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9月16日本盟世界中委會於日本熱川舉行，本人曾就新政府成立後台灣政治情勢作一簡要報告，轉眼又經一年，這一年來新政府又面臨許多試煉，全體台灣人依然在充滿期待而又挫折和不確定的政治社會經濟環境中度過。上次報告提到有關政府行政立法部門互動之憲政危機、總統府和行政院政策屢遭杯葛、獨派發展遭受挫折、舊體制和舊官僚對改革不斷加以阻礙等等，這一年來仍舊存在，只是呈現不同的場景而已。

自上次世界中委會之後，去年10月3日行政院長唐飛突然獲准辭職，他因堅持核四發電廠不停建，與經濟部「核四評估建議書」主張停建及新政府建立非核永續家園的政策不合而下台。雖然閣員變動少，全民政府的標籤不變，但張俊雄內閣的登場，意味著由安撫軍方、外省族群及緩和中國敵對的過渡閣揆，轉而為帶有民進黨色彩的閣揆，而且須面對更大的壓力。新政府施政能力本來已因去年7月22日發生八掌溪事故，受到輿論批評，張內閣就任不久，復因於10月27日宣佈停建核四，而在陳總統與國民黨主席在總統府會談、於連戰踏出府門之後立即宣佈，被認為破壞了好不容易營造朝野首腦會商的和解氣氛，從而衍生其後國、親、新三黨主導醞釀罷免總統風波的藉口，並導致在野聯盟結合興風作浪的局面。惟事實上，即使沒有八掌溪事故和停建核四，在野聯盟對新政府的杯葛依然不會放過。

如果說民進黨政府缺乏執政的經驗，何嘗不也可以說在野聯盟沒有當在野黨的經驗和風度。他們承受不了失去長期威壓於台灣人頭上的優勢，不斷要逼使新政府解體，或者至少成立為國民黨主導的聯合內閣，企圖敗部復活。這對於在台灣歷史上難得首次出現政黨更替、形成由台灣人真正主掌政治、以為正可進行較大幅度改革舊體制的民進黨和覺醒的台灣大眾來說，是不可能輕易讓步的。

其後由於世界經濟日趨惡化，台灣也受波及，過去長期累積的金融呆帳問題和因產業升級和調整失敗而日陷艱困的廠商，為了開拓商機而投奔中國市場，致使台灣日漸暴露產業空洞化和「債留台灣，錢進大陸」的危機。這種財經上的困頓，被在野聯盟巧妙地利用為政治鬥爭的理由，讓新政府徬徨失措，百籌莫展，民意支持度因而下落。行政院終於不得不屈服，於2月14日收回成命，宣布核四復工，以拔除罷免總統的引信。

然而經濟景氣並不因核四續建和罷免風波的平息而有絲毫起色。迨進入六月以後，失業率和金融逾放比不斷上升，經濟成長預估值持續下降，陳總統乃於6月26日基於經濟發展及刺激景氣的考量，咨請立法院召開臨時會，通過金融改革六法，並於七月下旬起召開經濟發展諮詢會議，邀請各黨派、學者專家及企業人士分組（分產業、投資、財金、兩岸、就業五組）研討，匯集了322項共識。這次會議，不但重新尋回朝野協商的模式，也為因應經濟景氣不振、產業蕭條、兩岸困局以及迎接將於今年底前加入WTO作準備。此外，自8月10日起，財政部金檢人員開始對全國36家淨值呈負數的基層金融機構同步監管和清查，情況尚稱順利。大眾期待新政府能除去這種過去國民黨不敢開刀的大毒瘤。

今年六月起，朝野政爭的聲音已較平靜，主要原因不外：(1)立法院休會，在野聯盟沒有一個不斷嗆聲的舞台。(2)大眾已漸知分辨經濟不景氣與杯葛新政府的關係，核四停建不一定與經濟成長搭勾，而經濟不景氣的世界性趨勢也漸為大眾所瞭解。(3)年底立委和縣(市)長選舉漸漸迫近，各個政黨及其候選人各有自己的盤算，在野聯盟在選舉利益衝突下，各懷鬼胎，已形同瓦解。(4)新政府以新策略，迎接在野黨的挑戰，挽回民心。其間對未來政局最具啟導作用的便是李登輝前總統出面協助新政府安定政局。今年6月16日，「台灣北社」成立大會，李陳兩位前後任總統首次同台演講，李前總統說，「今天最重要的莫過於「穩定政局、振興經濟、鞏固民主、壯大台灣」。所謂「李政團」，已於8月12日成立「台灣團結聯盟」，推出候選人參加年底立委選舉。如果年底立委選舉，台聯和民進黨皆有不錯的當選席數，必將促使國民黨瓦解，而國民黨內台灣意識較強的人則可能投向台聯黨或民進黨。選後或許為了組成「聯合政府」，也有政黨重組的可能。

