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育德

台灣人現在已發展成與中國人完全不同的民族。台灣人基於「民族自決原則」，有權利公開主張台灣獨立。本文試圖以科學的根據來論證台灣民族的形成。

筆者將先對「漢民族」的實質加以考察，探究部分台灣人難拋此念的原委，再釐清台灣民族的定義，最後展望台灣民族主義的未來動向。

首先，我要考研所謂「漢民族」這個語彙。中國人常自稱「漢民族」，台灣人也相信自己屬於「漢民族」，而日本人也如此認為，且常以優雅的形容詞稱讚中國四千年悠久的歷史及偉大的文化。但是，到底「漢民族」的確實內涵為何？讀者曾認真思考過嗎？

「漢民族」一詞中的「民族」是何意涵呢？是人種(Race)？Volk？或是Nation？

在此，我們也許可先確定漢民族不具人種的意義。通常人種分為白色人種、黃色人種及黑色人種等，其中漢民族屬於黃色人種，這是任何人都知道的事實。

我們不知中國人在何時如何發覺自己是黃色人種，但中國人曾蔑稱白色人種為「紅毛番」，黑色人種為「黑鬼」，即已建立獨自的區別方法。此點可由歷史得到證明。自鴉片戰爭（一八四○～一八四二年）以來，由於遭到慘痛打擊，中國人對白色人種產生敬畏之念。另一方面，隨著洞悉黑色人種被白色人種當作奴隸後，愈對其產生輕侮之心。

對於同為黃色人種的其他民族，中國人亦會直接表現其優越感。他們大體上認為，日本人、朝鮮人或越南人是中國人的後裔。就最近的「黃禍論」來說，其他的黃色人種或許會認為這是無聊的臆測或反彈，但中國人一定會自鳴得意地認為︰「當然如此﹗」或許有人會認為這是虛妄的說法，但這種人對中國大概不甚瞭解。中國人始終深信自己是上天的選民，這是無法以常識想像的。

嚴格地說，人種概念是依遺傳起源的身體特徵之一定組合來分類的。用以辨識的遺傳特徵，有眼睛、頭髮顏色及形態、鼻型、身高、頭蓋指數等，從而分為印歐人種(Caucasoid)、蒙古人種(Mongolaid)以及黑色人種(Negroid)三種，此點大體上合乎白色人種、黃色人種以及黑色人種的通俗分類（但膚色最黑的印度人屬於印歐人種，美國印地安或愛斯基摩人屬於蒙古人種）。當然，中國人、日本人、朝鮮人和安南人等，都屬於蒙古人種。

然而，遺傳上被認為不會改變的身體特徵，有時也會因環境與其他因素的影響而有所改變，此點已在對夏威夷日裔移民子孫的研究中獲得證明。如柯羅曼(W. M. Krogman)所說︰「人種不是生物學上被明確定義的實體。現在只能認為那是暫時性的定義。人種具有通融的可塑性，可因時、地、環境而有所改變。」（一九五八年，東大出版會發行《社會學講座五︰民族與國家》）因此，我們不應有人種偏見。

那麼漢民族的「民族」之意是否為Nation？大部分的人似乎都這樣沿用。遺憾的是，這是錯誤的看法。漢民族的「民族」絕對不是Nation，而是Volk。

也許很多人首次聽到Volk這個名詞。日語將其譯為「基礎集團」，這是取自德語的專有名詞。不過，由於一般人都認為此一譯文語義生硬，大多使用原文。有時亦以「民族」的譯詞代用，但必須加以註明。例如︰

