安全。本文雖從戰略著眼，就台海實務狀況作其探討，牽涉所及更不免於政略、經略、人文關係；並以地略位置與形勢作基礎，擴及地區性主要國家之可能觀點與利益互動，進而列述兩岸關係、戰略經營、海洋發展等觀點，申論對「國家安全」的認識與瞭解。

貳、台灣的海洋地略位置與特殊性質（附圖一）

一、政治地緣的思想沖激

台灣四面環海，是典型的海洋型態國家。自有政治隸屬以來，因處於大陸陸緣，基本上是以大陸地略為中心的政治版塊勢力的投射區域，形成權力集中，中央一統管理制度下附屬地區與邊緣地帶。而百年來台灣先後經割讓予深具海洋理念的日本所統治，已將認知擴大及日本琉球之海洋島鏈關係，復回歸中華民國更以海島地略從事海洋政略經營，乃從大陸地略中心的概念現實中轉型成海洋政略地緣。概言之，台灣地略位置，因受海洋版塊與大陸版塊的兩種地略中心意識所牽動及影響，形成它現時在認知上的現實面，而傾向海洋政治的自由、民主、冒險、習於嘗試的政治心態。

二、軍事島鏈的均勢位置

台灣位於西太平洋及亞洲大陸交接海域的鏈形島嶼上，扼處中國大陸東南沿海，形成中共海洋戰略所稱第一島鏈（白令海峽、千島群島、日本群島、沖繩琉球群島、台灣、菲律賓群島），亦為日本一千海浬海上防衛南緣之戰略前衛；其地位存在，正可平衡與支配亞太地區南北之差異與均勢，對美、日地區的海洋利益具有保障依托的功能。而中華民國的軍力經多年整備亦具備地區防衛的堅強作戰能力，對中共東出西太平洋之戰略發展，能發揮牽制作用。此一地理位置上具有一個相當戰備能量及可向週邊海洋武力投射的軍事實體，最能影響美、日、中共在西太平洋戰略利益互動的均衡性。

三、東北亞的經濟血管

西太平洋盆地國家的經濟發展，就經濟成長率言，專家分析在二十一世紀全世界經濟的三分之一將來自這一地區。其中絕大部分原料及成品都是透過海洋運輸進行經貿交換，而由航線連結中東能源及歐洲經濟市場，以及進行本地區內各國家的近程貿易（註二）。巴士海峽、台灣海峽，均為亞太重要海域，掌握台灣、大陸、日、韓主要航路，台灣的穩定與此一海上交通線安全，不僅影響台灣本身及東北亞經貿與東南亞經濟區之互利，也關係了日、韓生命油源與中國大陸南北海航利益，而為眾所矚目。

四、人文的島嶼特質

由於地略、經濟與島嶼特性，以及受中原文化與海洋文明兩種衝擊與沉澱，形成台灣獨特的，人文特質的草根性、民主化與多元社會結構。由於她是草根性的--所以具有島嶼漁民的海洋抗衡（硬頸精神）與土地農民自然樸摯間的矛盾與相容個性。她是民主化的-所以能和平完成中國民權史上的政黨輪替，自主心態極為強烈。她是多元化的--人民自我意識高漲，但社會價值分歧；具有族群、環保、尊嚴、本土化與國際化、台灣情結與大陸情結等未盡沉澱的社會結構。李遠哲博士即說：「雖然在血緣、文化、歷史傳承上我與許多台灣人民一樣，自認是個不折不扣的中國人，但這並不表示我們會對中共自由民主的期待有任何妥協。」（註三）--他是現時台灣精神領袖之一，但也僅能謙言代表「許多」台灣人民而非全部。而仔細分析這也是島嶼文化在海洋陶冶與不斷取代的過度期中，不穩定性的當然現象；但無可否認此一島嶼人文意識的特殊性與視野角度，亦相當影響了台灣某些政治、文化、性情、認知、和對生命前途的取決。（附件一）

參、國家形勢及中共海洋戰略

一、國家形勢

從亞太海域中的海洋利益及戰略扼制點加以探討，我們國家形勢即是西太平洋鏈島內的中央位置，位處西太平洋交通樞紐，為中國大陸向外發展的前哨窗口，及太平洋可向中國大陸作最大幅面海洋投射的前進位置。自民國八十八年我國以一九八二年海洋公約為基礎，明令公佈「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及「中華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法」生效後，海洋主權已使我國政府有效管轄範圍從陸上台灣擴展為海域台灣，面積也由土地的三萬五千八百平方公里增加到十七萬九千平方公里約五倍的「海洋國土」，如何有效管理經營與開發此一「海域台灣」並謀求生存發展，當為我國國家利益之所在；前述之形勢影響及與地區海洋國家的互動關係，亦將更形重要。

台灣四面環海，其地略位置與環境資源構成了典型的海洋態勢，平時外貿與航運一直是國家賴以生存的命脈，海域掌握與海空軍成長更是國家安全與生存保障的要件，台灣海峽及台灣週邊制空、制海營建的戰略縱深與戰力投射，更是防衛國家安全所必須。

評估當前國家安全環境與區域形勢，對我國家生存最嚴重的威脅，乃為中共的武力犯台（註四）。我國國防整備係為求自保與維持和平之目的，國防政策乃以「為求生存、發展，確保民主憲政體制與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我國必須維持足夠的防衛能力」，使國家具有與中共和平對話協商的堅強武力後盾，以求取台海情勢穩定，俾免導致亞太地區和平均衡破壞的國家戰略。作為上以「全民國防」、「現代化國防」、「推動區域安全合作」為主軸；軍事政策上以「有效嚇阻、防衛固守」之戰略構想與指導，強化建軍備戰工作（註五）。

對中華民國國軍而言，現階段兩岸對峙，雙方戰力比重傾斜，當然要以嚇阻戰略為國防安全首要，著眼於「海峽」。國防整體政策則站在「國家安全、海洋國土權益維護、海洋戰略」的觀點來整體考量當前與未來的國家形勢發展方向。在軍事力量投射於國防「海洋戰略」的策劃上，指導「軍事戰略」經營，運用軍種戰略，以在「國家安全、海洋環境、經濟利益、國防海洋政策」的四個支撐點上達成「推動區域安全合作」，爭取地區性軍事戰略合作及發展影響之可能。

二、中共國家整體海洋戰略：

中共國防戰略在後冷戰時期是以「積極防禦」、「質量建軍」，以建設「現代化、正規化軍隊」，贏得「高科技的局部戰爭」為目標，現階段整體國防策略已轉向海洋大國的海洋戰略佈局（附件二、三）。其軍事戰略中，西太平洋戰略從「防禦型」的戰略形態轉到「進攻型」戰略形態，朝向以「海洋威懾」營建的進攻思想，建立預防性之近海防禦力量。中共確定今後主要作戰方向為：「第一是東南沿海，第二是南海，第三是中印邊境」（註六），以「東出太平洋，南向南海」為國家海洋策略之基本面。中共海洋戰略制定與海軍建軍方向，係就條件營造，考量整個國際關係、亞太局勢變化與中共國家利益，而制訂其「戰略方針」、「戰略指導」、「戰略方向」。（註七）即含括下列意義：