李登輝前總統曾謂將來最好形成像日本於1955年由自由與民主兩黨合併形成為「五五體制」主軸的自民黨，如此則可安定台灣未來政局達三十年之久。面對年底選舉，由於民進黨採取保守提名，而國民黨在強力查賄之下很難長進，故應可推定選後將形成各黨皆不過半的局面。台聯黨的成立和成功進入國會，至少可避免民進黨於未來被國、親兩黨結合多數勒索強求主導組閣的壓力。12月1日投票日，台灣選民將對台灣未來政局是否趨向安定，有無可能讓陳水扁政府從事更大幅度的改革，作一次關鍵性的抉擇。

「台灣前途應由台灣全體住民決定」，這句話是民進黨建黨時引用聯合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規約」所揭示的原則。1991年10月民進黨更進一步通過「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及其制定新憲法的主張，應交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方式選擇決定之」的黨綱。它儘管仍尊重公投決定，但清楚表明民進黨即將主導的目標方向。然而1999年5月，民進黨為了準備提名人選參加2000年總統大選，全大會通過的「台灣前途決議文」，固然仍主張「台灣應揚棄一個中國的主張，以避免國際社會的認知混淆，授予中國併吞的藉口」，但在說明中提到「台灣，固然依目前憲法稱為中華民國，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任何有關獨立現狀的更動，都必須經由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決定。」這句話，被認為是承認中華民國體制的陳述詞，民進黨高層頗多認為與「台灣已是主權獨立的國家」沒有什麼不同。其實「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和國民黨一向主張的「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並不一樣。後者會重新呈現中國內戰狀態，把它稱為「獨立現狀」並不符事實；前者才是台灣要建立成為一個獨立的新國家。如果要改變「依目前憲法稱為中華民國」的這種國家現狀，都必須經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決定，則這種政策，無異表示現在民進黨抱著中華民國體制維持現狀不變的政策，是其甘受的願景。本來1999年的決議文與1986年和1991年民進黨黨綱的精神並不相符，但因1999年民進黨內部一些人以為依據這樣的決議文才方便參選中華民國總統，故而才有此動作。嗣陳水扁當選總統之後，在中國和台灣內部統派壓力下，其許多有關台灣地位的宣示，都環繞著這個觀念搖晃著。最近民進黨新進的黨中央幹部，更進一步認為用「決議文」比不過黨綱的位階，乃企圖於今年九月底的黨大會修改黨章，以便將全國黨代表大會主要決議案，升級視同黨綱。顯然地，他們以為1991年的「台獨黨綱」條文是阻礙民進黨轉型的石頭，而擬將1999年的台灣前途決議文升格為等同黨綱位階，以便擠掉1991年的黨綱。這究竟是民進黨修正主義者的頹廢抑或轉型，有待歷史公評，在此不必贅論。

去年下半年起，中國對陳水扁總統的壓力似已減弱，但是陳總統對統獨和兩岸問題卻仍持續出現含糊和善意的表態。一方面，新政府對於92年「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共識」迄仍不表認同，一方面於去年六月組成總統府之下的跨黨派小組，在那些統派和模糊派代表糾纏下，於同年11月26日針對「一個中國」議題達成「三個認知，四個建議」的共識，其成員一致同意「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增進兩岸關係，處理兩岸爭議及回應對岸一個中國的主張」。後來這個共識已被陳總統引用。

