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敗國家的新興暴發戶

黃文雄著/台灣聯盟日本本部委員長
譯者/侯榮邦

*原載於《Taiwan News總合周刊》第69期,2003年2月20日~3月5日。

譯者按:日本最具權威的政論月刊誌《文藝春秋》去年(二○○二年)八月號揭載「中國不可信」專輯,內容長達100餘頁,是邀請日本著名的研究中國學者專家、作家、評論家執筆而成。台灣旅日知名作家黃文雄先生也被列為邀稿的對象。黃文雄先生於一九三八年生於高雄縣岡山,他對中國歷史有深博的研究,有關中國史的著作等身,迄今日文著作五十餘部,是繼陳舜臣,邱永漢之後,當今活躍於日本的暢銷作家。漢文著作和譯本有《台灣國家的條件》、《台灣國家的理想》、《台灣人的價值觀》、《中國沙豚日本狗台灣牛》、《中國食人史》、《中國的沒落》、《國父與阿Q》等二十餘部。曾獲巫永福評論獎與台灣筆會獎。

日本在盛行前往中國投資的時期中,加上中國政府方面的頻繁宣傳,不少的商人與有識者口口聲聲地褒揚中國為「世界最後而最大的市場」、「世界最大的生產國家」。投資海外的實地調查,中國時常獨占第一位,幾乎維持七○%左右的高比率。這種傾向不僅是日本,台灣與歐美也有這種現象。但是,「腐敗國家」中國真的能夠說是安全而且有利的投資地區嗎?

人、物、財不斷脫逃

在中國投資狂熱中,日本媒體幾乎如同禁忌般不提起中國的資本脫逃問題。即所謂「中資」(中國的民族資本)從中國落跑。關於中國的資本脫逃,已經在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後就被指摘,因鄧小平一九九二年的「南巡講話」後引起中國投資的狂熱,也在加速進行中。

資本脫逃額有各種推估,依新加坡開發銀行副總裁費列克.烏博士的統計,一九九二年當時已經每年約八○億美元。另外與貿易統計相加的調查,則以偽造信用狀的操作,每年約有二○○億美元由中國流出。而且隨著後來外國的中國投資狂熱,資本脫逃也在加速。

那麼近年來的資本脫逃到底有多少呢?這有種種的推計。依照共產黨的內部資料《改革內參》(二○○一年,第十三期)匿名的北京大學教授的推估,一九九七、九八、九九年從中國流出的資本各為三六四億美元、三八六億美元、二三八億美元。《新經濟》(二○○一年,第二二○期)的報告為一九八七─九七的十一年流出資本累計有二四五七億六二○○萬美元(一年平均為二二三億四二○○萬美元)換算人民幣則有一兆八○八○億元。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的李慶雲教授在《經濟研究》(二○○○年,八月號)發表如此的調查報告:「分析中國資本的國外移轉,一九八二年以後對國外『投資』逐年增加。九七年以後,每年三百餘億美元,迄九九年的累計有二三二八.六五億美元。現在中國的資本脫逃每年推計有二○○億 ~ 三○○億美元左右」。

二○○○年的資本脫逃也有經濟學者計算為五六八億美元,惟依據李嵐清副總理在國務院的負責人會議中的報告,其流出的外資每年約四○○億美元(《爭鳴》,二○○一年二月號)。二○○○年投資中國的外資也大約四○○億美元。依據美國經濟學者,也是研究中國專家尼克拉斯.賴瑞氏指出迄九九年約有三○○○億美元流入中國,結果,中國好大喜功,標示多額的收支黑字,惟以不在統計上的方式有很多資本利用非正式或違法的方法移轉,因有這種情形所以表面上的數字並不是對中國國內的實質投資。又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的樊綱所長最近發表的研究表示,流出國外的資本與流入國內的資本相抵,幾乎沒有差額。

也就是說,海外對中國的投資,頂多是來彌補落跑的中國資本而已。

難於想像的共產黨幹部的腐敗

那麼為什麼中國的資本要從「世界最大而最後的市場」逃出呢?