戰略方針：

以發展海洋經濟為前導，藉穩定的經濟成長確保國防預算同步成長。執行近海二百浬積極防禦，確保經濟海域之經營以及雙邊或多邊性區域合作（中共一向善用國際法或海洋法保障其權益）或強烈排他性作為。中共海軍須能有效控制近海海域，爭取戰略縱深延伸，聯合其陸、空軍在海洋與瀕海區作戰，抵抗外力的入侵，保障距離二百浬海洋事業經濟權益，並確掌握中共、日、韓相同的能源航線暢通（影響鄰國的經濟命脈掌控），以成為主導亞太地緣戰略中心之位置。此外，制定目標於一千浬內遂行三度空間的整合作戰能力，已將其海軍由戰術性部隊提升至戰略性兵力水準。此一著眼不僅旨在奪回過去其他南亞各國在南沙群島所侵佔之島嶼、海域，並配合中共國家政策與時機解決台灣問題。另外中共海軍正積極建立兵力投射能量的新兵力整建，這是中共軍隊重大戰略性的調整，俾具有打贏現代條件下高科技之局部戰爭之能力，以保障其在亞太區域的政軍影響力。

戰略指導：

由「近海積極防禦戰略」再擴張至目前的應變戰略，需能達成在防禦性中執行攻擊作戰之目標，作為海軍建設指導。戰場經營係著重大陸沿岸戰略性城市防禦，重要港口整建與熟悉太平洋第一島鏈海域特性；裝備籌獲根據海洋戰區特性及各個假想敵海軍作戰特性以規劃各型艦機之建造，並視國家經濟情況加速發展航母兵力，期增強協同作戰能力與近洋作戰震嚇力（中共具有運用艦砲外交之意識，除了多次敦睦艦隊東南亞各國訪問外，一九九八年十一月擴建美濟礁時，即運用了海軍艦艇。當時菲律賓國防部長麥肯多言：這是一種強凌弱的欺壓行動，因為他們知道我國目前無力抵抗）。

海洋戰略目標：

期於二十一世紀，中共海軍整體戰力將完全控制大陸臨近海域並具備一千浬範圍之用兵能力（對日本產生重大的戰略衝突）。在中國近海區範圍內（黃海、東海、南海）實施威力巡邏；至於在鄰近太平洋及印度洋海域內，對危及有關中共海洋利益事件則可作出快速反應，並視狀況進行一場有限度或中等規模戰爭以贏得勝利（中共所謂中等規模戰爭是集中兩個或兩個以上艦隊之特遣機動作戰兵力進行對敵作戰）。總的目標而言，可看出中共暫時不致與美、俄兩國的海軍爭霸，而是努力將實力伸出日本、琉球、台灣、菲律賓「太平洋島鏈」，到達太平洋的西半部；並以南中國海之西沙永興島、南沙永署島、南薰島基地與在緬甸莫貴島（MERGUI）建立海軍前進基地，將勢力投向麻六甲海峽進入印度洋，形成完整的鉗形戰略進攻態勢。一個具有兵力投射能量的現代化海軍將是中共在國際上展現獨立強權的主要工具（附圖二、三）。

在此一戰略走向上，中共已凸顯其由內陸國家邁向二十一世紀海權國家的佈局。其東出太平洋必先控制台灣，瓦解環西太平洋島鏈圍堵態勢，使台灣成為中共太平洋戰略前哨；西出印度洋必須掌握南中國海，而台灣在南沙的太平島更成為其南中國海前進部署最具戰略優勢的據點。

肆、地區影響與危機衝突

一、亞太地區為地略形勢的自由化經濟體系

亞太地區的互惠貿易往來於麻六甲海峽、南中國海、龍目海峽、巴士海峽、台灣海峽、對馬與朝鮮海峽等五大航路（對馬、台灣、巴士三個海峽均在距大陸三百浬之範圍內，龍目與麻六甲海峽距南海均在一千浬之內）；此一地區海洋貿易與油源運輸的規模，可由麻六甲海峽每日通過的輪船數已超過巴拿馬運河及蘇彝士運河總數兩倍的事實可見一斑（註八）（而台灣週邊船舶航行每日總計即達三百餘艘次）。麻六甲海峽連接南中國海，為歐、亞、非間之重要航線，維繫日、韓、中共、我國、南亞諸國之經貿與油源；南中國海更為中、日、韓、菲、越南進出海運要衝，其海域蘊藏豐富石油資源，已使環繞諸國爭相宣稱擁有主權，南海問題成為中共海軍戰略考量中最重要之一環。至於日本對麻六甲、南海等安危與經濟、戰略、資源海域之關切當更不在中共之下。這五大航路任何區域發生狀況，均將導引地區重大影響，所以各國間均以保持現況，維持區域權力平衡，並藉地區合作的安全組織強化整合、協調與制約性共識，營建自由化經濟體系，就共同利益、共同開發、共同運用、和平處理原則，形成互動與共信。唯有一個穩定的地區海洋（海略）環境，才能配合所有地區國家的國家利益與經貿發展。（附圖四）

二、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營建

國家目標即國家利益所在，國家利益則決定國家大戰略與各個地區戰略。基本上美國瞭解；就整體而言，區域多元體系的世界政治結構已然形成，她在全世界及亞太的利益將從多元發展，而進入「權力平衡」的穩定結構或賽局內。美國「除需鼓勵區域強權自行負擔區域安全的責任，以制衡當地所面臨的可能威脅（危機）外，並以制衡者的角色防止在該一區域失去主導地位」（註九），這就是她包括亞太在內整體戰略營造的理論基礎：推展與參予繁榮且實施民主改革與市場經濟的區域，並維持其在東亞環太平洋地區的軍事能力。

美國的亞太防衛目標旨在建立一個穩定的東亞太平洋盆地國家關係，一九九五年二月「美國在東亞太平洋地區的安全戰略」報告書已顯示她西太平洋的國家戰略目標，「將在亞太地區維持一支可信賴而不具威脅性兵力部署。美國的利益在於以和平的方式解決領土及其他的爭端。美國保護太平洋及印度洋重要航路的能力，可促進區域內的繁榮」則是美國亞太戰略佈建的整體輪廓（註十）。

美國前國防部長培里一九九六年五月太平洋盆地經濟會議講詞「亞太地區安全事務及美國的預防性國防戰略」，在建立區域共信共識及與中共保持全面接觸，作了更清楚的說明：「美國在亞太地區除與日本及南韓有防衛關係外，與其他國家亦有共同的安全利益」「更全力支持區域內多邊組織，如東協及東協區域論壇，使各國得以針對共同關切之議題，彼此溝通、討論並換意見，如此必有助於增進各國間之瞭解，互進，進而合作」「視與中共接觸為美國既定政策。……並可促使中共在美國重要利益遭受威脅的地區（如北韓）扮演穩定性的角色，此外……開啟軍方溝通管道，……可於美軍在中共亦有駐防兵力的地區活動時，減少雙方發生誤會或意外事件的可能性。」而舉一九九六年台灣總統大選中共進行軍事演習，美方即作出明確的反應，表示「美國會採取任何必要的行動以維護美國的利益」，則是她亞太地區危機因應的具體作為。

三、危機衝突的可能

我們以中共國家整體戰略，邁向二十一世紀的戰略方針、指導、目標與美國的亞太戰略營建作一個有趣的疊影比對，當即會產生相當的危機意識，以及一個雙方利益衝突的敏感位置：台灣。

就戰略言，中共對台灣以海洋政策與海權國家戰略效益的評估，影響與運用，結論明確；也瞭解「台灣」可平衡與支配亞太地區南北差距與均勢，具有對美、日國家利益，安保條約，一千浬海上防衛線之戰略前衛與保障功能；以及在美國對華戰略中居關鍵地位與多重軍事戰略位置的重要。就軍事觀點言，中共堅持「統一」台灣或台灣回歸，為勢所必須，即使與美國衝突亦有「我不惜一戰的決心」（註十一）！事實上，自一九九六年美國以兩個航母戰鬥群危機部署台灣東北、東南海域，中共軍備努力即朝掌握第一島鏈內海域，「建立可靠的犯台武力」及「擁有在美國干預台海事務時，擊沉美國航空母艦的實力」（註十二）的兩個軍備目標，準備作軟貼硬幹。