在政策上，較應重視的是陳總統的宣示、陸委會的公文書，以及執政黨民進黨中常會和黨主席的主張。

陳總統在今年元旦祝詞中宣稱，「秉持民主對等的原則，在既有的基礎之上，以善意合作的條件，共同來處理未來『一個中國』的問題」……、「依據中華民國憲法，『一個中國』原本不是問題」。此外，更提起受相當議論的「統合論」，他說，「我們要呼籲對岸的政府和領導人，….超越目前的爭執和僵局，從兩岸經貿和文化統合開始著手，逐步建立兩岸間的信任，進而共同尋求兩岸永久和平、政治統合新架構，為二十一世紀兩岸人民最大的福祉，攜手開拓無限可能的空間。」

陳總統對兩岸問題的宣示，透露出若干訊息，亦即身為民進黨籍的總統，似已悄然放下上述民進黨對於台灣主權定位的基調，而且也不再引用李登輝「特殊的國與國關係」論調，儼然有另闢蹊徑之勢。陳總統說「兩岸原是一家人」、「既然希望生活在同一屋簷下」，顯然是借用東西德在統一前所揭示的「一個屋頂原則」（One Roof Principle），試圖用這種模糊方式回應北京當局的「一個中國原則」（One China Principle）。他雖然沒有表明兩岸要走向統一，但由於他使用「希望」的意欲語氣，已經很難不令人產生這種聯想。

特別是「從兩岸經貿和文化統合開始著手，逐步建立兩岸間的信任，進而共同尋求兩岸永久和平、政治統合新架構」，其對兩岸關係的方向感似乎已相當明確，難怪不少統派人士和在野黨已不再強烈批判陳總統的統獨立場。支持「統合論」者認為，「政治統合論是企圖減低中共的敵意，而不會提高台海方面權力差距的前提下，逐步落實『經貿統合－＞文化統合－＞政治統合』的三部曲統合理念」。

然而所謂「統合」究何所指？陳總統本人並未進一步說明。Integration依英文字典的解釋是「聯結成一整體」之意﹝國內一般譯為「整合」，日文譯為統合﹞；在政治學上，常用於不同政治文化和政治集團的整合，以及「領土整合」和「民族國家的整合」。如果陳總統的「統合」是指國際關係理論上的integration的話，一般是指國與國之間結合的過程(process)，亦即逐漸將國家主權讓渡出去，往合的方向邁進，其中牽涉體制（regime）的設計與共識的培養。不用「整合」而用國內意味「統一」的「統合」，易滋生統一的敏感涵意。

關於統合的實例，歐盟的發展模式最常被人提起，但瞭解歐盟整合過程的人都深知這種獨立國家自願讓渡部份主權的作法根本無法適用於兩岸關係，因為中國是全球主權觀最強硬的國家，與中國談讓渡主權和與虎謀皮又有何異？所以陳總統提到的「統合」若是一般認知的定義，不僅已偏離民進黨的國家定位觀，更隱含接受中國統一的風險。

不過，民進黨對於「統合論」的反應卻表現得相當低調，除了本盟、台灣長老教會和少數學者外，多數人都選擇沉默。然而就如同淡江大學阮銘教授的警告一樣，「陳水扁現在對於一個中國的策略是模糊化，但是如果連國家主權的東西都不堅持，對方會要求陳水扁再度退讓；身為國家元首，有些問題應該要明確表達，表達之後該支持的民眾就會支持，其實民進黨在這個議題上沒有理由退讓，就算不前進，至少也要守住前總統李登輝『兩國論』的基調」。因此，「統合論」顯然已經退回國民黨政府「兩國論」之前的主張，甚至也較民進黨1999年決議文後退，這樣不僅無助於鞏固台灣主權，更可能授予中國將兩岸問題內政化的藉口。

今年五月起陳總統二度出訪，元首訪問邦交國家可穩固過去國民黨政府時代已建立的外交關係，並宣揚中華民國國家的形象，但應慎防任何不當的主權宣示都會抵銷其在國際法上的意義。今年五月陳總統首次出訪，提出「新五不」，於八月中經發會兩岸組分組最後一次會議前則重申，將依照中華民國憲法處理「一中」問題。新政府從就任起一連串的宣示內容，很容易引起友邦人士的疑惑，例如今年9月10日剛訪問過台、中兩邊的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拜登在華府指出，「台灣不是獨立國家，惟統一必須透過和平方式。」近半年來，據民意調查，民眾贊成「一國兩制」的比率似有增加趨勢，新政府對此不能沒有責任。雖然新政府主管大陸關係的政務官解釋說，新政府和民進黨對兩岸關係採取柔性憲法方式，以因應兩岸關係非常複雜，隨時都有變化。其實據分析，中國對台的態度一直沒有讓步，但我們這邊卻反而一再變化，這種柔性和彈性聲明統獨觀點和兩岸關係的立場，則是對台灣主權地位主張的搖擺，會讓人霧煞煞。別的公共政策可以不斷權變修改，但對於國家主權這樣搖擺不定的宣示，必將造成國際社會認定台灣人無意獨立建國，甚至認為連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是否存續都不會堅持，準備有一天終將被合併，尤其連最具台灣人代言人資格的民進黨領導者都如此，怎有必要支持台灣人爭取獨立自主的國格？