意外的是,日本的中國觀察家未曾提起或不喜歡提起,這可說是日本人對中國觀點缺落的部分。實際上,中國的資本脫逃源自這個「腐敗國家」的一部份黨幹部獨占財富。其腐敗的程度是日本人難於想像的。

中國的資本脫逃大半是因受一部份企業經營者在海外的國際金融市場現金運用,影響國內的通貨膨脹與匯率的混亂,或且「官倒」(官僚仲介者)的資本脫出國外,或共產黨高級幹部的家族利用特權把國家資本私有財產化,即所謂「太子黨」(這裡指政治權力者的子弟),他們把非法蓄財一次帶出國外,然後借「外資」之名回國內再投資以獲得稅金優待政策的利益。

中國的中央、地方政府為力行改革開放政策,藉各種方法,對從國外回流的中國資本採取優惠政策,惟其資金幾乎出自黨幹部官僚的貪污之財。

國家財產流入黨幹部口袋

中國知名的經濟學者,也是「破產法」的起草者曹思源氏,據其最近的調查,指出流出的國家財產大半是流入黨幹部的口袋。中國的個人資產總額五兆之中,其八○%集中於少數五%的人,這些人幾乎是黨幹部自不待言。

國家「日趨腐化」代之,只有一部份的人生活「日趨富裕」,這就是今日的中國。全國的黨幹部與其家族的總數,若行政機構則限於縣,軍中組織則為團以上的高級幹部(包含退休者)共計一三一萬餘人,事實上全中國財富的七○%以上屬於他們所擁有。黨幹部及其家族所有的資產共約三兆七○○○億元。個人外匯存底共計八七二美元,其中七○○億美元以上為他們所擁有。又個人所有的股票六兆元之中四兆五○○○億元也是。現在的黨幹部有九二%擁有金融、證券業與其相關事業。

九○年代以後中國國有財產的損失,保守估計,僅國有企業的赤字與銀行的呆帳就有一兆二○○○億元以上。另外,每年官僚開支的招待公款為一○○○億元,逃稅損失為一一○○億元,政策失敗而浪費的開支也不下一○○○億元之譜。

腐敗造成經濟損失

據著名經濟學者胡鞍鋼氏的計算,地下經濟、逃稅、浪費的公共投資等各種政治腐敗造成經濟損失,每年平均推計為九八七五億─一兆二五七○億元,占GDP約一三‧二至一六‧八%。當然有一部份是從合法經營獲得的私營企業利益,惟在中國的蓄財方法大部分是貪污、收取賄賂、貸款,或將國有企業處分國有財產的所得私物化、走私、侵占、詐欺逃稅等「超經濟性」的東西。以黨幹部為首的這班改革開放後的新興暴發戶,因對國內市場不安,對國家的保護不信任而走上資本脫逃一途。

本來,中國以實現社會平等為目標的社會主義國家,貧富的落差卻無止境地快速擴大。改革開放最大的受益者可說是腐化的黨幹部。在鄧小平的「先富起來」的口號下,他們最先成為暴發戶。另一方面,農民事實上的生活很悲慘。例如西北部的甘肅省定西縣,農民的年收只有人民幣六○○元,而五○○公克九萬元的烏龍茶卻可以賣出,紀念香港歸還中國的香煙「回歸」一箱定價為一九九七元。價格為農民年收入幾十倍的奢侈日用品充斥於街頭,竟然出現啤酒一杯三五○○元,宴席一桌一二○萬元的餐廳,也有一桌的料理等於農民一○○○年以上的收入的宴席。以這種事例要証明「廿一世紀是中國的時代」應該不可能吧。

經濟落差日益擴大

觀看最近的統計,經濟落差日益擴大。中國的銀行存款總額八九四○億美元,其中八○%的存款集中於少數二成的存款者。(《台灣新生報》二○○二年三月十九日)。「六中全會」前的二○○一年三月下旬、中國中央研究室與國務院研究室向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社會各層的政治經濟狀況考察報告〉中,指出都市人口四億七○○○萬人占國民總所得的八八%,相對農村人口八億四○○○萬人只不過占其一二%。一九九七年為一六‧五%,可見農民的貧窮化快速在進行。看了北京與上海高樓大廈林立,偶會聽到「中國人的生活水準超過日本人」的聲音,其實只不過看到一部份的幹部其家族暴發戶的奢侈生活而已。

中國語的發音「權」與「錢」同音,但是「錢」是從「權」產生,所以「權比錢更值錢」。因此最近「權錢交易」非常盛行,江西、廣東海南各省的「第十六屆大會」的黨代表席位為五○○萬元至二○○○萬元,全人民代表的席位為一○○○萬元至二○○○萬元(四川省為三○○○萬元)的價碼進行交易。現在是資本家也能夠入黨的時代,所以入黨的企業經營者紛紛加入官職賣買之戰。對於像這種不正常行為的蔓延,黨中央下令中央規律委員會、國務院、政協、各黨組織要徹底檢舉,但是幾乎沒有效果。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是以所謂「官倒」的黨幹部官僚的腐敗為契機。九三年九月的國務院常務委員會會議中發出警告說「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樣繼續下去將成為腐敗王國」。九五年三月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最後一天,喬石(人大委員長)指出各政府部門出現貪污與腐敗,並警告這個問題若不解決,將瀕臨「亡國亡黨」的危機。《人民日報》也評論「這種困難的反腐敗運動如果不能達成,實有亡國亡黨的危險」。