而美國對台政策的調整，則是由美國對華戰略所決定（註十三）。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明文表示全面性交往政策是美國對中共的政策主軸，但亦強調「為嚇阻區域的侵略行為並確保我們的利益」須在亞太多個雙邊盟約（最重要為美日安保條約），並保持十萬美軍部署。但影響美國處理台海危機研析之變數很多，且極為慎重；基本仍是對地區及全球的美國利益、制衡架構秩序所產生的影響與後續可能骨牌效應的考量。台海危機之時，美國持續密切注意監偵（聽）中共意圖與軍隊動向，深恐「估計錯誤或是有意外，即會爆發嚴重的敵對行為」；先後向赴美的李肇星與劉華清進一步瞭解中共的意圖，並希望中華民國在因應此一威脅時，能採取不加挑釁的態度（註十四）。

台海危機衝突可能性頗高（附件四），但我國、中共、美方均有相當制約性與制衡性；而歷次台海衝突中共與美方之介入，亦僅及於「間接協防」與「嚇阻」（附件五）。一旦台海衝突發生，除上述程序模式及國家利益分析外，美國應已考慮在台灣現況下獲取的各項利益，及失去台灣而與中共互動所獲得的國家利益何者影響深遠，以決定策略、步驟。冷戰及後冷戰時期迄今，就國際爭端與衝突之發生與後遺性，可看清一個事實：條約與道義，永遠不及國際現實與既得利益，而在某種程度的有限參與後，「必要的行動」的彈性也就消失其必要性了。大國間的有限性戰爭是彼此承受得了的「戰略目的與作為」作必要消耗及表態，以獲取利益和妥協（附件六）。美軍運用武力的原則是在影響美國重要利益，並在作「法令解釋、狀況分析」、「溝通、評估、預判」與「作戰底限」概訂後，採適當（高、中、低）層次的軍事行動。其目標性、有限性及選擇性的使用，深具彈性，而在「運用武力原則」內就含括了「衝突之始，即著手計畫贏得和平」（註十五）的縮手戰略考量。美國若因臺海兩岸衝突而參予作戰，亦當拘限在較低層次有限性武力投射，不允擴大影響，尤其絕不涉及對方本土。（附件七）而中共亦然是一種阻絕作戰，將美國航母群阻絕於其想定區域，或以兩面、三面之支作戰實施遲滯消耗，以爭取對台主作戰之有利遂行。

伍、兩岸互動與和戰

一、中共基本理論邏輯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香港、澳門陸續回歸後，台灣重返祖國懷抱乃是一個民族、歷史任務及主權領土之不容分割。所以台灣問題是一個統獨問題。

中國政府在實行和平統一方針的同時始終表明，任何方式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並無義務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但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武力的使用以限於台獨、外國勢力介入、台灣內部動亂，久拖不決等情勢下最後迫於行之。

在一個中國原則下，以「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式實施台灣自治，仍由台灣人當家做主。

基於現實環境與實務，當以九二年「一中」共識進行政治對話，帶動其他議題。

二、中共兩岸策略之影響因素

「平吳策」的策略運用：

三國時晉滅蜀十三年後，荊州戰區司令官羊祜上書籌畫伐吳。這時不論人力、物力、地域，晉都比吳強大得多，且時機又利於晉。但晉武帝未作決斷，因為晉國另有一個戰略論點：外寧之後必有內憂，認為滅了吳國沒有外患必有內憂，說吳存在可作警惕是很合算的。

於是羊祜就以迂迴方式向吳人展開攻心戰略；不談動武，不作偷襲，且互動往來，以吳人之利而利逐之，甚至與敵人軍方也有往來，對手有病還送藥慰療，對手也服之不疑；雖不戰，羊祜已屈人之兵了，吳國軍民已歸心於晉（註十六）。而羊祜的平吳策也就是現在的「經濟、政治、心理」的戰略營建。中共領導階層常愛「以歷史為鑑」，相信對這個大戰略作為的前後階段運用，與兩岸對峙異同之處是頗有心得的。歷史每又重現，而狀況作為亦有其共通性，中共自當不斷進行時機營造。中共總理朱鎔基在日本就向民主黨代表鳩山田紀夫提到台灣問題是「和平統一，並願意以最大的耐心等待統一」。中共於五中全會後進行的「世紀大演兵」中亦有「讓國際間，特別是美國、日本了解，如果國際插手中國內部事務，共軍有能力全面動員，與美日作戰」；以及「中共越具備軍事實力，台獨會越收斂，中共越能爭取以和平方式解決兩岸問題」兩個主要目的，相與呼應（註十七）。

「久拖不決」的影響：

台灣處中國東南沿海精華區及貿易航運的前門，中共由海向內實施「經濟國防區」構建的後背。中共國際問題專家認為：台灣問題久拖不決，會牽扯中共現代化國家營建發展產生耗置效應，另也成為某些國家以海洋牽制，防範中共主要戰略發展的投射點；更形成相對干擾中共經貿、外交、海洋戰略活動，減弱其國際格局中的地位與影響力（註十八）。更何況台灣是以民權益被置於優先地位，政局須考慮各方面的制衡，而政策常常須作階段修正調整，影響對長期性政治問題的取決。台灣政策與政局已非昔日強人時代的承續性與一貫性，久延不決對中共內部整合、政策定見及長遠國家利益與施政方向、甚或對台灣以不同代表機制之對話與互信營建，恐難產生具體成果。

美日角色的明確性與模糊性：

中共認為台灣當局自認有美國支持和不斷增強的軍力，因之不會放棄「以武抗統、以拖拒統」的政策。而美國亦視台灣為抑制「潛在戰略對手」的一張王牌，是美國控制東亞防線的關鍵，且是亞太地區推行民主的樣版；加強美台關係已成為美國主導地區安全體系的重要環節；美國提出「台灣不獨立，大陸不動武，美國促成兩岸達成中程協議」政策，實質就是長期維持兩岸不統不獨的分離狀況（註十九）。日本則透過美、日安保條約和戰略防禦調整，以「週邊事態」之模糊，加強介入台灣問題。

中共決策與持續威懾：

中共戰略思想與行動方針，雖有其整體演變脈絡，但每一個時期的行動決心卻極為迅速專斷。一般均在「中共領袖」自己對狀況問題的思考，然後在「政治局常委」幾個人中間醞釀，再拿到「政治局會議」上已討論決定，選擇「適當時機與合適的事件」始向外公佈（註二十），而公佈之前的配當、運作、營造（含爭端製造）均已詳推步驟。戰備上，中共現已在北海、東海、南海艦隊均以任務編組成立「應急機動作戰部隊」（含海航團），海軍陸戰隊旅「快速機動打擊部隊」，福州「戰區」統合編制與演練、強化「制空、制海、制電磁波」聯戰作為，潛艦與海空阻絕，後勤前置機動，使之可因應主、支近海作戰兩個以上戰場需要與相互管制，以就未來隨時可能發生之海上局部戰爭與突發事件，爭取戰爭主導權。

戰略上詳估戰爭代價與作戰底線，形成手術刀作戰，不對稱作戰，超限戰「可以打，隨時打」的行動策略，著眼打的條件，掌握戰略形勢、作戰程度、終戰作為、正負效應的主動性。戰術威懾以「吃哪裡？怎麼吃？」的反覆演練，抓緊「整體動--形成牽制全面的態勢；重點打--形成局部目標的集中」「速戰迅取」戰術作為，達成空岸、全面、重點、虛實的機動戰速效。

