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合理論與台灣
施正鋒◎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整合與統合 在台灣,不論是學者、還是政治人物,對於相關用詞尚未有約定俗成,譬如說陳水扁提出「統合論」之際,一般人無法直接由漢字的字面意義,去體會其背後想要傳達的真正訊息,只好轉而退而求其次,嘗試著間接由官方說帖、或英文報紙的用字,回頭來作拼圖式的揣摩。不過,更令人擔心的是,如果學界盲人摸象,就很怪罪政治人物人云己云、或是信口開河。 不管是早期的「整合」、或是後期的「統合」,這兩個名詞大致是被委婉地當作「統一」的同義詞,猶如在戒嚴時期,黨外/民進黨人士只能以程序上的「自決」權利,來暗示實質上的「獨立」目標。 在政治學裡,「【國內】整合」是指是在一個面對社會分歧的國度裡,包括族群齟齬、意識型態之爭、城鄉差距、或是菁英與百姓間的歧異,公民如何取得對於政治行為規範的共識,尤其是開發中的國家為是。這是在比較政治學裡頭,有關政治發展或民主化學者所關心的課題。 國際關係學者大體同意「【國際】整合」是指國與國之間的某種「結合」,它可以指一種正在進行的「過程」,也可以代表一種已經達成的「境界」。前者隱含著有其序列般的進程,要朝著某種光譜循序漸進,譬如說「由文化交流、經濟整合、到政治結合」般的線性「廣化」過程,或是「由自由貿易區、關稅同盟、到共同市場」的漣漪擴散式「深化」過程;後者是指獲致的狀態、結果、或終點。 在這裡,為了方便解讀/了解學術對話、政治論述、或是政策宣示,我們暫且將廣義的、鬆散的整合約略分為國內政治的「整合」、以及國際政治的「統合」。如果說統合既是手段(過程)、也是目的(境界),我們不如說前者為「統合」、後者為「統合體」。 一般人把統合分為文化、經濟、以及政治三個面向,我們主張以安全共同體來取代文化統合。首先,如果「經濟統合」是要追求經規模、以及效率,而「政治統合」是要確保自主以及民主的話,「文化統合」的迫切性並不清楚。也就是說,如果我們以傳統「本質論」的方式來定義文化,統合的基礎是要建立在共同的血緣、語言、宗教、或生活方式上面,文化統合是命定式的「為統合而統合」;相反地,經濟、政治統合先有明確的目標,再來指定整合的方式。如果以「建構論」的方式來理解文化,統合則要追求共同的集體認同,也就是「民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 的凝聚,其終極的指標則為彼此是否願意生活在同一個國度,如此一來,就最終的目標而言,文化統合與政治統合是高度相互聚合的。我們以為,Adler與Barnett (1998) 所提的「安全共同體」,也就是兩國之間不再有戰爭的擔憂,才是不同的統合概念。當我們以安全共同體取代文化統合後,經濟、政治、以及安全面向的統合,可以使用三個垂直的軸線來呈現。 經濟統合是指透過經濟上的安排,來作國與國之間經濟事務的合作,也就是一般所謂的「區域主義」。我們大致根據 Belassa (1962),以光譜的方式將經濟統合呈現如下: 經濟圈──以文化或地緣作初步的經濟協調,譬如「亞太經合會」(APEC)、「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或日本倡議的「蓬萊經濟圈」; 自由貿易區 (Free Trade Area)──成員國的財貨(產品)自由流通、不課稅,譬如「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 關稅同盟 (Custom Union)──自由貿易區+統一成員國對非成員國的關稅,譬如「南美洲共同市場」(MERCOSUR)、過去的「日爾曼關稅同盟」(Zollverein); 共同市場 (Common Market)──關稅同盟+成員國的資本、勞力自由流動,譬如早期的「歐洲共同市場」; 經濟聯盟 (Economic Union)──共同市場+共同經濟政策,譬如原先的「歐洲共同體」(EC)、後來的「歐洲聯盟」(EU)。 政治統合是指國與國之間透過政治安排來進行結合,在過程中主權逐漸讓渡出去,終於合併 (Merge) 成為一個國家,甚至於達到世界政府的境界。我們以光譜的方式,由分離到統一,簡述如下(見圖1):
