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稱是新台灣人與說愛台灣的人最好以說一種台灣的本土語言來表現。實則，循著拉脫維亞的例子，我懷疑除了一九四五年九月以前出生在台灣者外，如無基本的本土語言能力，為什麼要有公民權？愛台灣？說台灣話吧，至少要會一種。

幾個禮拜前，我必須為別家報紙寫社論，卻發現不知道寫啥好，找不到該報讀者感興趣的話題。在這絕望的時刻，我上搜下尋找外電，看看有什麼能用的，就這麼碰到格陵蘭島(Greenland)的選舉。這猶如前英國首相聶維爾•張柏林(NevilleChamberlain)所講那句丟人現眼的話，「我們一無所知的遙遠國家」裡的選舉，我越看越覺得台灣的一些問題並不是如許多本地人所想的那麼獨特。

台灣氣候溫暖，社會富裕；格陵蘭與西歐一般大，多屬永凍帶，人口約六萬（真的！）經濟上除了魚類與肉類外，幾皆仰賴殖民地主國丹麥進口，說這兩個地方有諸多類似，實在叫人難以想像。但格陵蘭議會選舉的主題正是台灣所關切—即獨立問題。提倡自由的丹麥無可訾議地早已提議格陵蘭獨立，而實際上格陵蘭在大部分領域是自治，包括一些外交事務。格陵蘭的大選爭論是既然財務有賴丹麥輔助，獨立是否可行。

雖然理由不同，格陵蘭人對獨立感到不安是台灣人很快就可以瞭解的。格陵蘭人害怕的是貧窮而非入侵。選舉裡真正有趣的是一些週邊議題，包括誰該擔任公職的問題。

目前大多數公職人員是來自丹麥的殖民者。有趣的是，他們大多講丹麥話。這種情形讓格陵蘭人不悅。為什麼這樣舒服、待遇又好的工作卻由外來殖民者包辦？為什麼格陵蘭人自己不能做？這是格陵蘭語的選舉議題背後的問題。有一個黨—或至少是黨裡的一派—競選的政見是政府的所有聲明應該同時使用丹麥語和格陵蘭語，它是伊努語(Inuit)的一個很難學的方言。果真實施那真只有當地的原住民或丹麥的語言學家足堪勝任公職。

台灣為什麼不能？我實在納悶。我在前面幾篇文章裡都講過，許多台灣的問題是殖民歷史的結果。我當然不是指日本殖民史，那歷史六十歲以下的人無法記得，而是指外來國民黨殖民下的苦鬱經驗，這經驗到一九九六年後才有政治上的變化，其惡劣影響仍然像酸侵蝕著台灣的認同。

普通話之於台灣猶如俄語之於捷克

台灣殖民經驗裡一個強烈象徵當係官方語言一律採用普通話（所謂的國語）。普通話在台灣畢竟沒有普及，直到一九四五年後才在國民黨槍桿子威脅下硬套在這塊島嶼，普通話之於台灣猶如俄語之於捷克。捷克要去殖民化，只需把有特權的外來俄語地位去掉即可，因為所有捷克人都說捷克語。而台灣呢，有閩南語、客語，還有一打的原住民語言。要用什麼替代普通話呢？

實則，我不認為普通話能被取代，也不認為會有人真的要這樣做，但是我看到普通話之官方壟斷的毒害—儘管有另尋他途的議論。我特別注意到進入公家機關無須擁有地方語言知識的觀念真的有錯。當然我們知道何以致此，因為在以往的苦日子裡，這些公職都被殖民階級壟斷，他們來自中國，不說台灣地方語言，視台灣為落後野蠻之鄉，對於這樣的地方他們必須帶來他們的禮俗與文化，而非適應早已在台灣的風俗文化。

但就如我所說，那是過去的日子。我不瞭解的是，為什麼以前所建的機制今天要繼續照辦？為何沒有對想進公家機關的人規定考地方語言呢？很顯然不講地方話的人並沒有努力認同台灣。為何他們可被授權處理台灣的公共事務？這缺失如何補救呢？那就是對想任公職的申請者要他們選一種地方語言測試之。更徹底的是，已任公職者必須通過一種地方話方可升遷—但要真正落實，還是要有一段緩衝期（三年到五年，也許）讓有志者去學。