要回歸於實務層面：

陳水扁總統九月一日接受紐約時報專訪時，表達「國民黨政府以統一作為台灣前途唯一可能結局，以統一為解決兩岸關係的唯一途徑，這種做法違反台灣民意」（註廿一）。那麼，中共懷疑另外「非唯一」的途徑有哪些？認為這是台灣當局政策的模糊化，具有轉變與策略的軟硬運用，甚具戰略涵義。中共國務院台辦主任陳雲林九月二十五日表示：「兩岸戰與和的主動權，現在並不在我們（中共）手中，而在台灣當局方面。」則甚具深意，他說：「台灣新領導人要把台灣領至何方，我們拭目以待……中共有最大誠意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也有堅決阻止台獨和一切分裂活動的決心和必要準備。」（註廿二）顯見中共決策人士已變得更務實的權衡地區戰略均勢、美國利益、中共國家當前重點經濟及內部問題，並且相當程度瞭解台灣當局執政黨急於就黨內及台灣內部的意見整合，先求穩定，再有實質作為的瓶頸現象。

就歷史眼光看中共思維模式，其在領土主權問題上幾乎沒有旋迴空間，但觀察南海、中印邊界問題，又似乎在處理時仍有相當務實的層面，或許著眼其他策略，作更有效迂迴，或許是為本身的經改環境穩定發展，緩和了問題的急促性，這些實務層面展現的有限空間，值得國人加以注意。

對中共國家利益考慮：

中共若發動武力攻台，將是不會顧慮美、日的介入及所將遭受經濟等一切國家損害。但戰略形式上應仍限屬局部衝突，為國家利益及美、日互動而預留後步。即使美國介入的程度當只是希望台灣能承受一場有限的區域戰爭，來維持美國在亞太的利益；中共亦認為，若衝突強度超過美國的意願，美國政策應會朝向後續美國利益轉向，而日本雖也將因美日安保條約介入此一對抗，而面臨國內不同意見的強烈質疑，及爾後勢必採取之戰略走向慎作思考。但外力的介入，必將掀起中國民族主義與軍事冒進主義的激情，是否仍能掌控於國家利益範疇內或將引爆中共政權潛伏之內部問題，衍生相當之後遺，則是其整體考慮所必須。

對兩岸作「非戰爭」思考：

台灣問題雖然不宜拖，但現實環境與阻力的存在是需要時間與建立共識，將之經營與化解。在現有基礎及可見之國家利益上，中共若保持地區和平均衡，維持與美、蘇、日、歐盟互動，二○一○年前是中共國家經濟建設與軍備整備現代化關鍵時期；同時也是向台灣強化經貿、ＷＴＯ、三通互訪，影響台灣執政黨的國家經營、政策方向，政黨共識及政府新策略作為的變化時刻，應利其國際關係，營造對台進展。台海若生衝突，不管誰輸誰贏，均將導致中共的內部壓力，形成美國勢力亞洲化，日本重新武裝，東南亞國家警惕，都將使中共戰略經營處於較現時為艱難的處境。

要以大戰略的觀點為國家未來佈局；中共會優先搞好國際觀、經濟體系、戰略夥伴關係與軍備。當有錢、有力、有市場後，以整體貿易拉住美國，提升戰略對話發展為「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結合亞太戰略利益，不僅可壓縮日本的擴張並使之接受中國終必統一之事實。並可與美、日以共同利益交換與協調，來化解軍事或準軍事衝突對台灣問題之干預強度。

「在一個中國原則」之共識下，「中國」的解釋可以擴大，而降低兩岸的對立消耗。扺要台灣不獨，就不會有戰爭；現況維持，將使雙方現有利益均可得到保障。事實上，當台灣的經貿優勢若逐漸衰退及外移，台灣當局則僅剩地略上的戰略利點；更現實的是，台灣經濟衰退，則其軍備投資與維持必然亦同萎縮，一個僅具地略而無海洋控制能力與武力投射的島嶼，使用武力與否已是相對而非絕對。尤其台灣即使取得，基本上仍是與中國隔閡的；其體制、生活方式、民主思想、政黨政治理念均將成為中共國內的負面觸媒；尤其台灣民主化得澈底，將民眾權益被置於優先，亦可能形成共產黨體制、理念上的質變；動則抗爭挑戰公權力的惡性示範，更將促使大陸社會秩序混亂。大陸不比台灣，形成民主、人權思想的釋放，即是國家統治危機的潰決。

「武力」是必須的嚇阻及最後的手段。其實訴諸武力，在犧牲下統一，會仍續形成仇恨與不可知的潛伏變數。動武，就必然產生破壞性，當然中共根本不介意類似達賴流亡政府般，對可能形成的台灣流亡政府予以理會；而會尊重台灣當家作主，以台灣人治台，且運用國家力量全力協助重建台灣。但武力與死亡留在人心的傷痕則無法縫補，而成為民族傷痕。

陸、決戰境外的戰略思維

--不將戰爭帶到自己人民生存的土地

從兩岸關係的歷史性，現階段的接觸與對立，或是展望未來更迫切性的正面負面互動發展的可能，其合作空間和衝突因素都是同時存在。兩岸經由分裂分治的事實，或在現實面上的現況維持與因應待變，都需不容迴避的面對。但二十一世紀所產生新的政治、經濟、資訊環境、意識型態、價值觀、戰略現實及其拘限，都在變化，必須以建立新的思維和接觸模式，調整既有框架，創造符合時代和環境變遷下的兩岸關係。

就一個新思維模式的思考方向上，陳水扁總統六月十六日提出的「決戰境外」戰略觀念，引起廣泛討論。總統在陸軍官校校慶致詞，就未來建軍備戰方向「精準縱深打擊、提升早期預警、爭取資訊優勢」及「決戰境外」觀念，論者輒以軍事觀點就戰略戰術各闡其義（附件八）；個人則認為「決戰境外」應擴大視為是陳總統對國家整體戰略營建與運作的一個根本策略和指導。其著眼乃在「確保國家生存，維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加強國防武力建設」，如何面對中共整體形勢就國家大戰略與軍事戰略提出基本的因應方策。

一、「決戰境外」的大戰略（策略）思維：

是情感認知與新挑戰的出發--率直的展現對台灣的感性思維。自政府遷台迄解除戒嚴，中華民國的大戰略與國家戰略方向始終偏向以反攻大陸及反共大業為國家戰略主目標，政經心軍與民生皆成為這主目標附屬的基本建設，台灣地略與戰略眼光落實在「復興基地」存在與向大陸投射的過客心態。直到蔣經國先生後期的十大建設、民主化、本土化，才將台灣與政府關係緊密紮結。當今不論執政黨、在野黨成員本身即生於斯、長於斯，對土地的感情深厚紮根，我們是這土地的孩子，台灣是我們的母親。「決戰境外」不能及於本土的戰略思維只是對這土地感情的萌發而已。

「決戰境外」的大戰略範疇，在國土之外，是以政（政治對話與外交）、經（區域經濟與大陸經貿）、心（認知、認同、共識）、軍（地區軍略論壇、區域安全防衛、軍事交流互動）的國家戰略、策略運作，決戰國際，爭取輿國。