「在提及古代的民族問題之前，對所謂『民族』一語應力求瞭解。今日我們使用古代以及中世紀之間的所謂『民族』一詞，其實是Volk之意，而不是Nation。那麼，為何明知有這種區別，又一再使用容易使人混淆的『民族』一詞呢？這是由於至今尚無完整的慣用語彙之故。因此，基於如下的理由而不得不使用民族一詞。在資本主義出現之前，並不存在Nation，此點必須加以說明。唯在現階段，與其說以前沒有民族，不如說以前就存有Volk，以此種結構上的變化來掌握Nation，才能正確釐清其間的差異。第一，與其說從無變為有，不如說以前就有Volk，它因完成結構上的變化而成為Nation。第二，Nation當然是以言語、地域、經濟生活和文化共通性中表現心理上的同一性格為基礎，從而產生一個集團，但何以分散性很強的Volk能在這樣的條件下完成整合呢？這是因為存有一種推動之力將Volk整合成Nation。隨著Volk與Nation的涵義日益明確化，也能藉此釐清其間的關聯……」（一九五二年、岩波書店發行，歷史學研究會編《歷史中的民族問題》--歷史學研究會一九五一年度大會報告，藤間生大︰〈古代民族問題〉）

連藤間教授這麼著名的歷史學者都在應稱Volk的場合也改稱「民族」一詞，且認為並無不妥之處，因此一般人不知Volk概念，而將其與Nation相提並論，當然也無可厚非。但確切地說，Volk和Nation在涵義上是不同的。

不過，對Volk與Nation的不同與其關聯性，在前述藤間教授的引文中雖已明示其概要，但仍須做更詳細的說明。在此，筆者不得不大幅引用論著，以闡明一個新的概念，讓讀者能充分瞭解。

「民族(Nation)是在基礎集團(Volk)長期發展的過程中所形成的。人類在出生之後，同時就成為『民族』的一員，並在其中滿足種種的欲求，與同類們透過共同的言語與風俗習慣，有意識或無意識地融入集體的感情，並透過人類漫長的歷史漸漸深化。從所謂原始共同體的階段到現今的民族，其具體的演化過程與原因尚存在許多對立的觀點……

所謂封建，顧名思義是以各地的領主諸侯為中心，細分為許多自給自足的地域，從而人民也各自對這些地域強固地保持其特殊性與封閉性。當然，各地域的上層之間互有交涉，當時基督教和拉丁語超越今日的民族框架而具有普遍性，但下層的大眾並非如此。其次，在中世紀的身份社會中，上層與下層階級的共同體意識還不充分。當然，中世紀的領主或武士與農民的關係，若與奴隸制社會相比，確實階級間的關係已較接近，但上層與下層之間仍存在很大的斷層，全體都為一個民族的集團意識，還停留在未發達的階段。

如此，中古歐洲以地域的分別及階層的分別，而區劃成水平和垂直兩方面的階級，故民族的文化共同體還難於成立。」（一九四七年，《哲學研究》第三百六十二期，臼井二尚︰〈民族發達の諸段階〉，頁二十四）

停留在此階段的所謂未發達之潛在性民族，一般都稱之為Volk。Volk是繼部族階段之後，統合幾個部族而形成，其中包含不少方言的差異，唯其全體並非十分明確，而是從做為一個共同的民族集團逐漸凝聚而成。總之，Volk可以歸類為對應於封建制度階段下未發達的民族。

「近代的歷史，即是此種Volk打破地域與階層障礙，落實明確的統一共同體的過程。封建體制因為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發展而逐漸步入崩潰之途。商品超越以往封閉的框架，為對應這種狀況，使當時不過是形式上存在的國王與新興商人因需要而相結合，以抑制領主諸侯的權力，樹立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在經濟上，其規模即相當於國民經濟(Volkswirtschaft)的範圍。由於此種中央集權國家的形成，不得不排除過去地方的封閉性，禁止地方的稅制或貨幣等，在廣大的範圍內建立同一性。而為消除各地方言的差異，從而廣泛地普及新興的國語，也是在這個時期……

但必須指出的是，統治中央集權國家的是君主王朝，人民只不過是此王朝或國王的被統治者而已。……

正如米雀斯(R. Michels)所指出的，『對民眾來說，路易十四時代所謂的祖國概念，只是王朝國家和忠愛王朝的義務之還原。』此處所反映的即是『朕即國家』(Ll Etat, c'est moi)的著名說法，可見民眾還欠缺自覺性的民族意識。Volk還不能充分排除階層性或垂直性的障礙。

