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育德

若僅以Volk的意義來說明所謂漢民族的「民族」時，稱台灣人為漢民族的一部分也無可厚非。但若將漢民族的「民族」設定為Nation，並對以台灣人立場為主體的思考遲疑不決的話，其愚笨錯誤莫此為甚。

有部分台灣人與中國人一樣，喜歡自稱出身漢民族來表示光榮或優越之感，那是他們的自由，但此光榮或優越感其實已經進入歷史，僅能如「國王的新衣」一般自我陶醉。

到清朝中期為止的漢Volk，的確曾擁有光輝的歷史與優秀的文化，就某種程度而言，當時的中國人無不覺得光榮之至，這也是理所當然之事。我也認為漢Volk其實是世界史上罕見而偉大的Volk，堪稱為Super Volk。下面試述漢Volk之所以成為Super Volk的由來。

第一，中國和埃及、美索不達米亞一樣具有悠久的歷史，擁有與歐洲一般大小的廣大 領土，人口之多佔世界五分之一，富有燦爛的高度文化。漢Volk是在所謂亞洲生產模式的 框架內，達成其自身的自律性發展，當現在的歐美先進國家還在野蠻未開化的階段時，中 國已經達到光輝的頂點。我們可以由此深切理解，當眾多的中國人在懷念祖先偉業時，對 於指南針、紙、火藥、印刷術都是出自中國發明而感到驕傲的心情。

但所謂達到頂點，也就等於今後只有走下坡一途。愈走到頂點，人的想法就愈保守， 改革就愈困難，且改革的餘地也很少。中國近代化––反映在他們心理上的是，屈服於歐 美的奇恥大辱––的進展是何等的困難，此點若與日本的情形相比即可得知。

歐美的衝擊也同時加諸在日本身上，但日本並非像中國是Super Volk，所以比較容易 接受。日本也曾同樣高喊「攘夷」，但在鹿兒島砲戰（一八六三）和下關砲戰（一八六四 ）之後，由於認識到近代兵器的威力及其背後的歐美高度文化，他們即幡然覺醒而走向開 國之路。

中國也有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等洋務運動者，似乎先於日本進行近代化，但那只 不過是發自「中體西用」的不服輸想法，結果以失敗告終。繼而有康有為等的戊戌變法（ 一八九八），這是模仿日本明治維新的改革運動，但是這也無法適用於嚴重動脈硬化的S uper Volk。Super Volk正因其Super之故，終於只能坐以待斃。

中國人雖自豪在幾千年前的黃帝時代即已發明指南針，但是從來沒有聽過中國人利用 它去探險新世界。據說，紙是後漢的宦官蔡倫用樹皮、麻頭、破布、魚網作成的，但是這 與今日被大量使用的洋紙並無任何直接關係。同時，中國今日高達八十五％的文盲依然被 忽視。自古以來，火藥的使用與中國人喜歡煙火有關，中國卻四千年如一日地使用於婚葬 喜慶的餘興，而歐洲卻將其改良為武器，做為侵略中國的工具。至於中國的木版印刷是否 可以與古登貝克（一四○○～一四六八）發明的活字印刷相提並論，亦頗令人質疑。

在此，最大的諷刺也許是中國的民族革命精神。無論是孫文的三民主義或毛澤東的馬 列主義，基本上都不是中國固有的思想，而是從歐美直接輸入的政治思想。

要言之，Super Volk的Super在其後的中國並未重現。

第二，中國對自己是Super Volk引以自豪，但正因有不當的優越感，反而惹起禍害。 幾乎所有中國人都不反省「中國近代化的失敗是由於自己的頑固與傲慢」，而將全部的責 任歸咎於帝國主義的野心。承認近代化的失敗還算可取，因為甚至有人仍以「阿Ｑ的精神 勝利法」而不願服輸。