是保全本土完整的大愛--台灣即是根和家園，我們不容戰火洗掠；戰爭的破壞比九二一地震更具整體的毀滅性，世界任何國家沒有一個願意將戰爭的毀壞帶到自己家裡。日本二次大戰軍國主義著眼全民玉碎，但終仍放棄本土決戰就是這個道理。所以本土完整是任何謀國者的基本理念，決戰境外只是這理念的具體化。若因政治理念與政黨堅持，將雞窩、雞蛋、小雞都砸了，愛、希望、理念的意義何在？陳總統及執政黨之「決戰境外」涵義，似應具有：將調整國家與政黨多數與少數間的共同理念與政策，落實台灣本土生存實質與發展之共識，凡前所堅持的一些意識形態易導致誤判，挑起戰爭口實的堅持，而作相當約制和迂迴。

全面作戰概念重新定義--就國家體制、尊嚴、存在與治國理念的貫徹，藉由歷史的回顧（日本、英國在二次大戰後國家戰略過程）與現實前瞻，「決戰境外」的大戰略形勢營建是一個具體的策略方向。在軍事上建立作戰縱深；在政治上展開階段接觸；在經濟上融入地區經貿體系；在安全上就整體地略戰略與多國利益中，尋求和平解決問題的均衡力；在民主上尋求對岸的影響共識，藉由人民與人文接觸產生習俗、民族、血脈的感性包容；這是一個大戰略整體性的全面作為。此一柔性表達，即是藉由這些多渠道接觸、對談及戰力架構的互動制衡，應可跨越戰爭這最後、最殘忍、付出眾多生命與代價的手段方式。就若干問題的歧異，給予空間，求同存異，即使根本矛盾的無法解決，也不至各走極端；即以在中間路線上保留相當彈性，建立對戰爭約制的感性和理性。

是多元戰略營建的具體方策--決戰境外調整的戰略構思是，我們的國家防禦一向針對中共威脅與反封鎖、反登陸等作戰狀況，但現時環境與中共的戰略思維模式的因應，則須著眼於亞太海洋戰略與海峽雙方戰力經營（中共第一島鏈與一千浬海洋掌握，建軍與用兵範圍自然就包括了對台灣這海洋戰略位置的戰略壓縮與兵力投射）。我國的海洋戰略戰力營建與運用亦須相對因應外，對與我海洋毗連的亞太各國（含大陸）間，當賡由地略位置、政治、文化、宗教、經貿、利益的互動關係，做「多元性與變易性」的解析和瞭解。國家高層得就海洋戰略經營，強化大陸地略與經濟區海洋戰略佈局，建立部會共識。再舉日本為例，日本的海洋佈局原以強大的海洋經貿，營建地區經濟效益，形成經政互用；再由形勢需要，藉由整體性經貿，就地生產的實力，強化了地區影響。另以美、日兩個海洋國家的互動互利為例，戰略上因應日本安全及美國亞太海洋戰略需要，強化了日本區域海權影響力與海軍軍力投射範疇，成為美國亞太地區（海洋）勢力制衡與圍堵策略彈性佈局的防衛夥伴。

今天台灣經濟情勢不能脫離包括對大陸市場的整體考量，亞太國家都以經濟建設與發展為國家目標，形成地區間的相互依賴。中華民國的國家海洋策略，應以日本海洋戰略的「經貿性、整體性、共步性、境外性」佈局做一參考。兩岸經貿關係由貿易來往，我已具二○○億美元利潤，已是一個事實指數。經濟是國家的核心利益，與安定性密不可分（註廿三）。法國格里維認為「商業戰（經濟）對於最劣勢的艦隊（戰力）亦是一種最經濟（直接有效）的手段，而且也最能重建和平，因為它直接打擊在敵方繁榮的根源需求上」（註廿四）。經濟需要一個穩定的兩岸關係和國際地區關係來加以發展，是當前國家利益的重要著眼，決策單位似可在穩定因素下全盤考慮與大陸經貿的合作方策，商機如戰機，商場如戰場，這是經濟的「決戰境外，深入敵後（內）」，以商促政，以商促和，對我們如此，對中共也是如此。 逐步戰略統合的力量投射-減低自耗：

理念整合：李遠哲博士近曾就兩岸政治理念上的矛盾對立，提出兩點重要建議：「等到大陸經濟建設順利的發展……，民主自由的發展也能伴隨著大陸經濟而提升，到那個時候，兩岸的統一也才會有實質的意義。」「我們（台灣）應該回到一九九二年各自以口頭聲明的方式表述一中國原則的共識」（註廿五），國民黨連戰先生也提出兩岸曾在九二年達成共識，「不過，現在問題卡在我們這邊。」「今天執政黨還沒有這個基礎來接受這些事情，因為執政黨本身沒有共識，怎麼跟人家（對岸）談？」（註廿六）新政府成立後，對任何一個國家戰略理念、方向、政策都負有顧及國家利益、安全與全民福祉的政治責任，整合形成國策的確定性。

預防性策略：美國前國防部長培里表示，美國所追求的最佳安全政策是要能夠「預防衝突的發生」「降低戰爭發生機率」，包括「採取任何必要行動以維持我國利益」，而提出「預防性國防戰略」。本文各章節已概括性列述兩岸形勢、中共戰略營建、危機衝突與和戰策略，即意圖探索對方可能戰略底線與反應，逐步統合正負因素與我之所能做為，作預防性的策略因應，以「任何必要行動」降低衝突，維護國家安全。

全民國防：我國守勢作戰國防政策已形成「政經為前導、武力為後盾之總體戰」，面對中共強大威脅必須凝聚全民「生命共同體」的共識，落實全民國防，將民間力量轉化為國防力量（註廿七），以在整體戰略上結合政府全面策略，發揮每一點滴的影響、每一徵候的預察、每一形式的反映、每一狀況需求的參予。使我們的政策方向、步驟作法，限制和條件如何，要付出代價如何，民眾如何配當，都能清楚明確，相互統合。

二、「決戰境外」的作戰與戰術思維：

「境外」的「作戰」釋義：

境外是決戰時空上，作戰地境線之外的「戰場」範疇（註廿八）。另在經貿上的釋義，則是在領土之內，如李登輝政府就三通規劃的「境外轉運中心」之建構範疇。而在數字化資訊多維戰場時代，已經不存在境內、境外之說。（註廿九）

源頭攻擊（ATTACK AT SOURCE）：

「源頭攻擊」是在軍事衝突發生前，詳予研判敵方作戰關鍵與神經所在，基於戰力之有限性，以任務部隊（空軍反制兵力、特攻兵力、潛伏佈建）配備高科技武器與電子戰資訊干擾能力，將打擊力投諸其上。如對方的C4ISR 指管通情資訊監偵系統、作戰偵搜與武器系統、區域空管中心及重點支援結構單位，若使之喪失或相當時間內喪失指通監偵與目標研析能力，癱瘓情報資訊傳遞，以利我軍奪得戰機與先制，止戰於境外。

前進戰場經營：

將未來作戰環境，敵之戰略目標，就其威脅導向之軍力數量，任務導向之不同性質任務及兵力間的戰鬥序列，針對「敵主、支作戰行動」，規劃各個可能「戰場」，就我軍利弊與作戰條件，先期經營掌控。作戰時，聯戰兵力之決戰時空以在地境線外形成戰場；將戰術與屏阻行動外延，爭取局部優勢，達成「戰力極大，反制及時，位置機動」的指管運作，將主戰場決戰遂行前置於國土之外。

有效威懾嚇阻：

美國後冷戰國防政策以「預防性國防」為第一線，「嚇阻」為第二線，「軍事衝突」（戰爭）為第三線且是最後的方法（註卅），而嚇阻與衝突即為戰爭的威懾與對決（附件七）。一支攻勢防禦的兵力，具有把戰線帶往敵人的縱深位置去，以針對最具戰略代價的有效目標實施打擊，確然能落實「嚇阻」的有效涵義，而迫敵思考作戰代價。換言之最直接有效的兵力就是敵後佈建，及強火力、高機動、大空間、較高存活率的空中戰線或戰略、戰術飛彈戰線。國軍上述條件戰爭工具與載台僅包括了電戰、資訊能量、飛機和特種部隊。

