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體制是如何產生的-終結中華民國體制,始有新生的台灣
黃文雄(台獨聯盟日本本部委員長) 譯者按: 袁世凱是中華民國建國之父 所謂中華民國「體制」成立的契機是緣起於辛亥革命,這是巷人皆知的事。可是其為「國父孫文」所創立的說法則完全是歷史的捏造,違反事實。那是由國民黨史觀而來的歷史認識,這也許是因稱孫文為「國父」而使這樣的形象無形中固定化。 去年(二○○○年)筆者在立法院首次觀看宣傳用的中華民國建國史的電影。電影首先就出現孫文指揮辛亥革命建立中華民國的畫面與說明。筆者立刻喚起日本人的研究者的注意說「那完全是謊言」。 發生辛亥革命的「武昌起義」之際,孫文正在美國,閱讀新聞始知支那發生革命。 辛亥革命發生前,中國南部雜多的革命團體湊集而成的革命同盟會,實質上已經是瓦解的狀態,孫文近於被革命同志遺棄之身,離開革命運動,遠居美國,過著孤獨失意的生活。這是因為頭山滿(協助孫文從事革命的日本人)苦心整合廣東人的興中會,湖南人的華興會,浙江人的光復會三派系而成立的革命同盟會,不能認同孫文固執其見的革命路線。孫文的邊境革命蜂起的失敗與無謂的犧牲,中部革命或首都革命仍形成對立,加上言語不同,互相意志不能順利疏通,再如國旗要使用井田旗或青天白日旗或其他的種類的見解也形成對立而情緒化,尤其是孫文不透明化的革命資金的使用法被章炳麟、陶成章等人以「孫文的罪狀」而告發,同盟會終於瓦解。財儘緣斷乃是中國人的特性。 辛亥革命的指揮官黎元洪不但與孫文一派完全無關,與革命軍的急先鋒黃興、宋教仁一派的關系也淺薄。對孫文來說辛亥革命不但被排除於外,甚至後來的第三革命(雲南起義)也在亡命日本期間,接受新聞記者的採訪時才知道的。他為革命而奔走是事實,可是後來孫文創立的中華革命黨,凡具有自尊心者,任何人均無法與他共事。 孫文急速從海外回歸祖國,多數派活動奏功,成為臨時大總統爭奪戰中的勝利者。但是缺乏維持臨時政府的經濟力與軍事力,僅保持了三個月就不得不包括政府全部賣給實力雄厚的袁世凱。 樹立政府的前提要件必須具備應有的政治與軍事的實力,尤其只能以武力奪取天下的易姓革命的國家――中國更是如此。 依靠武力的中國,要決定其去向並非國會議員的多寡而是各地的「督軍」。但是孫文一派只不過取得上海與廣州而已。不僅如此,孫文成為臨時大總統以後,革命軍的據點陸續被袁世凱逆襲,終於連臨時首都的南京也無法確保。 建立中華民國需要幾項共同的同意,即須要代表民意的國會議員大多數的同意。這是因為兩千餘年來的一君萬民制被推翻,而代之以共和體制之故。宣統皇帝乃接受「外國君主待遇」而退位。關於國號的主張則有黃遵憲的「華夏」、劉師培的「大夏」、梁啟超的「中國」、其他也有「支那」、「大中華帝國」的提案,結果採用章炳麟主張的「中華民國」為國號。孫文的「驅逐韃靼,回復中華」的大漢民族主義被否定,而康有為、梁啟超等主張的中華民族主義成為主流。 孫文一派不但沒力量維持臨時政府,且不得不以叛亂者之身亡命外國。所以確立中華民國體制的不是孫文而是袁世凱。如同秦始皇帝為中華帝國的國父一樣,袁世凱才是中華民國建國之父。 現在連學者也主張孫文的三民主義是辛亥革命的指導原理,因三民主義的理念引起中國民眾的共鳴,所以中華民國的建國始得成功,那是歷史的捏造與無知。 孫文在清末提唱革命,實際上與主張改革的維新派持續著對立的立場,但是,孫文的大言壯語與空想妄想,對科舉落敗的讀書人或許有魅力,惟同盟會的機關誌「民報」編輯長的章炳麟卻拒絕登載孫文的空洞的論調。 所謂「三民主義」,其實是湊集與近代西洋思想相違的東西而成的,就如同滲有種種美味的材料的什錦麵似的。