對於中國人之優越感的由來，東洋史權威和田清博士有這樣的分析︰

「中國佔有亞洲東南部的肥沃土地，長年以來是東亞唯一的文明大國。與此相較，四 周各國頗為貧弱且開發落後。一般來說，愈是遠離中原，氣候、風土愈差，物質愈缺乏， 住民愈未開化。因此，已習於此的中國人自然會驕傲，而且相信自己是崇高的華夏上國， 認為其他民族是卑劣的戎狄蠻夷，自我尊大而耽於所謂華夷思想。如矢野（仁一）博士所 言，中國認為自己是天下而非國家。王者之德雖有厚薄，唯王化之所及全為其天下，不允 許對立勢力的存在。居於八方的邊裔，只被認為是蠢拙的夷狄。因為這種想法，中國不承 認有對等並立的國家存在，所以到近代初期歐美勢力東漸時，首先妨礙互相的國交融合， 不久即導致中國的破滅。」（一九五○年，岩波書店發行，和田清著《中國史概說上卷》 ，頁一～二）

中國人的優越感是由於其認真地相信日本人是秦始皇奴僕徐福的子孫，且至今仍主張 對琉球的宗主權，甚至對華僑這種遠去海外的「親人」，也不知道要抑制自己的優越感。

華僑與台灣人的情形相同，都是因在本土不能生活而不得不到海外謀生。現在國民黨 政府與中共無不討好海外華僑，不過這無非是為了自己的利益，企圖利用他們而已，絕不 是為華僑的利益設想。華僑到清朝之時，仍被視為「忘本者，不良之徒，無賴之輩」（一 九四一年初版，螢雪院發行，成田節男著《增補華僑史》）。成田教授表示︰

「……外國都是野蠻之國。無論物質或文化都不如中國優秀。因此，中國人不得不因 生於中國樂土而感謝。身為中國人卻放棄中國而居住外國者，不是『忘本者』就是『不安 分者』。（前揭〈中華思想とと華僑對策〉）

台灣的情形是「中國人的優越感」與「其所引發的破滅」相互凝集後出現的事例。台 灣在清朝時始併入版圖，但新併入的民眾被視為背棄中華的暴徒與其子孫，因而遭受蔑視 與冷落。在甲午戰爭遭逢破滅性的敗戰之後，犧牲台灣而將其割讓給日本。在遭受日本帝 國主義的壓迫與剝削之後，再於第二次大戰後復歸中國，但中國卻以此蔑視台灣人，並施 以不下於日本人的壓迫。

第三，此一超級Volk依賴儒教的家族制度，將其擴大為宗族（氏族）制度，而以其為 紐帶加以維繫。中國人倡導「漢民族即是黃帝子孫」。黃帝是創國的神話人物，傳說其打 敗苗族大將蚩尤後登上帝位，制定文字、法律，也制定醫藥的方箴，且其妃縲祖教授養蠶 取絲製造衣服等，實為適合擔任Super Volk之始祖的超級皇帝。質言之，漢民族可謂一大 血緣共同體的意識。稱「同胞」、稱「四海之內皆兄弟」是中國人最拿手的。但令人難以 忘懷的是，中國人那種若無其事陰險殘殺幾百萬、幾千萬「同胞」的殘忍性和疏離感。