雖然如此,「亡國亡黨」的危機似乎無法迴避。

一九九五年在北京發生的集體貪污事件連國家領導者也掛勾在一起。陳希同北京市委書記(政治局委員)因貪污罪嫌而被監禁,北京市副市長王寶森在搜查中舉槍自殺,震撼北京政界。九九年廈門大走私的賴昌星遠華集體事件中,黨、政、軍、司法機關的高級幹部六○○餘人涉嫌捲入其中,而負責調查的原公安副部長李起周也被司法裁判,前公安部長陶駟駒也涉入其中的傳聞,在黨內成為一大問題。又二○○○年九月,原廣西壯族自治區主席(人大常務副委員長)因收受賄賂而被處死刑的事件記憶猶新。

關於這種醜態的黨幹部特權濫用、貪污、腐敗,反江澤民的保守派也不能保持沉默。前國家主席之弟楊尚昆,也是軍中大老之一的楊白冰則批判「社會的財產被一小部份的官僚與其子女所掠奪」。至於左派的龍頭宋平則嚴格非難「現在共產黨的腐敗有使新中國崩潰的可能性,將使數十億的人民陷入亡國之災」。過去毛澤東的繼承者、曾任國家主席的華國鋒也不堪這樣徹底腐化的共產黨,而憤慨地脫黨了。

「看到人就認為可利用」是中國的國家體質

改革開放前的中國是屬於排外的國家,但改革開放政策造成中國人的對外意識是有史以來的大轉變,現在認為外國人「可以利用」而熱烈歡迎。

進出中國的外資企業最傷腦筋的問題是中國政府的「朝令夕改」,以及所謂「三亂」,即「亂收費」(種種名目的稅金)、「亂罰款」(種種名目的罰金)、「亂攤派」(威嚇形式的徵收寄付金)。每遇政策突然變更時,利益被強奪,連新設定稅金時溯及到公司設立時追加徵稅金。「日中投資促進機構」的原北京事務所首席代表服部健治氏等人對中國這種政策以及一次又一次地拋出「稅制改革」,大吐苦水的說這是「不合理、不公平、不誠實」的三不政策。

這個國家理由不明的稅金項目未免過多。最近多少有些改善,但是農民被課稅金仍然有二○○種。公車或捷運除正規的票價外,時常被課徵意想不到的特別稅金,例如地下鐵道建設基金、客滿列車發票費……等等不勝枚舉。單單貨物運輸的特別稅金就有五十五種以上。

過去在台灣的立法院對中國各政府機構向國民課殺蟲稅、滅鼠稅、節日裝飾稅等六項「違法課稅」也成為話題,所以台灣與香港有一句流行話為:中國的經濟就是看到人就要討錢的「乞丐經濟」。

當然政府、公家機關也有不得不做到如此地步的理由。因為不合理或任何理由的稅務警察若不強制徵稅,民眾、企業也不會誠實納稅。國有企業的九○%以上,合資企業的八○%、私有企業的九五%在逃稅,而連外資企業有七五%在逃稅。這些不明的逃稅總額被推估為八○○億至一○○○億人民幣(《爭鳴》二○○○年四月號)。

工人天天都做賊,不如廠長撈一回

中國對權力的苛斂誅求是五○○○年來的文化傳統,而企業也大多是匪賊。中國在改革開放後,流行著如此的笑話:「幹部撈、班長肥、三千職工三千賊」。更也有「工人天天都做賊,不如廠長撈一回」。

中國是屬於「馬上取天下」、「槍桿子出政權」為原理的易姓革命國家。因此具有力量者能夠靠革命篡奪國家,具有權力者能夠以國家為獵物。民眾也偽裝成良民,學習權力者以國家為獵物。

現今的中國,梁山泊式的匪賊集團大多消失無蹤,但是據公安的推估,職業竊盜者還存在有一千萬人。盜賊之中,規模大的竟然擁有五萬個幫派。國家每年因盜賊的災害,其損失達一○○○億元以上。(《動向》二○○一年十二月號)