要打破此一障礙，不外確立民主主義，最具象徵意義的是法國大革命。在極權主義的國家之下，地域的同一化雖然相當進步，但是人民仍為國王的臣民，人民之間擁有的只是Volk的共同情感，他們自己形成『吾等集團』的民族自覺尚不明確。當『國家對所有的子民承認同一的權利，依此而使所有子民能向其要求同一的愛』(R. Michels)的意識開始蔓延之後，始才排除社會的階層性障礙。如此，居住於廣泛地域的所有住民，方始自覺彼此為同一民族的同胞。

如此一來，Volk即發展為Nation。Nation是指Volk這種未發達的潛在性民族，由於中央集權國家的形成、民主主義的確立等，形成有自覺的民族。積極支持所謂『我們』的同胞意識與『吾等集團』的民族即是Nation的特質。……」（前揭書《講座社會學五︰民族と國家》，頁一七～二○）

Volk與Nation的差異與關聯由此日益明確，我們只須將此概念嵌入漢民族的思考即可明瞭。因此，所謂「四千年……」的優雅形容詞，無疑承認漢民族的「民族」不是Nation，而是Volk。因為歷史上並無四千年前就存在的Nation。如果存在的話，不僅上述所引用的Volk→Nation的理論要被推翻，甚至連政治學、歷史學、社會學也不得不回歸於零。由此可知，相信漢民族的「民族」為Nation的通俗說法是錯誤的。Volk→Nation的學界定見亦完全適用於中國。中國古代的封建制度可見於周代；廢除封建諸侯、設置郡縣制度，從而確立中央集權國家可見於秦代以後。東洋史家分秦以前為上古或古代，秦以後為中古或中世，乃是基於社會的變革。但中國史的特殊性是源自中世的中央集權國家時代，從秦到清持續存在二○○○年之久，一直未能順利地進行近代化。亦即，在此一漫長的歲月中，資本主義未能發達而使資產階級抬頭，也無民主主義的勃興以推翻專制政治。換言之，雖然中國發展到Volk的最後階段，卻未能蛻變為Nation。探其原因，實為有趣的問題，其解答雖有所謂的亞洲生產模式，但我稍後想提出自己的見解。

「那麼，將Volk→Nation理論套用於其他各國又如何呢？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英國。在伊莉莎白女王（在位期間一五五八～一六○三年）時代最盛的政權主義，是從處決詹姆斯一世（一六四二），歷經光榮革命（一六八八），建立立憲政治，資產階級經十八世紀後半期的產業革命形成主體勢力，從而發展為Nation。至於法國，當然是在法國大革命（一七八九～一七九五年）後形成民族國家。日本雖誇稱是擁有二千年歷史的『大和民族』，但僅是號稱有四千年歷史的漢民族云云的亞流，日本民族的成立應在明治維新（從一八三四年的天保改革至明治一○年的期間）以後較為正確。

民族的定義雖然尚未統一，但比較公正而廣被沿用的是馬克斯的定義。亦即︰『民族是以四項基本特徵之共通性為基礎，即言語的共通性、地域的共通性、經濟生活的共通性以及民族文化固有特質的共通性，而由其表現心理狀態的共通性，並以此為基礎而產生的歷史性建構。它是一種人類堅固的共同體。』此定義特別不重視血緣的要素，假使能再正確地認定血緣要素，則將更加完整。」（前揭書《講座社會學五︰民族と國家》，頁七）

稍後，我想依此定義逐一論述台灣民族成立的條件。在此之前，我想就其他事例進行概括性的說明。

民族的形成過程有各種歷史條件和以階級為主體的推進力，故各有其不同的內容。現今世界的先進各國大致是一八七○年前後由Volk發展為Nation而成立的民族國家。由於俄土戰爭（一八七七～一八七八年）的結果，為保持強國間的均勢而誕生的保加利亞、塞爾維亞、蒙第內哥羅、羅馬尼亞等巴爾幹諸國，雖有成為獨立民族國家之基礎，但未能產生做為主體的階級，徒然被封建軍閥與官僚所玩弄，並成為強國操弄的傀儡，最後僅成為製造國際紛爭的火種而已。眾所周知地，人類在二○世紀以後高唱「民族有建立獨立國家的權利」，民族自決成為國際間的共通觀念。尤其是兩次大戰之後，許多殖民地紛紛獨立乃至自治。其中，俄羅斯的情形更加有趣。一九一七年發生革命，共產黨取得政權，由於他們承認民族自決，一時之間出現十數個獨立國家。其後，它們雖大多加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但也有像波蘭、芬蘭、波羅的海三國等堅持獨立的國家。第二次大戰後，因殖民地主義衰退，僅十幾年之間即有六十個以上的新興國家完成獨立。由於其多數為僥倖取得獨立，因此未能將基礎所在的Nation落實，尚處於未成熟的Volk階段，因而一直持續著前近代的內部抗爭而永無寧日。