由於戰爭本質的殘酷，作戰若是在不對稱軍力下，以現代化兵力作具高威懾代價的作戰用兵考量，乃是將一支或多支空中攻擊（或特攻）兵力，遂行決戰境外。因為「反制、阻絕、密支」作戰任務的戰術空軍，在中共攻台先奪制空權的多批無預警持續攻擊襲擾下，它遂行防空阻絕作戰的消耗性、持久性、存活率與作戰效益都值得再作估算。而飛機本身是攻擊與反制戰力，飛機與飛機即使以一對Ｎ架的有生戰力交換，所構成的嚇阻仍是有限的。而於某些階段時間內（含作戰初期）針對即定戰略目標將火力壓迫向彼處，將可產生牽制並迫使對方的攻擊飛機轉用於防空阻絕，並迫使對方考慮（扺要一架或若干架達成任務）代價與影響，達成決戰境外的「有效嚇阻」。 戰略佈局：

「決戰境外」另一種涵義應是戰略佈局與用兵手段。國軍固安作戰計畫本「有效嚇阻，防禦固守」戰略構想，採「戰略持久，戰術速決」的作戰部署，以「阻敵於彼岸，擊敵於半渡，毀敵於陣地內」為用兵手段，對強勢臨境的犯敵由參謀本部統合聯戰作為，行境外兵火力重層攔截，並以「反登陸」灘岸陣地為作戰依托。「決戰境外」將是就形勢運作，機動調整用兵先後與攻守轉換，指令行突穿攻擊的積極作為；而在佈局上著重拳頭效應與創造作戰選鋒。另在不具縱深的地略形勢下，採戰略展開，營建「作戰面」，以海軍部分戰鬥群之海上機動能量，將戰略面拉開、拉離本島（形成境外牽制），在計畫位置隱匿待機，形成決戰翼側；相對也拉大了敵人的作戰面，牽制其行動範疇，增加序列規劃與指揮的複雜性，產生利我於「境外阻遏敵軍攻勢」的戰機和空隙。

海軍曾深入分析過一九九六年三月台海飛彈演習時美國兩個航母戰鬥群以南北後退部署位置的戰略佈局與涵義，以及所形成三個「戰略支撐點」的海洋據點架構（另一個點是台灣，附圖五）。若台海危機再發生，就其徵候性及美軍情報預知能力，其層級反應應不會低於一九九六年；這「三個戰略支撐點」的投射、涵蓋、彈性互補的海洋戰略部署，可作為我戰略佈局的參考。國軍不奢求與美、日共同作戰，但在相關位置的部署與運動，即使是欺敵與佯動，也將影響敵人研判，對「境外」決戰的實質意義，產生加乘效果。

駭客任務

就是資訊戰部隊整合運用。國內資訊技術、能力及民間資訊多維運用與研究，已臻世界一流水準。中共兵力營建走的是打贏一場高科技的有限戰爭，以我之資訊優勢，運用駭客任務干擾敵人導航、指管、情報、監偵、通信的資訊鏈路（C4ISR），而在全民國防中，將民間能量與人才以特種部隊編組運用，完成部署，是切應作戰，結合戰術行動的必要。

建軍與戰備要求

境外決戰是架構，有效嚇阻是建軍願景（註卅一），手段是將作戰線自海洋往前推（作戰機動的快速反應與兵力投射），將作戰面自本島向外展（戰略面的存在艦隊），將陸軍戰力作後盾依托（全民防衛體制、整體後勤、反登陸），藉由三軍聯合作戰，完善的全民國防運作，整合國家整體資源。因此，在建軍與戰備要求下，概須就「能戰而不求戰」，「防禦性嚇阻戰力」考量下列重點：

整體規劃國家戰略政策，結合國內相對研究中心與軍種智庫，進行國防戰略總檢，據以接軌我全般軍事戰略構想與多個子計畫，統合聯戰理念。

決戰境外（阻敵彼岸）權責屬三軍統帥指戰體系之計劃與實務運作。

作戰層級扁平化，年內完成聯戰機制（體制），承接國家戰略體系作業，擴大國防總體運作，明確釐分各軍種、民防、海巡之戰備、戰訓組織重點。

通用軍民資源體系，訂定標準化納管規範，構成整體鏈傳體系，完成雙軌運作，針對不對稱作戰與超限戰，營建動員徵用轉換及頻譜分配。

陸軍與「全民國防」結合性機制運作的強化。

海空戰術研發與投射，就「制空、制海、反登陸、制電磁」各項任務之戰場威脅，分析各個可能「戰場」目標、用兵範疇與戰術空間，遂行整體兵力之詳確作為。

「整體後勤」三軍通用、專用整備與全民資源，修護能量之具體分工與隸屬體系評鑑。

營建選鋒戰力之基點部署與境外部署（針對指定目標或重點目標用兵位置）。準軍事「聯盟」或非軍事資源之整備與協調連繫。

柒、台灣的條件

一、經濟體系的基礎面

中華民國五十餘年來居處於一個資源有限的島嶼，基於其經濟政策的紮實與前瞻性、土地政策的穩定、工商轉型的成功，促成她的海洋經貿發展體系的基礎面與健康面。今天台灣經濟情勢更不能脫離整體考慮，亦即亞太地區-包括大陸，使整個市場具有確定性，使知識經濟或新經濟政策理念，持續掌握市場化與經貿腹地的宏觀取向，落實產業政策、金融政策、基礎建設，來營建投資管理與競爭能力（註卅二）。

二、四個支柱的穩定面

台灣的鏈島戰略位勢與三軍戰力，形成她在亞太海洋戰略的制衡地位，在後冷戰時期的國際勢力中，保持了均衡的存在。且由於國防安全與三軍的穩定性，提供了社會的安定、民主改革與政黨政治、經貿與經濟成長及國家生存發展的「國際空間」之獲得。「台灣安全區域化、兩岸關係穩定化、政府民主效能化、經貿結構市場化」將可能是中華民國持續其和平、尊嚴、成長、互惠的四個穩定支柱。

三、台灣無法超出美國的支援範圍？

台灣擁有經貿優勢與資訊科技實力及國防戰力，但基本上仍屬於西太平洋島鏈的海洋勢力影響區域，深受美、日戰略，尤其美國戰略利益所帶動。三次台海小規模武裝衝突及準軍事衝突，美方均採取相當程度之介入（已見附表五），形成「台灣的作為無法超出美國所支援的範圍」的認知（註卅三），如何在「美國所支援範圍」的可能模式內（附件九）走出及明確表達國家方向，在美國及中共利益槓桿上取得傾斜式的均衡，應是執政者政治智慧與國際互動下，就「近、中、長程」狀況判斷、掌握國家利益與全民福祉適採的步驟調整。

四、祖國統一於新世紀？

中共十五屆五中全會公報（十月十一日閉幕）以「祖國統一、現代化建設、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為新世紀三大任務（註卅四），中共當務目標以「台灣問題，提高經濟建設與市場效益，強化國際戰略營建與實務關係」為中心，重點則落實在對經濟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理論與實務上，北京均不會分散其追求經濟成長的注意力與政策面。台灣處此期間亦何不然。當可憑此作為政治權衡與戰略條件，就需要以緩和的現實態度，「促進兩岸和平、理性、互惠、合作的多面進展」（註卅五），而將一個中國置於我國、美國、中共不對等三角妥協的和平緩衝架構內，謀取利點。因為，一個中國必竟「是一個經由兩岸人民共同協商，談判所組成的未來中國」（註卅六）。

