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大戰前「台灣人意識」的探討

荷蘭、鄭王朝、清國時代

黃昭堂著／日本昭和大學政治學教授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
荷蘭時代的台灣住民　　台灣原住民，是屬於馬來‧波里尼西亞系人。 1624 年來到台灣的先驅宣教師萊特把台灣的原住民分為十一個政治單位，可是每一個都還不脫部族社會的狀態。

　漢族系人移民台灣被認為從很早的時代就有了，然而事實上，移民地區只限於澎湖群島而已，而且即使在最盛期，澎湖群島的總人口也只有數千人而已。最初佔有台灣本島一部份的荷蘭台灣政府從大陸招徠漢族系移民，而在最盛時其人口總數也才二萬五千人，若再含澎湖的人口也不過是三萬人左右，但同時期的原住民卻已約有四萬人。

　　從福建、廣東移入台灣的移民一向都被當作「漢族」，事實上，華南的住民不應該被視為是純粹的漢族，關於這一點，即使持漢民族主義觀點的研究者也承認這個看法。而且，這些移民在渡台之際，因為受限於台灣海峽的強風大浪，所以以男性居多，因此和台灣原住民通婚的情況相當多。

　　 1625 年，在荷蘭統治之下，以郭懷一為領袖的漢族系移民對荷蘭台灣政府展開大規模的叛亂。這個事件的重要性在於它可以說是爾後台灣史上頻頻向統治者反抗的一個先聲，可是，如果把這個事件當做「台灣民族主義的覺醒」，似乎並不恰當。因為正如筆者以下所要敘述的，台灣民族意識的產生，還需要近三個世紀的時間。

關於東都（東寧）

　　從荷蘭、西班牙開始，再經過鄭氏王朝、清國、日本、中華民國的統治，漢族系人口急速地增加，相對之下，原住民人口不但沒有增加，反而受到漢族系人的壓迫，因此兩者的對立關係一直到日本統治時代中期還持續著。

　　漢人之所以移入台灣，主要是基於經濟因素和為了逃避戰亂，至於政治性的移民，只有 1661 年鄭成功的軍隊和 1940 年代後半的國民黨兩次而已。

　　鄭成功進入台灣後，在台灣建立了鄭氏王朝。客觀來說，鄭氏王朝像個獨立國，因此台灣人尊稱鄭成功為「開山王」並非沒有道理。漢族台灣人的祖先向台灣移民，在時間上大約是從荷蘭時代到清朝統治末期這 270 年之間，儘管彼此前後相隔得很久，可是大家都以跟隨鄭成功入台的那批人當作是自己祖先的傾向卻很強。

中華民國政府向來主張鄭成功把原本屬於中國領土的台灣從荷蘭人手中光復。因此，他們把鄭成功視作「中華民族」的民族英雄來加以崇拜。不管此舉是為了達成台灣人傾向中國的宣傳、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中華沙文主義思想所導致，基本上都是後來的附會。因為，事實上台灣本島在傳統上並不屬於「中國」王朝領域的一部份，因此怎麼可以說是「回復」中國呢？甚至連親中華民國政府的台灣人楊雲萍也批評這種說法，他認為這種說法表面上雖是要褒揚鄭成功，可是結果卻適得其反，為此楊雲萍提出他的疑問－為什麼一定非要說「光復故土」不可？而不能視之為新領土的「開拓」呢？

然而，事實上，即使主張台灣是鄭成功「開拓」的中華民國政府學者，也將鄭成功的事蹟視為是「中華民族」的偉業。誠如以下將要敘述的，他們似乎已經忘了「中華民族」的概念是進入二十世紀之後才產生的。

鄭成功把台灣改稱為「東都」（後來稱為東寧），並在台灣建立起鄭氏王朝，但持續三代卻始終都沒有放棄「反清復明」的口號。在這裡於是引發一個問題，亦即到底是要把「東都」當做一個獨立國？還是將它視為只不過是一個以恢復明朝為目標的武將集團？荷蘭東印度公司就很明顯地把它當作獨立國來交往，而且清廷也曾經向鄭經表示，如果他不再侵犯中國大陸，則清廷願將台灣視同日本、朝鮮一樣。鄭氏雖也願意，但是後來因條件彼此談不攏，以致交涉破裂。

關於東都（東寧）是否為獨立國的問題，有兩種不同的見解。

　　一種看法是，雖然鄭氏在台灣建立政權是事實，但是由於他們仍以「反清復明」作為號召，因此不應以獨立國家視之，這是二次大戰後台灣獨立運動者王育德（ 1924 ～ 85 年）所持的主張。和王育德立場不同，而以「反攻大陸」作為大方針的中華民國政府及其支持者，則將鄭氏一族視為反攻大陸的先驅，且不把東都看成是一個獨立國。因為台灣若有獨立的歷史，這對中華民國是不利的。

另一種見解是把東都視為獨立國。和王育德同時代的獨立運動者廖文毅（ 1910 ～ 86 年）把東都稱為「國姓爺王國時代」。對於這個王國的評價，廖指出即使在這個王國滅亡之後，移民們「已開始熱愛這個自由的國家－台灣，而且決心不再返回大陸」。雖然東都到底是不是一個自由的國家還很令人懷疑，但是可以確定的是，這時大量定居的移民是爾後台灣人口的基礎。至於台灣新一代作家林濁水，則從各個不同的角度來加以檢討，進而確定東都是一個獨立國家。最特別的是，他提出了一個嶄新的見解，認為鄭氏一族對明朝與其說是忠誠，毋寧恰好相反。這個見解，頗值得注意。