以中國的情形來看，縱使它有特殊的發展方式，但仍是世界史中的一環，當其他各國成功地發展為Nation時，亦不容其自身還停留在Volk的階段。由於外來的壓力，使其從清朝末期就已經開始發展為Nation，最後終於因共產革命成功而建立中國民族。

中國民族意識(Nationalism)的產生，並非始於黃帝時代，也不是在漢代，而應從太平天國之亂（一八五○～一八六四年）追求其起源。日本著名的中國研究者竹內好的見解最具代表性，茲介紹於下︰

「中國的民族意識發生於何時，這是學術上尚未解決的問題，唯一般都從太平天國之亂探究其起源。太平天國是十九世紀中葉發生的一場農民戰爭，以推翻清朝統治、土地革命和確立人權為綱領，並包含部分反帝國主義啟蒙思想的革命運動。它是中國最早將民族運動結合社會革命的基本形態。」（一九五七年岩波書店發行，《現代思想III︰民族の思想》，竹內好︰《中國の民族主義》）

「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相當於中國民族的形成過程），因帝國主義在鴉片戰爭後於全中國擴大控制，因而益形白熱化。帝國主義控制中國的過程，大體是先收攏清朝專制權力，改編其統治基礎所在的官僚制度，使其成為帝國主義的控制機構。由於此一官僚制度係存在於中國社會的孤立分散性之上，為打破這種專制統治形態，即須以打破社會的孤立分散性為當務之急。隨著秘密結社或資本主義的發展，將會館、公所重新整編為商會，藉由這種結合大眾之橫向聯結，使其必然地負起重大的使命。

太平天國革命、義和團之亂（一九○○）、辛亥革命（一九一一）等都是以秘密結社為核心，另一方面，中國雖在甲午戰爭後日益傾向資本主義，卻也同時強化中國資產階級的政治發言權，其後的立憲運動、利權回收運動、抵制外貨（杯葛）運動等，都是由商會勢力主導且強力推行的代表性事例。尤其是以往屬於地方性的杯葛運動，在日俄戰爭後更發展為全國性的杯葛運動。必須特別注意的是︰在此過程中，這種官僚資本主義的發展，反而將中國人民凝聚成為民族（Nation）。基於各種利害，所有反帝國主義階層都站在同一陣線上完成集結，此點實不容忽視。

在帝國主義的控制擴及全中國的同時，隸屬滿清王朝的中國人民亦將其民族形態初次表現在辛亥革命，之後再逐漸發展成為全民族的運動。全國各地掀起農民、手工業者的暴動，雖然中國資產階級尚屬孱弱，但終得以民主主義革命打倒封建的滿清王朝，排除國內壓抑的民族情緒。但由於對封建體制的鬥爭不夠徹底，反而使軍閥、官僚等反革命勢力抬頭。

這種反革命勢力的基礎，早在太平天國時即由曾國藩、李鴻章等所扶植，他們的所謂洋務運動成為打倒革命勢力的武器，結果是藉由屈從帝國主義而建立地方勢力。後來，這種軍閥勢力即在帝國主義設定的勢力範圍中逐漸被培植成長。尤其袁世凱一手培植的北洋軍閥，更是結合帝國主義提供的武力而茁壯。

由於中國的資產階級還具有濃厚的地主、高利貸性格，因此在利用由下而上的革命情緒的同時，又將其壓抑在一定的階段，從而產生與軍閥統治勢力妥協的可能性。他們的這種妥協，使欲實現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辛亥革命半途而廢。辛亥革命的革命能量，由於國民黨僅止於議會主義之訴求，再加上右翼國民黨員被收買，更由於秘密結社的公開化與其上層幹部的腐敗，使其失去凝聚人民力量的機會。」（前揭書《歷史における民族の問題》所收，野澤豐︰《中國の民族解放運動》）