有人認為陳總統及其政府居於全國政治和行政的立場，容或不得不顧慮統獨平衡桿兩端的不同意見而宣示政策，但是民進黨中央，尤其是其黨主席，則不應該衝到總統之前，先表態追求憲法的一中，而且自行積極計畫到中國大陸訪問。事實上，在跨黨派小組達成共識之前，民進黨主席謝長廷不僅自己表達前往廈門訪問的強烈意願，更於2000年11月17日參加跨黨派小組召集人李遠哲邀宴的餐會時表示，「中華民國憲法本身即是『一個中國』的架構，在此架構下，『一個中國』可以有很多解釋；民進黨當初既然參與修憲，就應該接受這部憲法，做為執政黨也不敢不遵守或否定憲法。他又說，民進黨從台灣前途決議文以後，就已接受中華民國憲法，民進黨過去不接受憲法，是因為憲法本身有統一的架構，代表大陸；但後來民進黨參與修憲，表示接受這部憲法了。他的說法，顯已逾越前述決議文的底線。其實，目前憲法還有統一的架構存在，謝長廷的表態，黨內幾乎一片訝異，連謝長廷所屬的福利國連線也發表措詞嚴厲的聲明，呼籲黨主席不得違背民進黨立場；新潮流和新世紀辦公室領導人也表示，「台灣如果現在接受一個中國原則，新政府、台灣都可能面臨崩盤危機。」不過據分析，最近民進黨黨政高層似有依照中華民國憲法一中定調的傾向。或許有人認為民進黨上述的變化，是為了緩和對中國的關係，尤其是為了要確保執政的必然選擇，是力求轉型的表現；但是，民進黨如為整個台灣前途應肩負的責任著想，這樣對主權主張的變化是否適當？至少是否考慮到如有一天不是執政黨時，要再拿出什麼建黨精神號召台灣人民？

（一）全球化會導致國民國家消失嗎？

近十多年來，由於資訊科技和交通的發達，資訊、經貿和金融流通已明顯超越國境，成為全球化現象。尤其是全球化經濟和金融，大大拆除了由不同國家管轄權創設的障礙，所以有人認為全球化經濟和金融發展到最後，國民國家便會消失。但是有人卻認為，經貿財金既然都是在國家領土內發生的，無論企業交易、法院的裁判、秩序的維持、弱勢者保護和勞動問題的處理，甚至徵稅、治安、國防，無一不需要一個權威的政府組織處理，主權國家的機能即使必須隨著社會需求修正，但要它消失，根本不可能。

再者，全球化發展，每個國民國家的進展不同，諸如霸權國家的金融業和多國籍企業，只重視如何提高國際資金移動的收益，不關心後進國家社會安全瓣的角色，甚至破壞它的安全瓣；全地球有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發展中的和弱勢的國家，其人民更感國家的必要性。又資金移動（金融）雖然常常無國境，但因生產活動須投入土地、勞動、資本經營，而且需要國家政府維持秩序，調整盈缺，尤其是製造業，須有較長期穩定的環境，所以依然不能缺少國家的存在。可見國民國家不只是「想像的共同體」，而且是具有實質的實體。

據此，如果一個商人或企業家以為他的產品和資金可以那麼自由地超越國境流通，就不必要有一個國家為後盾，那是一時短視的實利主義作祟，等到有一天遇到他國財金交易給他帶來難題，他便會想到有一個國家的重要性。且看日前911遭到恐怖份子襲擊重創的美國，雖然是主導全球化牛耳的國家，卻被一群來自落後社會的恐怖份子，利用全球化的通訊和運輸工具以及組織網，達到攻擊的目的，而美國全國掀起維護美國的全民運動和連絡各國予以反擊，不也是國民國家顯著的象徵。