在太平天國之亂期間，有三千萬以上的中國人被殺。其次，從一八六○年到一八七○ 年代發生在中國西北部新疆地方的回亂，也犧牲大約相同數目的人民。有不少地方的住民 死亡十分之九。一八七七年到一八七九年間發生的華北旱災，約有一千五百萬人餓死。一 九二○年、一九二五年的飢饉和一九三一年的洪水也有數百萬人死亡。單是四川一省，在 民國以後即發生四百次暴動，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四年間的動亂中有一百萬人被殺。從一 九二八年到一九三四年間的五次剿匪內戰，再加上其後的國民黨整肅清鄉，約造成數百萬 人死亡。從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間的國共內戰，約有三百萬人死亡。依據史諾(Eaga r Snow)的統計，單是國民黨政府時代的二十年間，因人禍、天災而死亡的數目恐怕高達 五千萬人（一九六三年八月，弘文堂發行，チボール‧メンデ著，高橋正譯《中國とその影》，頁二○四～二○五）。「黃帝一家」的機構有至高無上之神的「天」，任命現世的 最高統治者––「天子」。天子奉「天命」勤政愛民。人民有如「赤子」，而赤子由「百 姓」構成。百姓的始祖則由天子一族分衍。因為人民為數眾多，所以天子選拔有能的官吏 幫助推行政治。這些官吏與天子同心，慈悲地引導人民，因而被稱為「牧民官」或「父母 官」。人民要成為善良的赤子，就必須努力「修身」、「齊家」，而這個努力會通往「治 國」、「平天下」。

這個「黃帝一家」的思想，使中國學者一論及民族，必然思及血緣共同體。同時，儒 教的政治倫理被認為是漢民族的美德，是強化其優越感的因素之一。對於前者，中共因馬 列主義的立場而無法贊同，因為在史達林的定義中並無血緣的因素。對於後者，過去雖有 曾被《新青年》批判的經驗，國民黨政府卻仍一貫加以肯定，而中共最近也採取相同的立 場。

Volk與民族(Nation)不同的特徵之一在於其封建分散性，即橫向關係上會在較狹小的 地域形成封閉性社會；而在縱向關係方面，會因社會身份制度的確立而顯得零碎。前者屬 於封建割據的一面，每在強力的專制君主出現時，總會努力確立中央集權，但因經濟機構 尚未成熟，故會隨時崩解而回復原狀。君主專制若無力量，容易形成群雄割據的局面。周 朝衰微形成春秋戰國時代，東漢之亂形成三國時代，西晉無能而形成五胡十六國，唐朝衰 弱而形成五代，皆是顯著的事例。「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此之謂也。

封建的身份制度較前者更具強韌性。士大夫階級與庶民階級，士與農、工、商之間有 無法超越的鴻溝。科舉制度在理論上可能打破此一鴻溝，唯若沒有經濟上的背書，則無異 於畫餅。

到了民族(Nation)的階段，縱橫的封建分散性將被打破。打破的程度愈徹底，其民族 (Nation)愈能達成高度的發展，但實際上無可避免的是，它多少會遺留封建的殘滓。

台灣是漢民族超級Volk在福建、廣東沿岸割據的小Volk，於十六世紀後半移住開拓的 新天地。即使同屬該地的漢Volk，除了東方以外，三面皆被仙霞嶺包圍，遠隔中原而形成 文化、產業落後的一個小Volk。此地的開發始於三國時代，但那是由浙江搭舟西進而到達 閩江流域。真正著手開發的是唐代安史之亂（七五五～七六三）時，長江中流的人們為避 免戰亂而疏散到此。在五代，王審知得以建立享國五十年的閩國，可以說是蹈襲此一實績 而完成的。到了南宋，此地早已人口過剩，多餘人口以華僑身份移往南洋。該地約有九十 ％為山岳，僅有分散各地的盆地以及沿海的若干平原，不得不為灌溉設備而勞苦，眾人只 有出海捕魚或靠海外貿易以維生計。剛好此時阿拉伯人前來貿易者頗眾，從他們獲得了隔 海那邊的知識，瞭解了距離較近的澎湖島、台灣之事，自不待言。