我不以為這是萬能藥，能治好台灣所承繼下來，一種本質上沒有改革的殖民治理機制中的種種病症。但我認為強制公家機關語言地方化，終會創造出更能認同與更願意服務台灣大眾的機構。這又讓我想到語言的更廣用途。就在格陵蘭島選舉後，我遇到一群新聞記者，他們是來自一個很少台灣人能在地圖上找到的偏遠國家，拉脫維亞。這個波羅地海的小國家甚至有比台灣更苦鬱的歷史。原本是個自己治理的國家，十三世紀變成德國的殖民地，十六世紀轉給波蘭，十七世紀交付瑞典，十八世紀則成俄國殖民地，於一九一八獨立，一九四零年遭俄國入侵兼併，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後再度獨立。

拉脫維亞公民須通過拉語測驗

一九四零年後，俄國人決定不讓拉脫維亞再度脫離掌心，為此，俄國鼓勵大量移民來此定居。結果原先俄國人在一九四零年僅佔其人口的十％，在一九九一年獨立時變成三十五％，在其七大城市裡，俄國人是主要人口。俄國人再度是殖民管理階級，是促進俄國文化及壓抑所有拉脫維亞事物的傳遞者。

一九九一年拉脫維亞人發覺國家雖已經獨立，實則仍被一群外來移民所管理，其忠誠不在本國—就這例子來看，是在莫斯科。這聽來熟悉吧？我想應該是不陌生。

拉脫維亞對此的解決之道有效但卻引起爭議。其採取的態度是凡對拉脫維亞事務有發言權者，就要認同拉脫維亞，而顯出認同的最佳方法就是要會拉脫維亞語。實際的做法，就是想成為拉脫維亞公民的人都要通過拉脫維亞語測驗。那並不僅是對新來的人，也包括國內每個人，在一九四零人俄國併吞前出生的拉脫維亞人除外。這樣結果是許多當地俄國人被剝奪公民權。他們不會講拉脫維亞語，他們失去公民權以及參與拉脫維亞事物的權利—特別是選舉投票權。對我來講，他們生活在台灣所謂「外籍居民」的邊緣境地。

歐洲對拉脫維亞此舉抗議聲四起—拉脫維亞政府被控踐踏俄國人人權，儘管政府有建立學校讓當地俄國人學習基本拉脫維亞語，以便讓他們通過考試取得公民資格。我認為拉脫維亞人沒錯，反倒顯出歐洲較大國家的偽君子心態，與瀰漫歐洲那種「一個尺寸大家適用」想法之全然愚昧，這些國家本身在保障少數民族權利的表現也不盡完美，他們看不到拉脫維亞是個特例，有著陳總統會稱之為「第五縱隊」（戰時防線內秘密資敵者的簡稱），反對拉脫維亞人的利益及其國家獨立的巨大潛在威脅。

「說台灣話」愛台灣的最好表現

在最近選舉裡，我記起在一家英文報紙讀到一篇文章，文內以誰愛台灣的爭論為背景來談選舉。我記得大約那時候有大陸新娘抗議，要求快些獲得中華民國身份證，「我們也要有愛台灣的機會」她們說。當然也有關於李登輝新台灣人概念的討論。確然，聲稱是新台灣人與說愛台灣的人最好以說一種台灣的本土語言來表現。實則，循著拉脫維亞的例子，我懷疑除了一九四五年九月以前出生在台灣者外，如無基本的本土語言能力，為什麼要有公民權？愛台灣？說台灣話吧，至少要會一種。

反對者會批這是沙文主義，或是打擊泛藍陣營的政治工具，對此我只能說很多泛藍陣營的領導人物——宋楚瑜、馬英九，都花時間學閩南語。又有些人可能會說此一方案實無需要，因為在學校施行的母語計畫終會培養出人人都會講些地方語言的人口，對認同台灣有幫助。但我要說那至少要花二、三十年才會開始形成社會風氣。現在台灣的獨立發展面對各種抵擋，還有時間等那麼久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