其實，跟隨鄭成功入台的三萬七千軍民的忠心，基本上不如把它視為是效忠於鄭氏一族還比較合乎當時的實際情況。因為鄭氏一族對明朝如果忠心的話，那麼也許這些軍民的忠誠也會透過鄭氏一族去效忠明朝。不管是上述哪一種情況，它都有所謂的「對王朝的忠誠」，但是絕對不是後世漢民族主義者所講的那樣，是具有一種漢民族對抗滿洲民族的民族性格。否則就不會發生當清朝軍隊一登陸台灣，已厭倦於鄭氏一族專制統治的漢族系人在幾乎沒有抵抗的情況下，就迎接清朝軍隊的現象。不論統治者施政的好壞，對「異民族」的入侵都無條件地加以抵抗是民族主義不可或缺的現象，然而這情形在當時並未發生。部份台灣獨立運動者一心想把獨立運動的根源追溯到遙遠的過去；另一方面，和中華民國政府有關係者，也想把鄭氏一族「反攻大陸」的口號和自己的姿態結合在一起。因此，我們可以說，雙方都是把自己所追求的目標投射在鄭氏一族身上。

清國的台灣統治

來自中國大陸的國家權力對台灣本島的統治，始於 1683 年清國消滅鄭氏王朝的時候。清朝被中國的漢民族主義者視為「異族統治中國」的時代，而孫文所提出「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革命口號，已是眾所皆知的事實。革命成功以後，孫文馬上揚棄漢民族主義，改而提倡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並創造「中華民族」的概念。這是由於孫文硬要把滿洲、蒙古、新疆、西藏等地納入中華民國的疆域，因此如果太過強調漢民族主義，將會構成很大的障礙。

到了 1945 年中華民國統治台灣的時候，中國的漢民族主義者已經完全改宗皈依中華民族主義。並且，中華民國佔領台灣，就如同開羅宣言所說的，本身是根據清國曾領有台灣這段歷史。因此，和中華民國關係密切者，就不敢將滿洲族的王朝－清國，消滅漢族的王朝－東寧－的行為，解釋做異族的侵略。

清國統治台灣達兩世紀之久，其間，漢族系人口從十二萬增加到二六○萬，而人口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偷渡和自然增殖。

在這兩世紀中，光是有紀錄的變亂就有六十五件，而和中華民國政府關係密切者把它們當作是漢人民族精神的表現。其實他們犯了一個嚴重的自我矛盾，因為只要涉及到領土問題，他們會說清國就是中國；但是如果涉及到住民變亂時，他們卻又將清國視為異族的征服王朝。

台灣獨立運動者往往把這些變亂解釋做台灣人對外來政權的抵抗，並且，也有不少人將它們解釋為「過去四百年來台灣人在實現獨立建國的願望中所從事的壯舉」。

可是，筆者並不認為在十七、八世紀時，住民之間已經有了作為「台灣人」的共同意識。清國統治下的台灣漢族系住民稱大陸為「唐山」，稱大陸人為「唐山人」；但是，和這個稱呼相對應且通用於一般住民間的台灣住民之總稱卻付之闕如。儘管所謂「台人」或「台民」的詞彙是有的，但這些都只是官方用語，並沒有證據可以證明住民間以一種共同意識來使用這個詞彙。由於方言系統的關係，有人被稱為福佬人或客家人；或者由於居住地的關係，有人被稱為台南人或佳里人。總之，清國統治台灣的時代，台灣住民尚不至於產生共同意識。既然共同意識不存在，那就不可能會產生企圖建立「台灣人國家」的想法。

在清國統治下的六十五件變亂中，標榜「反清復明」的有十一件；此外，在所有的變亂中，如果將自稱為「王」或類似稱號者，以及四件建立新年號的變亂也一併計算的話，那麼以建立新王朝為目標的變亂也有十一件。而這十一件想建立王朝的變亂分別是：1721 年的朱一貴， 1732 年的吳福生， 1786 年到 88 年的林爽文、莊大田， 1795 年的陳光愛，1804 年到 09 年的蔡牽， 1832 年的張丙，1851 年的洪紀，1852 年的羅阿沙，1853 年的林恭，同年的曾雞角，以及 1862 年到 64 年的戴萬生等事件。

其中朱一貴變亂曾把清國官吏從台灣全部逐出，他自稱中興王，並維持了二個月短命的獨立王朝。這些以建立獨立王朝為目標的十一件變亂，雖可稱得上是「建國運動」，然而卻看不到促使「台灣人」崛起的口號。這些變亂結黨的性質很強，因此適足以顯示出以台灣為範疇的台灣人意識在當時還是不存在。這些變亂和「反清復明」的變亂一樣，首謀者自身都是想以稱王為目的，以致始終無法超越「改朝換代」的格局。

台灣民主國

1895 年在台灣宣佈獨立的「台灣民主國」 (The Repubic of Formosa)，和從前的建國運動有三點不同：第一，在獨立宣言中主張：「所有的國務都由公民公選出來的官吏來推動」。關於這一點，不管是出於歐美人士的建議，或是為了得到外國承認而採取的一種手段，用「公民」 (People) 這個詞彙來宣揚台灣住民的意志有其特別的意義；其次一點，台灣民主國是第一個明確地表達了以台灣作為領土的建國運動；第三，不論實際的情形如何，它是首先嘗試亞洲任何其他國家所未曾經歷過的共和體制。