以上是福建、廣東沿海小Volk移往台灣的歷史背景，他們定居台灣以後又在此衍生成 另一個Volk，這是今日台灣民族的祖型。

Volk與民族(Nation)不同的另一個特徵是共同體意識模糊，即使稍有存在也是十分偏 狹。這是封建分散性的當然結果，並不足為奇。例如，福建、廣東沿海的小Volk朝海外發 展時，漢Volk並未予以充分地照顧。宋朝採取放任主義，到了明朝，唯恐其與倭寇勾結， 訂下有名的「寸板不得下海」禁令。古代、中世紀的專制君主只思考一國的利害關係，此 點雖類似近代民族國家的元首，但這是基於「朕即國家」的思想，與後者的「愛國」表現 在本質上完全不同。對再三違反明朝禁令的小Volk來說，朝廷的規定無疑是馬耳東風，他 們仍「我行我素」地繼續朝海外發展。當然，對其中一環的台灣也不斷進行開拓，但須覺 悟，若在移住地區遭到虐殺或損害，中央政府會採取「與我無關」的態度。

在台灣形成的新Volk，從明末就與漢Volk各自步入自己的命運，筆者在此想喚起大家 對此一事實的認識。從十六世紀後半到十七世紀初，他們與原住民或日本人一起從事大陸 ‧台灣‧日本的三角貿易。此時，荷蘭東印度公司介入，並以大艦巨砲威脅，欲對輸出入 物品課稅。日本人以日本Volk為後盾，堅拒荷蘭人的要求，台灣人因知道漢Volk不可靠， 屈服於荷蘭人。於是，台灣Volk獨自離開漢Volk，受荷蘭人統治達三十八年之久。一六五 二年，郭懷一對荷蘭人掀起抗爭。他驅逐荷蘭人之後，打算自立為台灣Volk之王。但因孤 立無援，反遭荷蘭人毀滅性的打擊。

鄭成功是君臨台灣Volk之上的外來統治者。他實施「反攻大陸」的政策，但對已經放 棄大陸的台灣Volk來說，此事非常困擾。結果，鄭王朝因其非現實的政策破產而自滅，台 灣Volk被清朝指導的漢Volk所收復，其後被視為棄民而遭冷遇一事已如前述。

當然台灣Volk也無全體一致的堅固共同體意識。此點由激烈的「分類械鬥」即可明瞭 。先有福建系移民與客家系（來自廣東沿岸）移民的鬥爭，再有同是福建系移民也有漳州 系與泉州系的鬥爭（出身地不同之外，語言的腔調也不同）。台南流傳的諺語有「蔡抵蔡 ，神主牌摃摃破；陳抵陳，舉刀相殘」，顯示連同宗之間也會互相殘殺。另一方面，未達 十％的讀書人階級常在叛亂之際向清朝官員靠攏，而所謂「郊」的商業資本家對農民起義 也相當冷淡。又因交通不便，所以雖是小島，但並不具備共同的市場，度量衡也依城鎮而 不同，從而出現北部發生飢饉而不得不從香港、越南緊急輸入米糧時，南部卻將米糧輸出 到大陸的狀態。

原本Volk內部的團結即較弱，但與沒有明確地理境界線的大陸相比，四面環海的島嶼 其情形自然不同。一般來說，大陸的整合較差，島嶼的整合較好。同時，大陸較具保守性 ，而島嶼較具進取性。其典型事例就如英國與歐洲，日本與中國。台灣與大陸的關係也大 致如此。

漢Volk欲形成一個「天下」，唯其整合相當模糊。比較堅固的整合是建立「國家」的 小Volk，但此等小Volk的「國境」不但未能固定，且遭遇強力的中央政府時就被輕易排除 ，而沒有獨自發展蛻變為Nation的機會。台灣則不同。在台灣Volk的形成過程中，常與大 陸疏離，且因外來政權而蓄意被分隔。此種與大陸疏離和被外來政權分隔的結果，使台灣 Volk強化其共同體意識，也就成為後來蛻變為Nation的因素。

宿命的轉機終於來臨。一八九五年，台灣脫離清國統治而由日本支配。台灣Volk雖有 三百年來自律的發展，但終究無法脫離漢Volk的挾制，如今卻因被置於日本人的隸屬地位 而在日本人手中得以完全切離。再加上其後累積許多新的歷史事實，使其已經無法回復原 狀。