而且幾乎是民國以後,孫文一派的革命黨員收集他的論文將其補充刪除而成的東西。因此並不是革命的指導原理,而是為著革命後的建國,逐漸編著而成的才是「孫文的三民主義」。 「北洋軍閥」時常被誤解或「醜化」。的確北洋軍閥之中有無學文盲者,可是他們有許多保守的知識分子與軍官學校出身的職業軍人。比較之下,南方的革命黨員幾乎是「幫會」,即中國犯罪組織。孫文等知識者革命家藉中國犯罪組織的反滿州人及反北方人的感情,煽動他們反復暴動與略奪,做著全國一齊蜂起的美夢,因此在革命同盟會裡,被批判為無謂的犧牲,被政敵的維新派的梁啟超譏為「遠吠之犬」。 孫文的革命,一切失敗,建立政權也隨時崩潰。創立同盟會時,被陳天華向同志介紹他為「失敗的革命家」。孫文發動十次的革命,十次都失敗。孫文沒參加的辛亥革命與雲南起義卻都成功。 孫文組織的臨時政府隨時崩潰,他組織三次的廣州政府都崩潰,他在北京去世後,第三次的廣州政府雖然持續存在,卻反復分裂,後來被南京政府所取代。 孫文到日本神戶會見頭山滿,然後於赴北京前透過張作霖的顧問町野武馬上校的介紹在天津與張作霖會面。孫文當面受到張作霖嚴厲的教訓卻無法反駁而離開現場。相隔不久,孫文在北京留下了「革命尚未成功」的遺言而離開人間。 為什麼孫文無論從事革命,建立政權都失敗,而他遺留下來的以犯罪組織為主體的國民黨卻仍然存在,甚至是台灣最大的政黨。 孫文革命的最大特徵是依靠他力。即本人處於安全地帶,煽動無學文盲的中國犯罪組織,使其站在先鋒,造成「一犬吠形百犬吠聲」的形態。又連猶未入手的礦山或鐵路,滿州的土地都事先出售,以其充當革命資金。當他發現這一套對日本的資本家已經行不通的時候,終於寫信向列寧乞求援助,因而播下以後「國共」合作的種子。 任何人建立政權都不能獲得孫文善意的回應,反而不擇手段教唆其部下暗殺政敵。以孫文為頭目的「支那暗殺團」連同志也被下手。北一輝曾告發「孫文主導」暗殺宋教仁。孫文要建立廣州政府時,因沒有自己的革命軍,所以集合各地的軍閥或匪賊,不但允許其略奪廣州市民,而且主導廣州商團的大虐殺。在這種情形下自然不可能獲得市民的支持,因此廣州政府當然沒有對抗北京政府的力量。孫文的革命終於失敗是當然的結果,惟最大的悲劇是國民黨迄今依然傳承著孫文的這種性格特質,無疑是最大的敗筆。 中華民國體制是二十世紀版的五代十國 中華民國建國初期有六○○左右的政黨。長達二千餘年的一君萬民制的中華世界消失後將變成怎麼樣的國體呢?百家爭鳴是無可避免的吧。袁世凱的中華帝國的復活或張勳的宣統皇帝的復辟,或軍閥之間的內戰,革命派系的內戰,省對省,縣對縣,又村對村的械鬥以至個人的對立,陷入大混亂的深淵。 中華民國的內戰無疑是中國史上空前的人類之間的互相殘殺。與唐朝以後的「五代十國」(五代:唐、晉、漢、周、梁。十國:吳、楚、閩、吳越、前蜀、後蜀、南漢、南唐、荊南、北漢。)的內亂極為類似,其社會混亂狀態,可說是超越五代的天下大亂。 那麼為什麼進入中華民國時代,突然陷入天下大亂呢?那就必須從文明、文化、政治、社會、經濟的因素去探討其根源。 北洋軍閥與南方革命軍閥的對決,不止於有關南京政府與廣東政權和北京政權的中華民國政權的爭奪戰,其背後為文明、文化、「南船北馬」所象徵的黃河文明與長江文明的對立。春秋時代的尊王攘夷的「夷」即指楚越而言,南北的對決到蔣介石的北伐後為止,南人與北人的文化摩擦持續不斷。這是屬於中國內部潛在的文明衝突。 近現代中國的回歸「五代十國」,實際上如同三國時代的魏、蜀、吳的三個勢力三分鼎立。北方的保守穩健的軍閥與南方的革命急進的幫會之對峙以外,也有與中部西南的「連省自治派」的一大勢力之對立。 「聯邦自治」派是所謂聯邦政府派,是預定辛亥革命後,由黎元洪革命司令官最初向各省呼籲共同組織聯邦政府。