國協 (Commonwealth)──主權獨立國家之間有特殊的歷史、文化關係,彼此的鬆散組織,譬如「大英國協」、「獨立國協」(CIS); 邦聯 (Confederation)──國與國之間透過協定所作的的有條件政治結合,針對特定議題同進退,譬如德國的前身「北日爾曼邦聯」、瑞士的前身「瑞士邦聯」,總之,是為彼此的進一步的合併作準備。目前的波斯尼亞是由克羅艾-回教聯邦、以及塞爾維亞共和國所組成,勉強算是邦聯,土耳其裔賽普路斯人提議與希臘裔賽人合組邦聯,兩德在統一之前,也有人提議進行邦聯式的結合即止,可以說是不得以的結合。也有人提議波羅的海三國與烏克蘭、以及白俄羅斯共同組成反俄羅斯的「黑海-波羅的海邦聯」、美國獨立戰爭時期的「美洲大陸邦聯」,成員因為有共同敵人所作的結盟。有人提議新加坡、馬來西亞、以及印尼合組邦聯,也有人建議將聯合國提升為邦聯架構,更有人視歐盟為一種邦聯型式(或應該往邦聯調整),有其功能整合的考量。 聯邦 (Federation)──是國家體制中最鬆散的一種,透過憲法的規範,聯邦政府與組成單位(邦、州、或省)作權力的分配,譬如美國、澳洲、加拿大、德國、以及瑞士。 除了上述「正牌」(Ideal Type) 的政治統合體外,彼此之間還有不同的混合型態。首先,比國協還鬆散的結合,我們還可以加上「特殊關係」(Special Relationship),譬如美國與英國、美國與加拿大、美國與以色列、美國與日本、以及俄羅斯與塞爾維亞;李登輝所提的「兩國論」,本質上是「國與國的特殊關係」。另外,郭正亮所提的「聯立」、張亞中的「共同體」、或「兩岸共同體」、魏鏞的「民族內共同體」,觀其精神,也都算是特殊關係。 其次,介於國協與邦聯之間,也有變體的統合體;翁松燃乾脆稱之為的「歐盟」模式。最後,介於邦聯與聯邦之間,也有各種統合體的思考,譬如石之瑜新造所謂「內邦外聯」的「中華合邦」、嚴家其的「邦聯式聯邦」。 安全共同體 (Security Community)是指當兩個國家有共同的利益、或是共同的認同感時,主動透過結構性、或程序性的中介變數來進行合作,彼此在友好往來間逐漸培養出互信、以及認同感;由孕育(譬如波理會)、發展(譬如東協)、到成型(譬如北美、西歐、以及美國與以色列),彼此相信終將會以和平手段來解決紛爭,不再有戰爭的擔憂。在這裡,彼此可以保有自己的主權,並不要求在制度上正式合併。 我們將上述三個面向的統合整理為圖2,大三角為目前歐盟統合的境界,小三角為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我們未來與中國的關係應如何定位?政治人物要將台灣帶往何處去?(見圖二)
統合的理論 我們根據分析層級,可以將解釋統合的變數分為個人、國家/社會、以及體系三種。個人因素包括推動者追求和平的理想,民族統一的使命感,或是領導者的人個特質、或決策風格,譬如說機會主義式的政治考量,為了連任而討好聲音較大的統合推動者,因此刻意擘畫統合的制度,以製造追求和平、或是鞏固權力的空間。國家/社會因素包括一個國家的理念、制度、以及利益,譬如說擴張性民族主義高漲,政黨間的橫縱連橫、國內利益團體的壓力、或是經濟不景氣,譬如台商、或是統派(媒體或學者),決策者自然而然、或不得不朝統合的走向調整。體系因素算是統合產生的背景,譬如說面對全球化的壓力、或是現有的統合體的「擴充」,只好加入、或是另起爐灶。 我們可以看出,經濟上的考量只不過是諸多統合的動機之一。我們根據統合的動機,將統合的動力分為共同的利益、共同的認同、以及追求和平三大類。共同的利益包括經濟上的好處、企圖對外擴張、或是對抗共同的敵人;共同的認同則可能來自共同的血緣、文化、歷史記憶、或地理比鄰。