觀察這個時期的台灣，筆者並不認為在台灣民眾之間作為「台灣人」的共同意識已經蘊育；但是在部分的有識之士中，以台灣為範疇的台灣人意識已經萌芽了。例如，台灣民主國的副總統丘逢甲就曾高呼：「台灣是我們台人的，絕對不容他人私相授受，清廷雖然拋棄了我們，但我們再怎麼樣也不能自暴自棄」。轉戰各地的抗日運動領袖徐驤也大聲疾呼：「我們台灣孤懸於海上，清國朝廷不在乎台灣的有無，台灣是被遺棄的土地。守護台灣的只有我們台民，我們願意將我們的鮮血為台灣而流盡，我們願意將我們的頭顱為台灣而粉碎」。

這兩人所使用的「台人」、「台民」的稱呼，貫穿著強烈的「我群意識」 (We-consciousess)，也就是台灣人意識。也許是因為入侵的日本人很明顯是異族，所以兩相對照之下，作為一個「台灣人」的形像很容易就湧現出來。

關於台灣民主國的評價有很多，中華民國政府方面因為不想承認台灣的歷史有獨立的記錄，於是就根據總統唐景崧在台灣宣佈獨立時發給清廷的電文中有台灣願對清廷「奉為正朔，作其屏藩」等字眼，因而斷言台灣民主國並沒有真正獨立的願望。持這一看法的人，硬要把台灣民主國與清國拉在一起，而其結論必然會陷入強調漢人是對「異族王朝」－清國效忠的矛盾中。

耐人尋味的是，台灣獨立運動者之中也有人注意到唐總統電文中的「正朔、屏藩」等字眼，因而對台灣民主國相關人士建立獨立國家的意圖抱持懷疑的態度。

廖文毅則將台灣民主國定位為繼承鄭氏王朝、朱一貴、林爽文以及戴萬生的傳統，致力於完成台灣獨立的願望。甚至連雅堂在＜台灣通史＞中，也將這個時期當作是獨立的國家，例如他的通史第四卷就叫做＜獨立紀＞。

1928 年台灣共產黨在其政治大綱中表示：「台灣民主國是在長久以來反抗滿洲異族統治的台灣民族革命空氣最洋溢的時候產生，它的主要任務是對抗日本侵略台灣」。他們也認為：「台灣民主國想要建設一個民族獨立的國家並為資本主義開路，其革命運動的主力是資本主義的中地主、商人與激進武士的結合，他們可以說是表現了一種全民性集體行動的國民革命型態，只可惜這個國民革命由於台灣的資產階級尚未成熟的緣故，以致被日本帝國主義鎮壓了」。

筆者很懷疑台灣民主國真的如台灣共產黨所理解的那樣，因此他們的主張只能看作是誇張字句的堆砌而已。然而，這也正可以表示，作為一個革命政黨的台灣共產黨給予台灣民主國很高的評價。

在日本統治時期的武裝抗日事件中，並沒有人高唱要收復台灣民主國失土並繼承它光榮的歷史，如果有的話，大概就只有在大陸曾受前台灣民主國副總統丘逢甲知遇之恩的羅福星。但是他之所以發動苗栗事件，與其說是受到台灣民主國的影響，毋寧說是受到辛亥革命的影響。至於日本侵台時所引發一連串的武裝抵抗則更應另當別論。總之，可以肯定的是台灣民主國本身對一般台灣民眾的影響是很小的。

可是，值得驚訝的是在台灣民主國建立 75 年之後的 1970 年，竟然在中華民國統治下的台灣「泰源職訓監獄」（政治犯監獄），爆發了以台灣民主國復國為目標的武裝叛亂事件。預定參加行動的計有警衛中隊五十六名、政治犯七十六名（一說九十六名）、原住民系台灣人三十名。行動當天，由於參與者對計劃的內容產生意見摩擦以致終告失敗，結果有五人被判處死刑。

他們認為台灣人在 1895 年的「 5 月 16 日」建立了台灣民主國，所以參加者多數希望以這一天作為行動的日子，並且以台灣民主國的國旗－黃虎旗－當作國旗來使用。就上述兩點而言，他們認為具有很大的歷史意義，可是據說因為武器調度的關係，而不得不提前在 3 月 7 日發難。

事實上，台灣民主國的建立是在 5 月 25 日，雖然他們把民主國建立的日子弄錯了，但是無論如何，就「 75 年後的歷史傳承」這一點而言，這群參加起事的人士顯然藉此表示他們難以割捨古代的「榮光」，而將其美化了。

日本的台灣統治

對於日本統治台灣，不管是第二次大戰後的台灣民族主義者或是國民黨，都把它當作是異族的侵略。可是在帝國主義盛行的時代，戰勝國從戰敗國手中接受割讓的領土是被視為「正當」的。而且在十九世紀末的台灣，尚不能說台灣民族已經形成，即使所謂的漢民族主義也還不存在於台灣。