五、台灣有其他選項條件？

當執政黨仍具訴諸意識的台獨黨綱，當陳總統說出「統一不是唯一的選項」（九月一日紐約時報專訪），陸委會蔡主委表示「新政府對兩岸關係發展的政策就是動態的維持現狀，未來則是希望追求一個有建設性及構造性的兩岸關係；而一中不是唯一的復談途徑，雙方應坐下來談一個恢復有效對話的方法，這需要時間」（註卅七）。蔡主委並在立法院說明：「國家統一綱領仍是存在的，是一項重要的指導文件，但不是兩岸政策」，當前最重大責任，就是兩岸關係處於震盪盤整期，必須維持兩岸關係的穩定發展，並維持各種可能（註卅八），都具有相當的模糊與不確定性。政府的基本堅持是什麼？我們要等待或營建怎麼樣的時間與盤整？政府部門，民間社會，甚至工商經濟面，要在怎樣的一個穩定的架構面與方向來一致前進和相互依托？台灣人民有權力明白要走那向那裡，以及會得到和損失什麼。

基本上台灣的條件選項，就戰略而言，無論民進黨的「台灣獨立」戰略及李登輝的「特殊國與國關係」戰略所導致的形勢試探，已見諸於中共的直接動作，及美、日態度與國際反應的負面效果，也壓縮了我們內外的戰略空間；現在回歸維持「中華民國」現行戰略防線，建立時間上和實務上的戰略互動機勢，釐定各階段性的變數因應和戰略共識與策略，而適作戰略操作來維持內外平衡（註卅九）。我們應以此基線，再在「國內民意凝聚、兩岸互動、國際因素」（註四十）條件營建下，來面對兩岸新格局的可能戰略選項。

捌、國家安全戰略芻議-海洋經營策略

台灣地略位置與環境資源構成了典型的海洋態勢，平時外貿與航運一直是國家賴以生存的命脈、海域掌控與經濟成長則是國家安全與生存保障。台灣運用海洋地理天塹與國際間西太平洋海洋戰略均衡，以及五十餘年海洋國防與國軍守勢戰力的持續成長，才屏阻了中共赤化，營建了經濟台灣與民主政治的發展榮景。今後，國防戰力的累進與延伸，和國家海洋戰略的區域配合，仍是國家安全基礎和擴展國際事務的可行策略。

我國國防地略處於類似航母的島嶼空間，戰略屏衛部署基本上類似一個航母戰鬥群；若敵之攻擊被帶到台灣，無法掌握海上縱深的制空制海時，則一如作戰已直接臨及航母本身，台灣的陸地部隊後勤支援與機動就有被截斷的威脅，且在狹長且川河割裂的塊狀地形內難有戰略迂迴的空間。基本上，僅就「軍事」著眼，一艘不沉但卻距近大陸不能移動的航母，守勢作戰理念者在「不將戰爭帶入本土」，則整體安全策略方向即應朝向航母影響的「海洋戰略經營」觀念。將制海（海洋）戰力，結合台（基地）能量，積極擴展海域戰略縱深，來落實「有效嚇阻、防衛固守」的作戰指導。事實上「海略經營」在海洋國家的國防安全上佔有決定性地位，就爭取海洋利益和兩岸對峙的現實而言，亦應是確保國家安全、維護國家利益工作的重點。

最能說明「海略經營」成效實例的國家是日本。日本國家防衛政策係本「建構更穩定的安全保障環境」、「建構無隙可乘之防衛態勢」（註四一）為戰略營建的重點方向。其國防基本方針則明確策定「先以推行國際協調等致力於和平，及由安定民生等確立安全保障的基礎，接著整備有效的防衛，並以美日安保體制為基礎」，落實「外交內政」作為與「國防專守防衛武力」整建（附件十）。並就海洋戰略觀點考量其防衛武力整備：

一、日本係四面環海的島國，敵方入侵必須經由海空途徑，地略上缺乏縱深；日本位於扼守歐亞大陸東北部通往太平洋之海上交通出口的戰略要衝，因此不能不擁有實力，以免成為此一地區之不安定因素，因此維持地區的安定不僅是日本和平與安全所必須，亦有助於週邊地區之和平與安全。

二、日本是海洋國家，並藉由海洋與美國及許多友好國家相結合，維護海上交通安全為國家生存與確保續戰能力及美軍來援之基礎（註四二）。

但日本軍備與自衛權受到憲法第九條各項規定所限制，自衛隊兵力是以「保持最小限度所需」的自衛武力。日本「海略經營」即就防衛政策之地略與經略考量其海洋戰略，必須將國防力推及安全所須之海域。所以在憲法第九條內給予了相當的戰略空間，即「行使自衛權之要件」與「可行使自衛權之地理範圍」--不限於日本的領土與領空，其具體範圍到達何處係依個別狀況而異，不能一概而論（註四三）。其「海外派兵」亦經波灣掃雷與柬埔寨和平工作（ＰＫＯ）法案之突破，可結合日本「海洋監防一千海浬範圍」與新「美日安保條約」「週邊事態合作」的戰略釋義，具體化了「日本對美軍行動之支援」「在運用方面之美日合作等行動事項」（註四四），衍生日本有事時之新聯盟作戰與相互合作計畫，形成法制化（註四五），營建對亞太安全穩定的戰略影響力。（附件十一）

我們明白一個海島形勢的國家防衛（國家安全）政策導向，乃是一個整體海洋戰略架構（政經心軍），含括生存環境，地理特性，國家（戰力）整備方向，國際形勢運作；就現實面、時間性、需要性的大趨向，達成整體海洋戰略經營與制海佈局，發揮與地區互動的介入與影響。

日本、美國、中共都非常用心就國家利益在作海洋戰略的前瞻佈局、「海略經營」包括了廿一世紀經濟、軍事、國家發展、能源權益保護、基地、航運線的整體海洋戰略和國家安全戰略的海洋思維。師法上述國家的海略經營、制海運作、能力需求，推論到國軍發展應形成的方策、架構、重點及建軍備戰的具體發展；當就政府所調整的國家戰略，策訂軍事政策指導、務實而前瞻就軍事戰略方針的總評估，做未來整體規劃。（附件十二）

現階段和未來的國家利益、至少應含括：「國家領土主權的自主與完整（海洋領土）」，「保持海島國家海洋經濟的持續成長」，「掌握國家生存發展的海洋空間的運用」（含台灣海峽或未來可能之三通航運線），進而「促成國家在地區性海洋經貿的互動」，以及「運用國防海洋力量（含海軍），形成亞太整體地區間可能衝突的一股制衡與牽制力量」。中華民國在台灣即是深受地理、軍事、經濟、海洋因素影響的海洋國家，必須就地緣、政治、經濟、人文與海峽態勢，營建我國的海洋大戰略視野。

因此，國軍發展應該循著前述海洋戰略，按國軍戰略指導、具有制海（局部制海）及兵力投射能量（決戰境外），以支持國家利益與海權的維護和拓展。這份力量並得以抗拒任何可能危害領土主權的軍事威脅，及對外海上交通線維持，「建構無隙可乘的防衛態勢」。進而配合國家整體外交策略，結合與地區週邊經濟海域的重疊性，遂行維護海上秩序、救難、海洋環境保護，強化與各國軍事學術互動；並以非軍事衝突處理，嚇阻和防止一切可能挑釁及違反海上秩序的行動；在大戰略涵義、海洋戰略格局營造，結合友好國家以均衡地區態勢與和平，提高經貿海運的利益互動，為國家安全「建構更穩定的安全保障環境」。