其中章炳麟、梁啟超、陳獨秀,甚至毛澤東、胡適也曾經一個時期屬於「連省自治」派。 湖南與湖北的戰爭是屬於聯邦派與北洋軍的戰爭,廣東與廣西的戰爭是屬於聯邦派的陳炯明與革命統一派的孫文的戰爭。在中國各地亂立的政權之對立,從蔣介石北伐開始更加激烈,不久即進入汪精衛的南京政府,蔣介石的重慶政府、毛澤東的延安政府的三國鼎立的時代。 新「五代十國」時代有幾個政治特色。 任何政府,或任何龍頭自稱為大總統、大元帥、主席,都不承認自己派系以外的政府,只有自己的政府才是全中國人民的代表。 這些政府間發生的爭端,除了「行使武力」以外都無法解決。例如一九二二年,湖南全省舉行住民投票,結果,以贊成一千八百萬票,反對五十七萬票而制定「湖南省憲法」,樹立「自治政府」,但是卻被國民黨革命統一派以武力毀滅了。 武力以外無法解決任何問題,所以中華民國的時代是史上空前天下大亂的時代。 中華民國的內戰不止於北洋軍閥的內戰,革命軍閥的內戰、國共內戰、連國民黨內部激烈的鬥爭也與其他的內戰難分上下。例如屬於國民黨內部紛爭的中原大戰,雙方動員的軍力為一百五十萬人,戰死者多達三○萬人以上。依據林語堂氏的說法,國民黨七年的內戰,死傷者超過三千萬人。這豈不是一君萬民制消失後,中華民國體制的悲劇嗎? 權力者決定中華民國體制的內涵 蔣介石率領的國民黨軍在北伐途中,在反復的黨內戰與政府亂立的情形下,仍以武力統一中國之際,章炳麟卻發表「中華民國滅亡」的聲明。中華民國是被蔣介石的國民黨軍所消滅的。此後藉蔣介石的統一,強化政治彈壓,終於一舉引爆中華世界的各種矛盾。一方面抗日反日逐漸高昂,正式的階級對立引起的中國人的互相殘殺激烈化,終於爆發國共內戰。中國人從水平的互相殘殺進入上下垂直的階級鬥爭。 有學者主張南京的中華民國第二共和制是從被蔣介石國民黨主席消滅的北京的中華民國移過來的,那只不過是學者的高談闊論與空想妄想的觀念遊戲而已。國民黨主導下的中華民國,那裡有「共和」的存在,連「協和」、「共和」、「共存」的形影都沒有。 國民黨支配下的中華民國時代,從廣州政府時代就已經是一黨多派,多政府的集團,從北伐後到中日戰爭為止,幾乎都是一國多政府的對立及鼎立的狀態,所以不要說什麼民權,連政府的機能也無法確立。 到了戰後,蔣介石被推選為總統,可是蔣介石一家主導下的中華民國體制可說是國民黨一黨單獨強制樹立的中華民國政府,終於在共產黨及有力諸黨派的反對下進入國共內戰。 中國共產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國國民黨的中華民國完全一樣地建立所謂「黨國體制」,即黨=國的國家體制。這不止於外界對它的稱呼,國民黨政府及其關係者也自稱為「黨國」。 九○年代初期,在野民進黨的立法委員謝長廷,為避免遭國民黨的逮捕,曾經躲在日本筑波大學中央圖書館,調查戰後國民黨主導下的立法院與國民大會選舉當時的實際情形。據他說其中只有二票就當選的人。夫婦兩人去投票就能夠當選,可見其何等的粗雜與荒謬。 所謂中華世界有長久一君萬民制的歷史傳統,是依易姓革命的原理的王朝交替的社會,所以只靠革命不容易改變其傳統的體制,歷史已證明過了。 不過同樣的「黨國」體制下,姑且不想去比較兩者之間對中國人民造成的災禍孰大孰小,筆者認為中國共產黨的「黨國」體制多少比較老實。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體制是基於馬克斯、列寧、毛澤東思相的原理,提倡「世界革命、人類解放、國家死滅」的理想。正式標榜無產階級獨裁=獨裁專制。至今依然列舉「四項堅持」,強調絕對不採用三權分立、多黨制、私有財產制。