關於這個問題，與日人合作的主要人物辜顯榮曾提出以下的說法：

    「『日本』帝國領台以前的我原本只是清朝的百姓而不是官吏，
    因此如果攻擊我抱有貳心以致變節的話，我想不盡公平吧！尤其
    是我並沒有背叛清國，反而是清國皇帝將台灣割讓給日本帝國之
    後，我堂堂正正地成為日本帝國的臣民。既然已經做了日本臣民
    ，當然要向日本帝國盡忠，況且拯救三百六十萬同胞一向是我的
    初衷」。

儘管他的觀點理路清晰，但是仍被漢民族主義者罵作「漢奸」，而被台灣民族主義者指為「台奸」，因為雙方對於這種見解都完全不能接受。可是，日本統治時期著名的漢族系台灣人政治運動家蔡培火，卻在 1928 年寫出以下令人深思的見解：

　　「日本領有台灣，純粹是由於日清兩國間勢力鬥爭演變的結果，而在我們台灣民眾的印象裡只不過把它當作是難以想像的結果和命運而已。我們多數的台灣島民絲毫不曾感覺到亡國，或屈辱，或被征服。.... 清朝與我們何干？日本也和我們沒有任何恩怨。.... 如果和朝鮮民族歸屬日本時的心情相比較的話，我們台灣對日本而言，似乎遙遠的有如白紙一樣」。

武裝抗日事件的意義

台灣武裝抗日運動之所以激烈，最大的原因是在於赴台灣接收日本軍的鎮壓與報復過於殘暴所引起的。截至 1915 年為止，武裝抗日運動二十年間一直持續著，光是根據日本官方文件計算，台灣住民喪失生命者不下三萬人。以當時的人口比率而言，這個數字實在不少。這些武裝抗日事件當中，明確地以台灣建國為目標的還是不乏其人。其中包括黃國鎮事件（ 1897 ）、林杞埔事件（ 1912 ）、土庫事件（ 1912 ）、六甲事件（ 1914 ）等，這些都可以說是日本殖民地當局壓制所激起的抵抗，事件首謀者不是稱帝就是稱王，個人英雄主義的傾向很強，但在台灣人意識形成面的評價上卻不高。至於比這些事件還早發生而於 1896 年由簡義、柯鐵等所領導的鐵國山事件，由於其首領曾被推戴為「總統」，因此似乎可以看得出某種近代化的徵兆。

1913 年的關帝廟事件是以建立「自由的台灣國」為目的；同年的苗栗事件可說是因為受辛亥革命影響的大陸中國人介入而引發的，它的目標是建立以「共和制為基礎的台灣國」； 1915 年的西來庵事件是以「大明慈悲國」為國號，其目標是建立一個以佛道為基礎的國家，事件首謀者曾飛檄各地，企圖喚起所有台灣人起義。它的同志遍布全島各地，後來因此案被檢舉者達二千人之多。由以上的事件可以顯示，台灣人意識在這個時期已經變得比較明確了。如果把民族主義界定為一群人想在同一國家下生活的願望和運動的話，那麼從台灣民主國到西來庵事件的這二十年，可以看作是台灣民族主義形成的胎動期吧！它的形成要因，主要還是透過日本統治台灣期間所造成的，關於此點筆者將在後面加以敘述。在這個時期意識上的特徵是，雖然有「台灣人」的共同意識，但是和其他民族有所區別並進一步鞏固意識的民族意識，亦即所謂的「台灣民族意識」，則尚未形成。至於「民族」的概念傳入台灣，還是在辛亥革命發生以後的事情。

接受漢民族主義

1897年，孫文派遣楊心如和陳少白到台北設立興中會台灣分會，由於這項舉動僅止於吸收了二十二名祕密會員，因此還不能算是漢民族主義在台灣傳播的跡象。孫文本身也在1900年親訪台灣，滯留了四壹拾貳天，而其來台的目的是為了發動惠州起義，所以來台灣和總督府接洽，希望能得到他們的援助。所以，與其把孫文此舉說成他來台鼓吹漢民族主義以便和台灣總督府對抗，倒不如說是和日本政府合作，才合乎事實。

可是，十年後辛亥革命的成功卻給予台灣很大的衝擊。國祚長達近三世紀之久的大帝國——清國——的滅亡，對台灣人來說是很大的震撼。伴隨著革命的成功，革命領袖孫文所提倡的「漢民族主義」與他所創造的「中華民族」的概念，乃逐漸放出輝煌的光彩。

孫文感嘆中國有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但卻沒有國族主義，其實這也正是日本統治下台灣住民的通病。例如，漢族系台灣人之間福佬與客家的對立是眾所皆知的事情。

孫文將民族的構成要素界定為血統、語言、宗教、風俗、生活習慣等五者，而一些漢族系台灣人政治運動者也接受了這種定義。根據這種定義，雖然客家和福佬的語言不同，但是因為其他要素是兩者共通的，所以仍同屬於「漢民族」，可是原住民各族則不算在「漢民族」的範疇之內。

由此觀之，「民族」的概念導入台灣，是和「漢民族主義」同時，而其結果，則造成漢族系台灣人政治運動者的認同形成以下所述的模式：

      「台灣住民因為是在日本統治之下，所以是日本帝國的臣民或
      國民。可是同屬日本國民，日本人是統治者，台灣人卻是被統
      治者。台灣人是存在於中國的漢民族的一支，中國雖然是台灣
      人的祖國，但台灣人卻不是中國的國民。原住民則是野蠻人，
      並不包括在台灣人裡面」。