在曲折迂迴的中國民族主義的形成過程中，孫文佔有何種地位呢？竹內好認為，孫文的革命精神是太平天國的復活。眾所周知孫文雖倡導三民主義，但其重點卻放在民族主義。亦即，對外要從帝國主義獲得解放，對內則主張少數民族的自治。這不同於歐美先進國的民族主義，他們是對外憎惡其他民族而侵略其領土，對內則壓迫少數民族。相形之下，孫文的民族主義可以說具有和平的特色（此亦為當時的中國情勢所促成）。但是此運動在實踐時卻常遭失敗。

鈴江言一（王樞之）在《孫文傳》（一九三一年，改造社發行；一九五○年，岩波書店發行）中寫道︰

「……在民主主義鬥爭中，他的實踐與誠意並不一致。他為了民主政治而解放中國，卻常與其全心投入的方向相反，使民主政治與解放益形混亂。

辛亥革命後，孫文應該投入大眾的民主主義運動中，但他卻將自己隱藏在大眾之後。他的同黨已走到山窮水盡的地步。他那主戰的民主主義夥伴們，完全侷限於廣東人及海外移民團體。

他始終在護法的旗幟下奮鬥。他企圖透過法治與道德的勸說，以解決軍閥統治造成的混亂。因此，他的鬥爭常無法脫出軍事與政治的投機，因此使他在面對大眾時成為軍閥紛爭的一份子。

孫文和國民黨曾兩次在廣東建立政府。但是在此期間，孫文和國民黨的目的在於護法，而其手段是軍事投機，從未自許為民主主義者的政府來推行任何建設。……

孫文的護法與軍事投機必然將他與國民黨導向危機。他在向華北發動新攻勢的同時，民眾已捨棄他們這種戰鬥性的民主主義者，而開始將政治鬥爭朝向新的方向出發。

聰明的孫文終於發現這個危機。」（岩波版，頁二五四～二五五）

孫文會見馬林和越飛之後，聽取應該擴大基礎的忠告，進而從事國民黨的改組，允許共產黨加入（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孫文客死北京之後，國民黨政府得到共產黨的協助，從而正式步入北伐之途（一九二六年七月）。唯在接近上海而被迫與買辦資產階級對決時，國民黨卻與其妥協而決定和共產黨分道揚鑣。後來，代表四大家族的蔣介石與帝國主義者結合，使中國持續處於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狀態，以追求自己的利益。此一過程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對此，中國研究者幼方直吉有如下的描述︰

「中國四大家族的殖民地法西斯主義扭曲孫文的民族主義（註︰標榜與其他民族和平共存），對外推行與民族獨立相反的隸屬化（買辦化），對內採取壓抑官僚獨佔資本與強制少數民族同化的政策（以漢族為本家，少數民族為分家的大漢族主義）。如此，使得中國連近代民族也無法形成，而是在封建制的分散性上，由帝國主義加以分割、強化與助長。」（一九六一年，岩波書店發行，倉石武四郎編《變革期中國の研究》所收，幼方‧野原︰〈中國における近代民族意識の形成と民族問題〉）

在四大家族的封建專制統治被打倒、外國勢力被排除後，中國才成立統一的近代民族。中共成立的中國民族，相對於其他先進國由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可解釋為包括修正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過程，具有由封建社會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再一舉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特殊性。為什麼中共能不經過資本主義社會就躍進到社會主義社會，而且認為應該這樣才對呢？對此，毛澤東在〈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人民民主專政〉等論文中有類似的論述。這些論述在今日似乎收到相當的成果。

因此，人們對中共扮演的歷史角色有頗高的評價，從其規模之大與對今後發展的期待，似可稱之為「偉大的中國民族」而無愧，但若要說此一「中國民族」從四千年前就已儼然存在，在學術上顯然是錯誤的，甚至不得不說是虛假的。

（待續……）

2002年3月  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