國家安全戰略明確接納「境外」的戰略涵義，是一個新認知，但仍應衡諸敵情威脅、國家利益、國防（或軍事）戰略、海（空）軍能力與使命，建立海洋國家於「海權區域」運用。這區域的範圍，當然結合現時國防「有效嚇阻、防衛固守」制空、制海、反登陸與台海作戰區戰場C4ISR的戰備提昇，而落實其效果。

我國是個出口導向的海島國家經濟體系。海島國家生存除抗衡威脅的國防戰力外，經濟乃是一切的生存核心，經濟問題會牽動政治、軍事、心理（社會）的不穩定和不確定變數。二十一世紀在亞太島鏈東南的台海區域，美、日、中共、台灣這種海洋戰略利益與權力的互動衝突形態不斷浮現。我國國家與政策的穩定性、國家發展方向、國家安全戰略的整體規劃運籌，須在國家生存、經貿發展、海洋利益、國防運作上來整合政、經、心、軍策略的共識，謀取制度面及行政的落實。以經貿發展與海洋策略，與美、日、中共、地區國家如何利益接軌，如何智慧互倚，都是國家「海略經營」大戰略的構思焦點。

玖、結論

目前中華民國的國家安全，由於新政府運作，一些政策策略尚未盡明確，大方向與階段步驟亦在整合；在制度面上即要調度整個有形、無形的資源，配合國家發展；在基礎面上更要就未來策略形成共識，以將國家安全與台海戰略，整出自己的定位與方向。

本文在兩岸特質與思維上提出若干看法，將這些看法歸納在戰略走向與決心內，並就亞太海洋戰略來看中共、美、日、台灣間的利益和衝突，強調島嶼國家海洋戰略的整體面與國際間利益的互動面，作台海戰略討論。台海軍事平衡現在和將來都將是傾斜的，而在海洋地緣戰略上抓住能與我具有共同海洋利益友好國家，保持即有的地區制衡，而又維持兩岸和緩，則須以政治胸襟、智慧、經濟互補與戰略利益所牽動。

兩岸各有其戰略利益的正負數，我們更面臨武力的實質威脅。但有正數，就有機勢；著眼國際情勢與政略經略，應可找到一些戰略利益上的槓桿支點。兩岸都有其政經略的考量評析，更多意識形態的矛盾與民族心理的融離，壓力相對形成了排擠與反彈，會將雙方推向兩極。而在這種傾斜的平衡下，鬆緊的拿捏及雙方內部不確定因素，都會使互動空間縮小或消失，時間的急迫性就更擴大負面效應。政府釐定整個決策規劃，就戰略格局和各個確切策略，掌握機勢和利弊，瞭解情勢與條件，而對國家安全與台海戰略關係作最適當的整體導向，才是關鍵所在。

【注釋】

一、匹克‧克瑞克利合著，朱堅韋譯「集體安全」，第四十六頁。二、一九九七年五月新加坡國際海洋防衛展會議報告，張瑞帆譯「西太平洋繁榮網路」，海軍戰略研究卅一--卅二卷，第卅九-四十頁。三、中國時報九月三日，李遠哲跨黨派小組第一次會議致詞，第二版。四、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國防報告書，第二節威脅來源，第五六頁。五、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國防報告書，第二章現階段國防政策，第五九頁。六、馮承虎，當前中共政策情勢及及未來可能發展，頁五八。七、陳永康，八十四年六月海軍學術研討會，中共海軍戰略與海軍發展對亞太及海峽情勢之影響，第九-十一頁。八、同註二，「西太平洋繁榮網路」。九、張建邦策劃：未來台海衝突中的美國，第七七、七八頁。十、一九九七年五月新加坡國際海洋防衛展會議報告，張瑞帆譯「美國海軍在亞洲地區所扮演的角色」，海軍戰略研究卅一--卅二卷，第八五頁。十一、江澤民、朱鎔基二○○○年三月中華民國總統選舉前各項談話。十二、張建邦先生策劃：未來台海衝突中的美國，第八三頁。十三、陳美妃，後冷戰時期美國東亞戰略及中共對策，海軍戰略研究第卅一 --卅二卷，第八十五頁。十四、張建邦，未來台海衝突中的美國，第九九、一○○頁十五、陳永康，兵力結構相關議題之研究，八十八年海軍戰略研究專輯三十一 --三十二卷，第五十三、五十四頁。十六、霍雨佳，真知五書第三本「明斷」，第四七、四八頁。十七、聯合報，十月十五日，第十三版。十八、郭震遠，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中國評論，第六--七頁。十九、聯合報八十八年九月三日，中共軍事科學院二○○○--二○○一年戰略評估報告，十三版。廿、褚漢生，從中共戰略思想之演變研析未來建軍方向，海軍戰略研究卅一 --卅二卷，第一一九、一二○頁。廿一、聯合報，九月三日，第二版。廿二、聯合報，九月廿七日，第十三版。廿三、趙泰山，建構跨世紀的兩岸關係，中華戰略系列八十八年冬季刊，第四三--四四頁。廿四、陳永康、翟文中，兵力結構相關議題之研究，海軍戰略研究卅一 --卅二卷，第七八頁。廿五、中國時報，九月三日，李遠哲，跨黨派小組第一次會談，第二版。廿六、中國時報，十月五日，連戰專訪，第十四版。廿七、八十九年國防報告書，全民參予國防，總體防衛的國防，第六一頁。廿八、中國時報七月八日，參謀總長湯曜明上將「決戰境外，國軍一貫理念」說明。廿九、平可夫，聯合報七月八日，民意論壇，第十五版。卅、一九九六年五月美國前國防部長培里於哈佛大學演講內容。卅一、中國時報，七月八日，蘇進強，第十五版。卅二、中國時報，十月五日，連戰專訪，第十四版。卅三、聯合報，十月十一日，李光耀訪問，第十三版。卅四、聯合報，十月十二日，中共五中全會報導，第十三版。卅五、中國時報，十月五日，連戰專訪，第十四版。卅六、中國時報，十月五日，吳建國「統而不一，統而分治」，第十五版。卅七、聯合報，十月十日，第十三版。卅八、中國時報，十月廿日，蔡英文，國統綱領不是未來政策，第二版。卅九、聯合報，十月二十日社論「陸委會應重兵固守中華民國防線」，第二版。四○、聯合報，十月二十一日，蔡英文「維持兩岸穩定復談不是唯一方式」，第三版。四一、一九九八日本防衛白皮書，國防部史編局譯，第八十一頁。四二、一九九八日本防衛白皮書，國防部史編局譯，第八十七-八九頁。四三、一九九八日本防衛白皮書，國防部史編局譯，第八十三-八五頁。四四、亞洲的安全保障（一九九八-一九九九），美日防衛合作指針-新防衛指針，國防部史編局，第一七三頁。四五、亞洲的安全保障（一九九八-一九九九），「日本一九九七年防衛白皮書提出--防衛所也希望依據研究結果建立法制」，國防部史編局譯，第一七四頁。 【附件】 一、台灣海洋地略政經軍心特殊結構。二、中共海洋（軍）戰略發展預判。三、中共戰略思想概析(一)--(三)。四、戰爭形態區分。五、中共、美國歷次台海衝突之動機（一）--（三）。六、大國利益均衡下美國亞太策略案例（一）--（三）。七、美國之台海戰略意涵。八、決戰境外解讀（一）--（四）。九、台海發生全面衝突（中共武力犯台-含封鎖）時美國可能介入方式（一）--（二）。十、海島國家之國家利益基本架構。十一、日本國家海洋戰略經營（一）--（二）。十二、中共對我海洋（軍）戰略發展預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