在那個時代裡，和日本人相對的所謂「台灣人」這個名稱，相當明白地含有台灣人意識。可是因為漢民族主義的引進，而且部份人士又接受了這個觀念，以致造成了和中國漢民族的界線變得很曖昧模糊。

在這裡值得注意的是，自辛亥革命以後「中國人」的稱呼開始在中國大陸逐漸地普遍，但是漢族系台灣人政治運動者特別將自己視為「中國人」的卻很少。這也許是由於他們認識到彼此雖然同屬一個「民族」，但卻不是同一個國家的國民吧！

漢族系台灣人政治運動者刻意地將原住民各族排除於「漢民族」之外。客觀說來，如果沒有經過原住民各族的同意就將對方納入「自己的民族」之中，這是一種踰越的舉動。可是，漢族系台灣人政治運動者之所以將原住民排除於漢民族之外，並不是基於這種考量。他們是以漢族的觀點將原住民視為野蠻人，而且毫無忌憚地使用「生蕃」、「蕃人」等帶有侮辱性的稱呼，甚至連在意識型態上最為激進的無政府主義者也是如此。

在未經原住民的同意下不將原住民包含在漢民族裡面，這基本上是對的。然而，這些漢族系政治運動者卻沒有注意到，將原住民排除於「台灣人」之外，是一件很不合理的事情。所謂「台灣人」，應該是包含從很久以前就在台灣定居，並一起受當政者壓迫的所有住民。更何況是，僅就在台灣定居時間的長度而言，原住民就遠比漢族系居民更有資格當台灣人。

台灣民族主義的勃興

1928年作為「第三國際日本民族支部」中之「台灣民族支部」的台灣共產黨正式創立，在它的政治大綱中揭示「台灣民族獨立」和「建立台灣共和國」的主張。關於主張獨立和建立共和國，就如前述所說的，已有好些早期政治運動提出類似的主張。可是「台灣民族主義」的出現，則可以解釋成作為台灣人的一種認同已經更進一步地強化了。台共的政治大綱雖然是由日本共產黨幹部佐野學和渡邊政之輔兩人所起草，可是這都是他們先聽取謝雪紅和林木順有關台灣情勢的說明之後才完成的，因此可說有相當程度反映了台灣人共產主義者的主張。正如以下所要敘述的，在中國大陸活動的部份台灣人政治運動者，其實早在1924年就已經高唱台灣民族主義了。

前往中國大陸的部份人士，譬如像上海台灣青年會（1924年成立）、閩南台灣學生連合會（1924年成立）、廈門中國台灣同志會（ 1925年成立）、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1927年成立）等團體，就主張由中華民國來收復台灣；但也有像台灣自治協會（1924年成立）那樣，稱中國人為中華人民以便和台灣人劃清界線，並高唱台灣民族主義，主張台灣獨立的；也有像平社（1924年成立）那樣，主張台灣人的民族獨立；也有像台韓同志會（1924年成立）那樣，認為台韓民族都具華人的血統，因此台韓應當獨立以共組自由聯邦；也有像上海台灣學生連合會（1925年成立）那樣，主張台灣民族革命的；更有如中台同志會（1926年成立）所主張：台灣民族在實現台灣獨立之後，由台灣民眾來投票決定是否與中國組成聯邦或者合併。總之各種各樣的主張都曾在大陸被提出來過。

誠如上述所說的，早在1924年台灣島外已經高舉著「台灣民族主義」的旗幟，但是他們為什麼身處在中國，卻又同時高唱台灣民族主義、主張台灣獨立呢？曾經是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重要幹部但後來卻又放棄政治運動的張深切曾作如下的回憶：

      「由於當時革命同志目睹祖國的革命尚未成功，更別說會夢想
      到中國戰勝口本而收復台灣，所以一般的革命同志提出這句口
      號的目的，第一是為了順應民族自決的時代潮流，以尋求全世
      界的同情；第二是為了表示台灣人絕對不服從日本的統治，而
      且無論如何也絕對要爭取到台灣乃台灣人的台灣而後已」。

他認為台灣「復歸祖國」已經絕望，所以才決定採取中策，主張台灣獨立。這種事後的追憶，如要考查其背景，即不能說是具有普遍的真理。因為以中日戰爭的爆發作為契機，同樣的在中國大陸出現了台灣獨立革命黨、民主總聯盟、台灣國民黨，以及台灣青年黨。1940 年，這些團體聯合起來組成了「台灣革命同盟會」，41年又組了「中國國民黨組織部直屬台灣黨部籌備處」（43年改組成「中國國民黨直屬台灣執行委員會」）。儘管這兩個組織都是在國民黨的指導下，但是在1943年的開羅會議之前，這些漢族系台灣人政治運動者之間的主張可分為台灣獨立、國際託管台灣、回歸中華民國等三種不同的意見，彼此之間爭執不休。

那麼台灣共產黨的情形又如何呢？儘管多數的漢族系台灣人政治運動者都接受了漢民族主義，但是為何只有台灣共產黨膽敢高唱台灣民族主義呢7關於這一點，現在尚找不到台灣共產黨本身有關此點的說明。但是，也許有如下的因素。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在美國總統威爾遜揭櫫的「十四點和平原則」中所披露的「民族自決原則」，以及歷經一世紀的尋求獨立而終於在1921年成為自由邦的愛爾蘭之成功例子，都給予漢族系台灣人政治運動者很大的鼓舞。很明顯的，民族主義的理念帶給他們一種印象，認為民族主義和解放、獨立有很深的關聯。其中台灣共產黨批判台灣以往的政治運動因為都是在資產階級的領導之下，所以革命行動受到很大的限制，他們確信只有「台灣民族主義」才是能夠聯合勞動者和農民的唯一手段。如果和筆者個人經驗相對照的話，筆者體會到不論戰前或戰後，不管在農村還是在教育水準較低的階層，作為一個台灣人的自我意識的確是有的，而對於接受大和民族主義或漢民族主義理念的基礎，則可以說是非常地薄弱。