台灣Volk的封建分散性對日本並無利益，所以日本人開始大刀闊斧，對台灣的社會結 構乃至台灣人的意識形態加以改造。結果，台灣很快地近代化，台灣Volk也完成蛻變，台 灣民族至此大致成立。

如前所述，中國人在心理上歧視台灣人，不但在政治上加以壓迫，且在經濟上實施殖 民政策，故在割讓給日本之後，台灣雖被日本統治，但在中國人的立場來看，此點並不值 得悲嘆。日本要求割讓的領土是台灣、澎湖群島及遼東半島，尤其對遼東半島的要求更是 強烈。雖然如此，中國人堅決反對割讓遼東半島，此一反對並由於所謂的三國干涉而成功 。因遼東半島與台灣不同，它被視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從面積或資源來說，台灣遠 較遼東半島重要。但是，可分割性、不可分割性的考量卻與此無關。這是來自長遠而複雜 的歷史、地理的文化因素。就具體的事例來說，香港、蒙古、新疆、西藏等與台灣同樣具 有可分割性，這些地方不管是島嶼或內陸，有的已經分離，有的則將來有分離的可能性， 因此當然具有可分割性。不可分割性並非永恆不變，會依推移與發展而有所變化。但對任 何事情而言，時機因素是很重要的。一旦喪失時機，或許將不再有第二次機會。例如在明 朝以前，中國若欲將台灣編入版圖可說完全沒有困難。但明朝卻允許荷蘭進入台灣，決定 了台灣史的不同方向。清朝首次將台灣編入版圖，但對台灣已經有所歧視，所以割讓給日 本也不覺得惋惜。在此種分離的情況下，使得國民黨政府在進入台灣時，發現其為異質性 集團而驚愕不已。現在大多數的台灣人追求獨立，而中共從國防上與經濟上的觀點企圖取 得台灣。但是，時機的因素已經搞亂。搞亂的時機因素在長遠的將來或許能夠調整，但在 最近的將來並不可能。若要強行加以調整，只有賠上屍山血河而已。

然而，有多少台灣人認識台灣的歷史宿命呢？現在還有不少台灣人茫然地認為台灣不 可能從中國分離。這若僅止於想像，還可得救，更可怕的是由於此種想法而採取默認中國 侵略與壓制的自殺行為。連現在的台灣人都如此，過去的台灣人更是不言而喻。

試看我們祖父世代的台灣人。他們之中的知識份子將台灣割讓的責任歸於和約全權大 使李鴻章與推動締約的孫毓文與徐用儀，而深感滿清皇帝的恩惠浩蕩。正如一九四七年的 二二八事件，許多台灣人認為惡徒是陳儀，與蔣介石無關。一般大眾只要想到東夷的「倭 寇」成為自己的統治者就傷透自尊，而因剪斷辮髮、中止纏足、禁止鴉片等漢Volk的「優 良文化」受挫，卻不能不加以抵抗。雖然抗爭演變為不惜犧牲的武力衝突，但是漢Volk並 未加以支援。當台灣人放棄刀折矢盡的武力抗爭，代之以合法的政治鬥爭時，也沒有得到 大陸的支援。以下的事例可為佐證。

「一九○七年，台灣人的政治領袖林獻堂（一八八一～一九五六）首次前往日本時， 在奈良的旅館與梁啟超相會，請教梁氏有關台灣人的對日抵抗運動。對此，梁氏回答說︰ 『中國在今後三十年間或許沒有援助台灣人的能力。台灣人不要輕舉妄動，要像愛爾蘭人 對英國人一般，應該以爭取高度自治為目標。為此要與中央政府的高官接觸，以其牽制台 灣總督的專制為要。』戴天仇亦表示中國沒有協助台灣人的能力，台灣人應該好自為之。 」（一九六○年，羅萬俥等編《林獻堂先生年譜》，頁一五）