他們之中,主要從國有企業、貨物列車、運輸卡車等強奪物資以維持生計者也不少。像這樣所謂「車匪路霸」快速增加造成凶惡犯罪盛行,以上海為首的都市治安日益惡化。因此入夜的計程車為防止發生意外事件大多有兩個駕駛員。僅福建省福清市宏路鎮,專門針對外地人的車輛強盜襲擊事件,每年發生一千件以上。公安為保護計程車而殉職的情形也不少(《兩岸經貿》二○○一年五月十日第一一三期)。像這樣「警匪大戰」死亡的警察,每年平均有二千人。

全世界都知道現在中國與其說是「世界的工廠」,毋寧說是「仿冒品生產大國」。當然其受害者不止於歐美日,中國人本身在日常生活中也是仿冒品受害者。雖然如此,中國人對製造仿冒品與詐欺卻沒犯罪意識。「要想發就作假,要賺就得騙」,這種訴求表現出人人普遍的思考的模式。

就「被騙」一方有感嘆的情形。裡面改換裝水的假蛋也在賣,我的友人買到它,惋惜的說「有這種程度的技術為什麼不做更像樣的東西呢」。

關於中國人的偽造護照、畢業證書、電話卡、假結婚,假的日本人殘留孤兒,日本人知道相當清楚。二○○一年九月、北京市公安局辦公室公開展覽的偽造書類,有學歷證書、公司傳票、領收證書、戶籍簿、軍警的各種證明書等共五四○○種。

日本常發現中國人留學詐稱學歷,中國政府的高級官僚詐稱學歷相當多。不少僅小學畢業卻自稱大學畢業的高級官僚。中央紀律委員會照會湖南、湖北兩省幹部的履歷,結果,發現官僚八成以上詐稱研究生與碩士的學位,而五成以上詐稱大學畢業的學歷。

中國有史以來,即是偽造經書捏造歷史而凝聚的國家。所以有志於中國學的人士,首先必須選修「辯偽學」。因為隸屬於那種國家,所以每年要舉辦「打假運動」,但是並沒有可觀的效果。

財、物、人落跑

中國擁有核子武器,也達成軍事近代化,但是衛生醫療系統依舊維持原狀,風土疫病與傳染病加速惡化地侵蝕人民健康。長江流域是世界最大的B型肝炎病原感染地帶,帶原者超過一億人。依據WHO的資料,連首都北京市民約五成帶有寄生蟲。甚至最豐饒的廣東省,在其農村感染肺結核者推估有一八○○萬人(《中共研究》二○○一年十月號)。最近傳說B型肝炎的感染者有七億人,超過人口的一半(《自由時報》二○○二年五月三十一日)。讓人憂心再度被冠上祖先的「東亞病夫」之名。

最嚴重的無非是青少年身心的健康與犯罪問題。六至十二歲的兒童有飲酒經驗者約一六○○萬人,占該年代的六○%。隨著飲酒與吸煙的低年齡化,青少年犯罪也快速增加。依據二○○一年七月十八日,公安部與教育部舉行的少年教育會議的報告,一九九七年以來,每年平均發生一百萬件以上的青少年犯罪,而且其中凶惡殺人、竊盜、婦女性侵害、集體暴力、毒品等的犯罪,每月大約不下十萬件。青少年犯罪甚至占所有犯罪的三七%

尤其有關健康問題,往往發生人命問題的是假酒、假藥。令人驚嘆的是在市場流轉的酒有七成為假酒。衛生部調查常用藥品一一五○餘種的質量、效果、安全性等,結果評鑑九八○餘種不合格,其中一八○餘種對人體有害。市場的藥品有九成以上為不良品質,或有害人體(《爭鳴》二○○一年五月號)。據醫藥部的調查,三千餘種的常用藥品之中,二五○○餘種不合格,每年有二千萬人使用不合格的藥品(《動向》二○○一年十二月號)。

從大局來看改革開放後的二十年間之中國的變化,經濟確實快速成長,規模也擴大。但是,屬於國家基盤的社會主義理念卻步入荒廢一途。而個人主義、人人不可信,「向前看」(拜金主義)的情形或許今後將更加滲透於社會。像這樣的風潮由如下的詼諧就可充分領會。

提到共產主義就冷笑
提到馬列主義就嘲笑
提到為共產主義奮鬥就哈哈大笑

腐敗的中國已經被中國人背棄,財、物、人開始大量向國外脫逃。在日本常會聽到預測日本不久將會被「中國吞併」、「成為中國的屬國」、「成為中國的十分之一的國家」云云,但是要觀察中國的時候,這個「腐敗」的國家所抱的根源上的「病」有更深度著眼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