台灣共產黨和前述的漢民族主義者一樣，不把原住民包含在「台灣民族」裡面，他們也將原住民視同「有如野蠻人的生蕃」（1928 年政治大綱）。在1932年的政治大綱裡，「生蕃」的用語雖然代之以「蕃人」，但仍然將原住民視為「蕃族」，因此很難認為他們對原住民蔑視的態度有任何變化。所以，如同漢民族主義者和台灣民族主義者，他們表面上可以說已有將原住民平等視之的想法，但事實上仍然只是口號罷了。

在1921年的第一次台灣議會設置理由書裡，使用「熟蕃人」的字眼來稱呼原住民，並將原住民也包含在有權選舉台灣議會議員者之中。而根據議會設置運動者的回憶，所謂「熟蕃人」是指以下將要提及的「平埔族」，至於住在山地的原住民則被排除在外。

1926年，漢族系台灣人政治運動的機關報《台灣民報》曾主張：「凡是在台灣出生者，全都是台灣人」。根據這項前提、在台日本人當然也成了它所指涉的對象，而且理論上所有的原住民也都應當包含在內。然而，他們有時候並不作此想，因為假使果真包合所有原住民的話，那麼這將是一個劃時代的評論，而且他們也必定用大量的篇幅來宣傳此種主張。

至於台灣共產黨的情形，在其1931年的政治大綱裡，它高唱「國內民族一律平等」；而在其1933年的政治大綱裡，還是重覆這個論調，而且主張：「日本人、中國人及蕃人在台灣島內皆屬少數民族」。如此般地將原住民視為少數民族，並高唱其與台灣民族平等。

如此一來，看得出台共對原住民的態度已有了變化，可是，儘管如此，他們還是繼續使用「蕃人」此一帶有蔑視意味的稱呼。

此外，撇開蔑視的問題不談，台灣共產黨將原住民視為「一種少數民族」也有其不當之處。在1933年時，台灣的總人口有五百零六萬，其中除了漢族系台灣人以外，日木本國人（內地人）有二十六萬，中國人有四萬，原住民則是二十萬。

儘管原住民和漢族系居民有不同之處，可是另一方面，這些原住民是否有作為「同一種民族」的共同意識，則有太多的疑問。當時的原住民（二O萬四千人）是這樣分類的：平埔族（五萬七千人）

    ＊Kavalan     ＊Pazeh   ＊Sao
    ？Trobiawan   ？Taivoan ？Makatao
    X Ketagalan    X Taokas  X Papora
    X Babuza       X Hoanya  X Siraya
山地各族（十四萬七千人）
    ＊Ami（Panatas） ＊Atayal    ＊Paiwan
    ＊Bunun          ＊Puyuma    ＊Rukai
    ＊Tsou           ＊Saisiat   ＊Yami

從上表即可了解，雖然稱之為「平埔族」，但其實並不是單一的種族，而是幾個居住在平地而且語言、習俗不盡相同的種族。這些人從荷蘭時代起即被荷蘭人和漢族系移民的文化巨浪所吞噬，他們不但失掉了自己固有的習俗，而且變得和漢族系人難以分辨了。

在包含原住民的上表中，有＊符號者表示還沿用著自己種族固有的語言；有A符號者，表示在家庭內有某種程度還使用自己種族固有的語言，但平時卻常使用漢族系的語言；有？符號者，表示調查結果不明；有 X 符號者，表示已喪失了自己固有的語言，而以漢族系的語言來當作自己的日常語言。以上都是1930年代的情形，因此，若將當時的這些人當作「一種」少數民族來看的話，可說是相當牽強。

僅就台灣共產黨的主張而言，很明顯的，該黨是以建立台灣共和國為目標。而且，僅管建黨之初雖然也曾主張提倡過民主社會主義，但是不論如何，它最後還是會走向預定的無產階級專政。因此，它和漢民族的界線到底要怎樣劃分呢？

台共在1933年的政治大綱裡將在台中國人（約四萬人）當作少數民族來看待，從這一點來看，可以說台灣共產黨所高唱的台灣民族主義就是要和漢民族劃清界線的。雖然在政治運動者之間常有意識型態的論爭，但是為什麼在早先的漢民族主義者和後來的台灣民族主義者之間，沒有關於漢、台兩種民族主義的意識型態之爭呢？它的理由，可能如下：

第一、在那個時代，台灣人意識已相當普遍了，而且所有的政治運動者也都流行主張台灣人的利益。所以就這一點而言，雙方並無二致。

第二、這兩種民族主義觀點都是基於對抗日本殖民當局而產生的，由於不是以中國為對象，所以沒有必要就民族主義發生爭執。

第三、雙方皆有一個共識，亦即都將原住民排除在外而認為自己的祖先是來自華南的移民。

第四、要發動台灣大眾來對付日本，以「台灣人意識」便綽綽餘了，而且效果也不錯。況且，所謂的民族理論對大眾而言是相當隔閡的「深奧理論」，因此實在沒有必要特別強調兩種民族主義的差異。