又全球化形成的全球主義心態和做法，已引起世界各國ＮＧＯ的反彈，我們也應吸取其教訓。

要而言之，透過全球化的工具，台、中交流無論如何流暢，台灣人仍應維持其獨立自主性，須要先建立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為後盾，否則會再被外國政權所宰制，淪為國際社會的孤兒。現在台灣即將面臨加入全球化先聲的WTO問題，因有台、中兩邊全面交流引起的衝擊等，更須把握住正確的觀念，才不致連主權獨立的國格都淪歿於交流的漩渦之中。

（二）現在明示或暗示將與中國統合的危險性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台灣的敵對國家，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自始即是內戰關係，除非台灣人民和政府透過一定程序完成台灣獨立建國的政治過程，否則即使1991年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和終止戡亂之後，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二者在國際法上依然存在著糾纏不清的關係。所以在此情形下，如果台灣政府宣稱有意於將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統合，無論是那一種形態的統合，凡是欲統一於一個中國之下，就等於台灣自承現在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或至少有意於將來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統一。

或許有人認為統合一詞是仿照歐盟統合過程的模式，其實歐盟的整合，係由各個已是主權獨立的國家為出發點，這些國家，都經過建國的過程和獨立國家長期的運作，而且其人民和政府都經過公民革命的洗禮，沒有以武力併吞他國的企圖。較諸現正力求排除中國對台領土野心而謀求獨立建國的台灣來說，處境實不相同，故輕率談論欲與中國整合實不適當，政府提倡統合的論調越多，人民希望這個共同體形成獨立國家的意志必然會渙散，而且也會喪失國際社會支持和看待台灣為一主權獨立的國家。

區域統合的實例，戰後國際政治最典型的是1952年歐洲煤炭和鋼鐵共同體之誕生，1967年它與歐洲經濟共同體、核能共同體融合發展為歐洲共同體（EC），以後於1993年更進而形成歐盟﹝EU﹞。現在歐盟不但有歐洲議會、歐元﹝２００２年正式實施統一歐元﹞、歐洲理事會、閣僚理事會、歐盟法院、歐盟法等，參加國雖然也讓出一些主權項目，但是仍然是各自獨立的主權國家。構成歐盟的各國領袖，都是以其國家為基礎，對他們來說，成立歐盟是促使其本國國益最大化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歐盟與各構成國家的關係，依１９９２年歐盟條約﹝Treaty on European Union﹞規定，是基於「補充性原則」(Principle of Subsidiary)處理各構成國家本身不能處理的事項，諸如共同經濟、通貨、共同外交和安全保障及司法和內務協力等，而不是要形成中央集權的超國家。現在歐盟十五國已面臨「要讓出國家主權到什麼程度」的困擾，德、法兩國對此有強烈不同見解。而近年來歐洲各國越過國界盛行的地方分權主義，也對各國主權觀念衝擊不少。今年五月，法國首相喬斯班反對德國施洛德首相提倡的「歐洲聯邦」構想，他主張應維持加盟國家的主權，而就防止犯罪、經濟、教育等方面建立「國民國家聯盟」之整合，易言之，在法國不解體前提下建設歐洲。他並且建議，為了達成上述目的，可經由加盟國副首相級的人員構成「常設閣僚評議會」，協調加盟國間的關係。再者，除了歐洲國家的特殊性之外，像東南亞的ASEAN或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的區域協力關係等，離整合則更為遙遠。職是，台灣要與他國作某些政策上的整合不是不可以，但是必須以先建立成為獨立主權國家為前提。以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視台灣為其一省、視中華民國政府為其地方政府的情況下，千萬不宜提倡與中國統合的主張。

（三）新中間路線不宜用於主權的主張

新政府的「新中間路線」被認為是引自現在英國首相布萊爾所倡的「第三條路」。布萊爾於1994年成為工黨黨魁之後，為了改革工黨，乃提案修改工黨黨綱第四條有關企業國有化的規定及其他政策，並於1995年黨大會通過。由於工黨政策變得更具彈性，所以吸引更多選民的支持，而於1997年選舉獲得執政。「第三條路」在社民主義的歷史上並非新名詞，但一般認為他是受「第三條路」作者紀登斯的影響最大。