我們以為,要找出有效的解釋因素,可以嚐試去了解國家為何不願進行統合,也就是說,加入統合體要付出何種代價,譬如說國家主權、自主性、或是文化特色。 台灣的統合論述 台灣有關統合理論的論述、或評介,就鋪陳的方式來看,統合是以先前所述「廣化」及「深化」的方式來進行;比較含蓄者,淺嚐經濟統合即止。大體而言,也就是試圖以「漢人文化」為基礎,尋求「大中華經濟圈」在功能上的互補,進而追求「政治中國」的可能體制,新功能主義的理論隱然若現,即由經濟統合外溢的「過程」到政治統合的「境界」。也難怪,在李登輝主政的國民黨政權,會擔憂中國以經濟手段來達成政治目標,「先行經濟統一、再行政治統一」,也就是所謂的「以民逼官」、「以商圍政」、「以通促統」。 面對中國提出的「一個中國」條件,國民黨一向以經濟統合來敷衍,譬如邱創煥的「中華經濟圈」或「中華共同體」、或是蕭萬長的「共同市場」。民進黨或許無法抗拒經濟統合的壓力、或是真正相信終究會帶來和平,因此,前主席林義雄提過「自由貿易區」、「關稅同盟」、及「共同市場」,經建會主委陳博志日前也同意研擬「自由貿易區」。 自從李登輝總統於1999年夏天提出台、中之間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以來,一般相信未來台灣的中國政策,不管是誰當選總統,將朝台、中分離的走向。除了企業界的王永慶強力推銷外,學界一向有「中華邦聯」之議。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連戰在擔任行政院長時曾經表示過,聯邦或邦聯是可以考慮的統一途徑。連戰原先在選前釋出邦聯為「可以考慮的眾多統一模式之一」的試探;其幕僚解釋,邦聯就是要具體實踐「兩國論」。不過,事後,其幕僚否認連戰提過邦聯構想最後定案的「連十條」對於「融合」的方向,只含糊提及「思考兩岸可長可久的政治整合模式」然而,國民黨似乎不忘情,迄今仍有「一個中國架構下邦聯制」構想。 宋楚瑜在『跨世紀國家政策綱領』中提出三階段整合:首先,在美、日、東協的見證下,簽定為期三十年的互不侵犯和平協定;再來,雙方各以主權國家分份,以歐盟模式相處二十年;最後,由台灣人民決定前途。在選後,親民黨提出『兩岸政策基本綱領』,介紹了歷史、文化、地理的「整個中國」 (Whole China) 的概念、以及「多重整合」(Multi-Integration) 的模式;其幕僚在美國提出「未來完整中國」(Complete China) 的概念。整體而言,指涉的意義仍然不清楚。 不過,宋楚瑜在選後與唐德剛對談,倒是說出「台灣與大陸可以結合成如歐盟一樣的統合體,再過渡到政治整合」。由此可見,對宋楚瑜而言,統合是整合過程中採用的手段、也是過渡時期採用的體制。只不過,這個類似歐盟的統合方式到底是甚麼,並不清楚;同樣地,他對於統合的終極目標,也是刻意含糊其詞、避重就輕。不過,我們或可由學界的論述來旁敲側擊。 根據張亞中的說法,「整個中國」代表的是「一中兩國」,也就是「一個中國、兩個國家」的前半部。然而,這個統合體的具體內涵到底是甚麼?他表示,這是一個由兩個「具有國家屬性的政治實體」所結合而成的「第三主體」,進一步說,就是「兄弟」、或「特殊」關係,說明白一點,就是彼此要組「兩岸共同體」。然而,共同體又是甚麼?張亞中稍早告訴讀者,這是比國協更鬆散的統合體;他更早又表示,這種統合的模式「分中有何、合中有分」,「而不像聯邦或邦聯講的是統一」,聽起來彷彿與「兩國論」差不多。不過,他後來又暗示這是歐盟模式、甚至於讓人以為是獨一無二的「統合」方式,豈不又回到各自表述的原點? 回頭來看,陳水扁在1991年曾提出「一國兩國」的概念,即「一個文化中國、兩個分治國家」,基本上是「一邊一國」的態度,也就是台、中間為互不隸屬、統治、管轄的「兩個華人國家」。他在選舉過程中中國政策的基調,是台灣與中國是「兩個國家的特殊關係」,給選民蕭規曹隨的印象。陳水扁在選前大加撻伐,連戰身旁多是「大中國思想的統派學者」,只會要求連戰收回兩國論、走邦聯制。