關於日本化

在考察日本帝國統治下台灣住民的認同時，如果只探討抵抗運動成員的話，則過於片面。台灣總督府為了把日本文化移植到台灣，故極力普及教育。當人們接受一種新的文化時，相對的此舉會帶來精神層面上一定的變化。此外，在利用國家權力強行輸人文化的同時，也將會無可避免地導入國家意識和民族意識。如果說教育本身的目的是為政者利用它來灌輸國家意識與民族意識的話，這絕非言過其實。進一步來說，如果為政者的施政使生活環境有顯著地改善時，隨著這個國家國力的增強，國際地位的增高，那麼被它所統治的人民的認同也會隨之增強。譬如在乾隆朝的盛世，以往中國各地極力抵抗滿族入侵的漢族不也都俯首稱臣嗎？直到清末產生了漢民族主義之後，這些人雖然頗以「漢民族五千年的文化」而自豪，但在辛亥革命時卻仍有不少漢人誓死效忠清廷。從被革命軍所殺害的漢族武將的例子、為數不少的漢族大眾拒剔滿洲辮子的例子，以及甚至連身為漢族之國——中華民國國務卿的漢人徐世昌也希望滿洲皇帝復辟的例子，都可以看出經過長期被統治所引起認同上的變化，毋寧可說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

任何國家內部之所以能有今天的和諧，都是經由過去的懷柔政策或是強制行為所帶來的認同改變而形成的，台灣住民自然也不能例外。

日本統治時代的交通通信工具呈現飛躍的發展，而且日本語的普及提供了各語族住民間溝通的媒介，並進而產生了相互理解，長此以往，這對使用優勢語言福佬話的心理上阻力就會減少。日本語對於台灣人的自我調整，以及出乎殖民當局意料之外的台灣人意識的確立，都的確有其影響。

但是，無可否認的，日本當局對台灣的建設也收到了相當滿意的預期效果。在日本統治時代，台灣的經濟以及產業基礎部門的飛躍進步已無庸贅言。再者，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勉強躋身為五大強國之一、中日戰爭時日本國力的增強，以及第二次大戰初期的戰果等，都是日本對被殖民的台灣人誇示國力時不可缺少的題材。如果跟隨趨勢是民眾習性的話、那麼日本當局的教育宣傳可謂達到了效果。不少台灣住民開始對日本產生認同，這種現象雖然令後人難堪，但在當時卻是不足為奇。特別是受漢人輕視且佔人口比率較低的原住民，他們尤其對日本抱持相當強烈的認同。1974年在莫洛泰伊島（Morotai）被發現的最後一位日本兵中村輝夫（漢名李光輝，本名Suniyon）就是一個戲劇性的例子。

舉一個當時著名的台灣人漢民族主義者為例來說明吧！因為在那個時候，日記應該比評論更能表達一個人的心聲吧！以下就以日記作為史料來加以說明。

既是醫師也是文學家的台灣人漢民族主義者吳新榮，將1935年出生的長女取名為「朱里」，之所以要取名為「朱里」是由於「里」代表故鄉「佳里」，而「朱色則是我漢民族最喜愛、最尊貴之色」。兩年之後，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他被殖民政府當局任命為國民精神總動員分會的參贊，而自己的妻子也成為愛國婦人會的會員，他肯定這一切都是時勢、潮流之所趨，於是他在日記上記載著人人都是順應著趨勢。在歡送被徵為軍夫的台灣青年出征之後，他頗有所感的寫道：「台灣人也參加歷史的行動是理所當然的」。

從1938年起他開始改用日文寫日記，他以如下的文字描述自己的心境：

      「正如同我在日常生活使用日語一樣，我寫日記時使用日文也
      是極為自然之事。」「方便與必要乃同化不可或缺的條件，我
      們是為求方便與必要所迫，而被日本人同化的台灣人，於是任
      何人都認為我們是日本人，恐怕大和民族形成以前的日本人也
      是如此吧。」

另一方面，由於他的心境變化尚未確定，因此在得知中華民國維新政府（主席梁鴻志）成立後，他感嘆地寫道：「悲哉，我中華民國四分五裂」。即使到了隔年也仍這樣寫道：「中華民族永遠不滅」。並表示願在身後埋骨大陸，充分表現出一位漢民族主義者的心意。儘管如此，但在他看到了日本當局在佳里建立一座象徵日本精神的神社時，卻又吟詠道該建築「頗為壯觀」；同時對於作為皇民化運動一環的獎勵台灣人更改姓氏，他不但不加以抵制，反而非常費心地斟酌要使用哪個新名字。

到了1941年，他對日本的認同更加明確了。這一年德蘇開戰，他在實施了台灣人志願兵制度後表示：「本島人為防備這次世界的大動亂而接受精神上與肉體上的訓練，吾人舉雙手贊成」。而且還鼓動留學東京、時正回合省親的弟弟：「在這國家飛躍期之際，在這民族命運交關的時期，我們應超越個人的打算，並將個人的死生置之度外」。