歐洲新社民主義的興起有其背景，１９９２年歐盟條約訂定一些加入歐盟整合的條件，例如，物價上昇率、利率、匯率以及財政赤字限於不得超過GDP３％以下等，不巧九十年代中葉歐洲經濟景氣停滯，各國乃不得不緊縮財政，削減社會安全經費，因而引起人民反感，導致執政黨敗北，中道左派政黨乃應運起而執政。現在不僅英、德、法皆為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天下，十五國歐盟首腦會議，竟然有十三國為中道左派政權。這可能是我們新政府效法標榜新中間路線的原因。

1998年10月德國社民黨黨首施洛德以「新中道路線」獲得執政，1999年6月8日，與布萊爾在倫敦聯名發表以「歐洲新社民主義前進之路」為名的第三條路路線聲明，表現他們擬在20世紀最大實驗的社會主義崩潰之後如何再建新社會民主主義的共同問題意識。新社會民主主義接納市場及競爭原理，重視社會正義和公平原則、機會平等、弱者救濟，不崇尚自由放任型的新自由主義，而是企圖將具伸縮性的市場機能與新界定的積極國家的任務結合起來，投入人力資源和社會資本，以服務人民。「第三條路」和新中道左派路線的興起，正好在社會主義和保守主義都不得民心的時代之後，出現折衷的政策位置，工黨的新政策，正好填補了社會主義崩潰和保守主義陷入僵局後的空隙。易言之，這條政策路線在英國是想在傳統社民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之間找出新社民主義的政策主張。其後各國自認為中道左派政權的首腦組成國際會議，最先會議也以「第三條路」為名稱，惟至2000年，這個路線因布萊爾和德國施洛德首相在政策上很難處理左右兩邊的矛盾，遭遇困境，因而已漸褪色，國際會議名稱亦改稱為「邁向21世紀進步的統治」。

如果在一般公共政策上，取兩用中，以兩個極端政策的中間位置成為執政的基調，或在選舉時標榜中間立場以迎合中間選民，則新中間路線有其可用性。像工黨的黨綱第四條的舊條文，雖然被認為是工黨最重要的本質，但畢竟仍是一種關係國有或民營範圍大小的政策，不涉及國家主權獨立的問題。若是在台灣，民進黨針對國家主權問題，也如法泡製，以新中間路線為藉口，採取不統不獨、維持現狀來爭取選票，或用於迴避中國及其在台同路人的討伐，則終究會澆滅台灣人獨立建國的期待，也會助長對方併吞台灣的正當性，故不可不慎。

四、展望與期待

新政府成立之後，由於民進黨僅佔國會三分之一席位，乃使台灣首次的政黨更替未能充分發揮應有的功能。此一困境，實有賴於年底的國會改選，假使民進黨與台聯黨席位的增進以及國民黨的瓦解，形成足以控制國會多數的執政聯盟，政局則可望改觀；否則，過去一年多來政治混亂的局面，仍有可能重演。至於將來內閣的組成，似有可能出現執政聯盟的聯合政府，但不可能採取由民進黨以外政黨主導的聯合內閣的模式。

在外交和台、中關係方面，自今年元月新布希政府登台之後，美國國防外交政策已見調整，似會加強對台防衛的承諾。今年四月增加對台軍售重要項目，便可知其趨向。由於中國霸權主義野心日顯，已引起美、日及東南亞國家的警戒，從而興起中國威脅論的政策觀念，此亦有助於抑制中國的囂張。此外，中國因準備奧運，也促使其不得不暫時信守和平承諾，惟其文攻武嚇的伎倆，似已轉化為對台內部的滲透工作，故統派媒體無所不用其極和統派人士的裡應外合，尤應注意。今年八月經發會兩岸組所獲共識，頗多門戶洞開之共識，過去政府採取「戒急用忍」政策，都無能力阻止產業和資金大量流向中國，現在既然相對的更加開放中國的人員和資金進來，誰敢相信新政府有能力設計一套保護國家人民安全和福祉的安全瓣？年底加入WTO、實施全面三通之後，更應防患木馬屠城式之突襲。要之，無論如何，台灣全國支持台灣獨立建國的各種團體和人員，今後更須因應政經新情勢的變動，調整觀念和做法，繼續為台灣的安定和發展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