只不過,陳水扁在當選後急欲與中國和解,說只要一個中國不是原則,聯邦、邦聯、國協都能談,尤其是在訪問孫運璿時表示,邦聯制「是具有突破性的新思維」、「有很大的討論空間」。 陳水扁於元旦總統文告中提出「統合論」,奮力整合內部中國政策,嘗試建構台、中關係的新架構。然而,由於陳水扁對於統合的內涵並未加以闡述,民進黨本身又眾說紛紜,在政治人物各自表述的情況下,令人擔心統合的結果是否就是走向統一。是總統府的包裝師不用心,還是故弄玄虛以測試選民忍耐的程度? 雖然陳水扁在其他場合指出,他心儀的統合模式是指「歐盟模式」,然而,它仍然未能明確表示要將台灣帶到何種境界。如前所述,就實然面而言,到底目前的歐盟是何種形式的統合,學術上並無定論;即使就應然面而言,歐盟成員國對於歐盟的發展有各種不同的期待,雖然有國家希望能朝聯邦體制發展,有些國家希望能停留在功能上的協調,譬如說經濟統合,或是在國防、外交的協商而已,頂多是某種邦聯的形式。當然,終極而言,如果成員國的國民能有相同的民族認同,那就只有合併為一個國家一途了,別無選擇。 結語 我們以為,只要後Westphalia式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 仍為當前世人普遍接受的政治單位,我們願意以多元主義來追求國家整合,同時也願意以開放的態度來探究統合的意義。 我們反對與中國作任何形式的統合,理由是擔心失去政治主權、經濟自主、甚至於獨特的認同,進而危害國家安全。有人以為,或許邦聯的安排可以逼中國承認台灣,也就是以政治統合來交換主權獨立。眾所週知,不管是國協、邦聯、聯邦式的政治安排,無非是政治個體在不得已下的結合、或是為了進一步合併的踏腳石,宛如試婚一般,一旦踏進去,就很難再抽身。即使是定義含混的歐盟式「統合體」,不免會讓國際社會務以為台灣人內心渴望統一,又如何寄望他國支持台灣獨立? 或許有人以為,統合論只是為了敷衍所謂的「一個中國」咒語所作的包裝,同時,也可順手應付想像中的美國「中程協議」壓力。然而,既然台、中關係的關鍵在主權的歸屬,中國豈願意接受奶嘴式的口號?如果與中國的經濟統合只是為了拋棄李登輝的「戒急用忍」政策、為了合理化三通的開放,那麼,統合論就是「機會主義」般的短線操作。 就應然面而言,到底統合與否、要朝那一個面向發展,還是決定於民意走向。推動者不約而同相信中國會接受統合論,卻完全沒有問台灣人,到底是否有任何主觀意願去與中國結合。回想當年台灣人的祖先冒險渡過黑水溝,就是要建立自己的新天地。即使我們希望與中國和平相處,豈有為了討好中國,竟然束手自投羅網? 我們不應該「為統合而統合」,應該回頭思考更基本問題:為何要與中國統合?要何種統合體?要如何進行統合?歐盟模式是否適用於台、中關係?台灣與中國有何共同利益?如果台灣願意與中國統合成為某種安全共同體,美國、或日本會接受嗎?台灣賴以生存的科技、市場,將由何而來?如果勉強統合,即使是在聯邦體制之下,不可避免地,仍將是「大陸中國人」(Mainland Chinese) 與「台灣中國人」(Taiwanese Chinese) 的族群分歧,何苦來哉? 我們可以發現,各種不同的統合理論多以追求和平為訴求,毫不掩飾其規範上的立場。如果與中國的政治整合是為了台海和平,那麼,統合論就是「綏靖主義」(Pacifism) 般的討饒,慕尼黑事件的殷鑒不遠。是否只有與中國進行統合,台灣才能享有和平?是否還有其他可行的途徑? 除了外來的促統壓力,台灣當前對政治統合/邦聯的熱門,內部的推動者扮演關鍵的建構角色。雖然這些論述停留在陳述統合體的特色、以及眼花撩亂的進程,統合的「理論」、以及「實務」已初步完成規範價值的確立。這種論述,先由霸權外交到內政、再由內政到外交呼應的夾攻方式;更重要的是,論述者服膺「建構主義」的引導,巧妙地透過「客觀的」學術探討,因勢利導,企圖塑造「正確的」國家利益、及民族認同上的信念,不可不察。 |
2001年5月 第1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