這裡所謂的「國家」、「民族」當然是指日本而言。這一年的12 月8日爆發珍珠港事件，他驚訝於「日本末待重慶投降就與英、美開戰」；然而在聽到夏威夷的戰果時，他寫道、「足證日本海軍的強大」。總之，從他身上完全看不到「重慶是祖國」的意識，反而可以說是好像期待著重慶能投降日本。他更進一步站在日本人的立場，預測菲律賓、安南、緬甸以及印度的獨立，並趾高氣昂地指出，這對日本來說才是「大東亞戰爭最大的意義」。

在1944年，當他弟弟因所乘的船被美國潛水艇擊沉而溺斃時，他寫道：「我們當然已覺悟到，在獲得最後的勝利之前，隨時都可能會犧牲」。此種言行實足以為後方的表率。同年1月，他向一位漢學泰斗請教後首次得知吳姓並不是純粹的漢族，而是已經和「南蠻」混血的結果。又因為他的父親是從謝家入贅吳家，所以他認為：「我們已非純粹的吳姓子孫」，那麼改取日本姓氏，「以新民之姿開創新天地，亦屬當然之事」。9月1日，當他看到美國軍機利用月明來空襲時，竟憤怒地說：「明月可憎，敵機更可恨」，在此，他完全不認為這是美國和中華民國要來「解放」台灣。

到了1945年，在得知美軍進入馬尼拉之後，他寫下他的決心：「吾人非固守台灣聖土不可，以免遺禍子孫」。在這個時候，聯合國已經發表其方針為、如果聯合國勝利的話，將依據開羅宣言，把台灣還給中華民國。由此可見，他並不希望回到叫做中華民國之「祖國」的懷抱。到了6月6日，也許他已預見到日本會戰敗吧！於是他變得認為「非研究中國的政治思想和文學思想不可」，於是乃重新翻閱孫文全集。

8月15日，雖然他還沒有聽到終戰詔書，可是對於自己能預料「日本戰敗」，並表示「果然猜中，自己也感到驚訝」，由此似乎完全看不出他有任何一絲「復歸祖國」的喜悅。

一群在日本時代從事政治運動的漢族系台灣人蔡培火、陳逢源、林柏壽、吳三連與葉榮鐘等人，於戰後在蔣介石政權下的台北出版了《台灣民族運動史》，在該書中，他們將日本統治下自己所從事的「漢民族主義運動〕稱之為「台灣民族運動」時，作了以下的界定：

      「台灣民族運動的目的在於脫離日本的羈絆，以復歸祖國懷抱
      為共同的願望，此點殆無爭議的餘地」。

由於對蔣政權的顧慮、即使有它不得已的一面，但是，如果將他們的解釋和吳新榮的心路歷程合起來思考的話，很明確地可以看出他們的解釋畢竟尚有太多「討論的餘地」。

日本當局利用滿洲事變爆發作為契機，扼殺了台灣人的政治運動。從此以後，漢、台兩種民族主義都沉寂下來，台灣人被迫日本化，這在當時是真真確確的事實。

結語

台灣人意識是在台灣被日本統治的五十年間確立的、這已經成為定論。但是、筆者並不認為當時的台灣人意識已經達到有民族理念的地步。

台灣人意識是在抵抗日本人的過程中產生的、很諷刺的是、由台灣總督府所推行的日本語教育卻促成各種族問有了共通語言，並更進一步由於通信、交通、經濟開發等因素造成住民間頻繁的交流，上述諸因素在在有助於促進台灣人意識的形成。

台灣人意識是在抵抗日本統治的過程中產生的，然而由於受到大漢沙文主義的影響，以致將原住民排除在外、因此這可以說是它的一個污點。所謂的「台灣人」應該也包含原住民在內、所以在這篇論文裡，一律將原住民以外的台灣人稱為「漢族系台灣人」。進一步來說，在這裡之所以不把他們當作「漢族」，而將他們當作「漢族系」、是因為這些人在華南福建、廣東等地時，就已經與被「中華」視之為「南蠻」的人通婚，而來到台灣之後，又與原住民通婚，因此就血緣上而言他們實在只是「心理上為漢族」，如要說他們是「同種」的「漢族」，證據實在很薄弱。但是，由於他們主張自己是「漢族」出身，基於應該尊重他們這個意見的觀點，所以將他們稱為「漢族系」。

原住民與漢族系台灣人之間的關係，如同霧社事件所呈現的例子，兩者間雖然顯已好轉，但是基本上這種好轉的趨勢，還是要遲至二次世界大戰以後。

台灣人意識是「民族」理念中初級的意識，在日本時代雖然它潛藏著昇華為「台灣民族意識」的可能性，但也僅止於「日本民族中的台灣人」或「中華民族中的台灣人」的這種可能性。

結果是台灣人意識並沒有被日本民族意識所吸納、這是因為台灣終於脫離日本的統治而杜絕這種可能性。此外，在日本統治末期正值漢民族主義運動消褪，一般台灣大眾的意識既不傾向漢民族意識，也不傾向於中華民族的民族意識。而且因為作為一個獨立民族的自覺遲遲未到，於是台灣民族意識終於無法確立。

因為在台灣「民族」的概念並不是在對抗中華民國的過程中所產生，因此漢、台兩民族問的界線也難以劃清；至於台灣民族主義本身的性格，則要等到擁有因中華民國統治台灣而得的「中國經驗」後才告確立。關於這個問題，筆者希望不久能在訂名為《台灣的民族與國家—第二次大戰後的狀況》的論文中，再作進一步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