雖然如此，台灣人還是繼續其對中國的思慕，抱持自以為是的意識。繼林獻堂之後的 政治領袖蔣渭水，即視台灣民眾黨為台灣的國民黨，連黨旗的制定也與「青天白日滿地紅 」相似。從大正末期到昭和初期的政治鬥爭，可以說是台灣人寶貴的歷史遺產，但必須反 省之處也不少。其終歸失敗雖有種種原因，但其關鍵在於台灣人對中國的現實不熟悉，也 不知自己與中國人的本質逐漸不同，錯誤地認為「回歸祖國」是最後的目標。如果––雖 然歷史的假設並無太大的意義––當時的台灣人認識到中國的情勢，抱有台灣人與中國人 不同的自覺，則或許能強制日本接受高度自治，其後才易於達到完全的獨立。因為台灣人 徘徊於「中國‧中國人」的路上，因而受到不必要的鎮壓，陷入今日不得不經歷的悲境。 批判當時的境遇，史明在其《台灣人四百年史》中有如下的描述︰

「……台灣人的民族運動中所說的『民族』，不是與大陸共同血緣文化的『民族概念 』，而是指現在事實存在的台灣社會與台灣人。換言之，台灣民族運動必須解決的對象應 該是『台灣‧台灣人本身』。然而，從大正到昭和的民族運動中，沒有充分掌握此一重要 問題，連其領導者或中堅幹部也將台灣‧台灣人的事實存在，與虛幻的民族概念混同，從 而忙亂於政治實踐之中。這是當時的民族運動所存在的一個重大盲點。」（頁四一九～四 二○）

虛幻的民族概念––溫情主義(Sentimentalism)與日本形而下的近代化，即在相異的 形而上層面發生時代錯亂。在日本時代成立的台灣民族，因此而欠缺致命性的畫龍點睛， 但與當時中國人尚處於Volk階段的混亂情形相較，則可說已有相當的進步。 溫情主義在目睹日本敗退而回歸中國後更形強烈。現在回顧當初的情景，不禁感覺愚 蠢而自嘲與苦惱。

對此，我最敬服的是印尼民族。印尼的民族運動具有日本的謀略性，加上有蘇卡諾、 哈達等少數先覺者「由上而下」的民族運動，無任何不當之處。敗戰後，日軍向包括原來 的統治者––荷蘭投降，不但中止對印尼人的軍事訓練，也不再補給武器彈藥，但印尼人 知道回歸荷蘭的後果，所以毅然奮起奪取日軍武器彈藥迎擊荷蘭，而在惡戰苦鬥後獲得獨 立。

中國有諺曰︰「與虎謀皮」，比喻處理任何事物必須正確認識對手。今日中共之所以 能成功，是毛澤東看透國民黨的本質，認識到在合法手段上行不通，唯有訴諸武力一途。 台灣人如果也看透中國人的本質，戰後應該採取適當的對抗手段。但是，由於充斥著中國 意識的溫情主義，因此陷入今日的悲境。可恨的，也許是自己的不明理、不自覺吧。

溫情主義不久即在淒慘的現實之前雲散霧消。所謂悽慘的現實，是指兩者社會發展階 段之差異，任何一方都有明白的認識，唯其差異已無法彌補，險惡的對立繼續不斷。中國 人的優越感與蠻橫粗暴，突顯封建性之貪污與惡德，以及前近代性的壓迫與搾取。在「光 復」之後，台灣人很快發覺這個長年思慕的對象的本質，無不嘗到幻滅的悲哀。又當洞悉 他們心裡視台灣人為劣質者、被統治者之後，台灣人開始後悔其溫情主義，並對台灣人與 中國人已發展成如此不同的民族而感到驚愕。二二八起義是必然發生的。台灣人以「豬滾 出去」、「台灣人統治台灣」的口號團結一致，推翻中國人的統治，此時台灣人覺醒到台 灣屬於自己，中國對台灣並無任何權利，台灣人須放棄對大陸的迷戀。雖然台灣人曾經一 時獲得勝利，卻因中國人一流的陰謀而逆轉失敗，這正是台灣人的覺悟不夠徹底，對敵人 認識不足所致。中國人接踵而至的野蠻報復，使二者之間明顯地轉為敵對關係，並徹底地 覺悟，除了「你死我活」之外，沒有解決之道。