與蔣一家的獨裁,在白色恐怖時代,強調「自由中國」的掛羊頭賣狗肉的「黨國體制」、相較之下,共產黨還算老實一些。 最壞的是迄今猶將已枯萎的「三民主義」,充當為花朵而裝飾的中華民國體制。 「三民主義」是一種接東接西的主義主張,不符合時代的空想妄想,不強制國民學習無法成為思想的東西。 「三民主義」本身並非基於近現代的政治、經濟、社會原理而成立的,只不過是「需要這樣」、「需要那樣」的政治主張而已。因此包含教父的孫文與其徒弟們都成為「三民主義」的中毒者,無不成為頑迷的獨裁者與偽善者,這在國民黨的黨國體制,已經充分證明了。尤其五權分立實為滑稽而粗雜。所謂分散權力,五權分立也罷,十權分立也罷,絕對不是只分立、亂立就好的東西。現代的任何民主國家都採取三權分立。形成五權分立,不外是因爭奪權力而相互牽制與政治混亂的結果。現在的中華民國體制是屬於總統制還是內閣制,一向都是由誰掌握軍方與特務組織而決定的。 終結中華民國體制 台灣的中華民國體制並非中國時代的體制,與其說是中國國民黨,毋寧說是蔣介石父子創造的「黨、政、軍、特」四位一體的「黨國體制」。 那不是從住民或國民產生的體制,對台灣人來說是從外面移植的外來政權。過去李登輝總統與司馬遼太郎氏對談時,也曾經說過國民黨政權是「外來政權」。 雖屬外來政權,也有可能隨著時代而逐漸本土化,人類史上,所謂征服王朝常歷經過這樣的命運。清王朝即為其中之一例。 第二期的李登輝總統與陳水扁總統是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的,初次完成和平的政黨輪替,惟李總統未成為中華民國體制的終結者,觀諸陳總統也以中華民國體制的繼承者而行事,不但非最後的中華民國總統,反而可能成為中華民國體制延命的守護神。 民進黨有一部分幹部也曾經喊過要終結中華民國體制,現在卻繼承中華民國體制,要排除該體制反而被其收編。 辛亥革命以來九○年,中華民國體制好像擊不死的怪獸,雖被擊倒、被追趕,仍然保持各色各樣的形態,繼續生存迄今。「外來權」的中華民國體制也已逐漸本土化,「中華民國在台灣」的雙重結構也日趨崩潰,「黨國體制」也接近尾聲。 但是做為「國家」的存在卻隨著歲月與本土化,危機日益增大。 一九七○年代初期,中華民國被聯合國驅逐以來,國際上認知其為國家者逐年減少。 的確中華民國主張其為主權獨立國家,也具備國民國家的條件。至少現在世界近二百個國家中,比台灣更具備近代國家的條件之國並不多。 但是,無論獨立國家或主權國家,必須國際上的認知。當然不止於國際法,國際力學也是其決定的過程中不可或缺的條件之一。 中華民國在國際社會已經被宣告死亡,或被除籍。標榜終結中華民國體制綱領的民進黨政權,現實上在擁護該體制,由此看來,要中華民國體制安樂死,似乎不那麼簡單。 時代倒錯的體制能超越預料,長期生存,自應有其國內外的理由。「存在的東西即為真理」,的確是「名言」。 台灣在最近的將來,成為獨立主權的國家,而被國際認知,關於這點筆者抱持樂觀的態度。因為筆者確信時代與時間對台灣人是有利的。雖然「統一」、「動武」、「統合」之聲時有所聞,筆者仍然確信如此。這種確信是基於對近代人的理性的信賴之外,數世紀來人類辛苦努力營造的民主、自由、人權的共同的價值體系,不可能被十數億中國人的所謂「歷史使命」、「民族大義」的吶喊所毀滅。 最後筆者要強調的是要對抗中國霸權主義最大的武器即是拒絕所有的中華文化及中華意識的台灣人意識,而每人都要守護其做為台灣人的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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