我認為台灣民族實質上的成立是在二二八起義以後，當然現在還不能說台灣民族已名 實兼備一○○％完全成立。但這並不成問題。民族是要建立獨自的國家之後才能期待完整 。確立民族國家始得實施貫徹民族精神的政治、教育、文化等政策，民族依此始得箍嵌、 精鍊，以提高團結。觀察許多新興國家，在建國完成之前尚處於部族或幼稚的Volk階段， 但一旦國家建設成功之後，精神面就會前進而培育實質的Nation。民族與國家的關係有如 容物與容器，具有不可思議的效力。滲水的酒只要長年的保存，自然會變為芳醇的佳釀。 相反地，不具備國家這個容器的民族，容易受到風化與侵蝕作用而失去實質，化為分散的 個體，這有如芳醇的佳釀因為沒有容器終將還原為水。從這點來看，台灣民族雖因尚未具 備國家而不完整，但還能保持其實質的一面。我相信台灣人一旦建立自己的國家，將立即 成為高純度的民族，並極易發展成優秀的民族國家。

與血緣論相對地，新民族論卻重視地緣因素（地域性的共存）。Nation的地緣因素， 是民族的任何成員都會為祖國或國土(national territory)奉獻熱愛與忠誠，共同擴及抽 象性的廣大領域。因為在廣大的領域內，民族已不可能透過個人之間直接的人格接觸來結 合。相對於此，在具體的日常生活中，個人之間能不斷以感覺上的體驗（即能夠用眼觀察 等），且並無多大困難就得以在其範圍內往來者，即指比較狹隘領域的鄉土(home count ry)，這可說是一個低層次的概念。將對鄉土的熱愛提高到對祖國的熱愛，始能從Volk蛻 變為Nation。

台灣的問題焦點在於中國人倡言的祖國包含台灣，而台灣人所思考的祖國領域並不包 含大陸。中國人將台灣包含在其祖國之中，無非是為了能夠佔有、管理台灣的土地、人口 與物產，而絕不是真正為台灣人的自由與幸福著想。這只要看過去十八年間，國民黨政府 對台灣人的壓迫與搾取就很清楚。萬一中共真能成功地「解放台灣」，其將加諸何種程度 的壓制，簡直令人無法想像。

中國人又無理地強制台灣人認同中國為祖國，並主張以中國為祖國時的好處，宣傳說 ︰「不要封閉在狹隘的台灣，將來能夠雄飛廣大的大陸，甚至可以當全中國的總統。」但 在此之前，必須為「反攻大陸」或「解放台灣」而獻身。

此種中國人的說法完全以自我為中心，然而台灣人的立場為何？有多少台灣人甘願為 「反攻大陸」或「解放台灣」而犧牲生命？「反攻大陸」也罷，「統一中國」也罷，總之 ，祈願他們早日從台灣離去，這才是台灣人真實的心聲。至於「解放台灣」，不外是中共 侵略台灣的野心。對此，台灣人須覺悟到，即使犧牲身家性命，也要加以防衛。台灣人對 中華民國的「復興」沒有興趣，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躍進」也不會羨慕。台灣人最大的 願望是︰建立小而美的自己的祖國。

當然，我不否定台灣人對中國大陸寄予深度的關心。因為大陸是台灣人祖先的出身地 ，是《梁山伯祝英台》或《陳三五娘》等傳說故事的舞台，也是一衣帶水的鄰國。但是， 此種關心只不過是「熟悉外地」之首，絕不是如對母親一般的熱愛祖國。

為什麼台灣對大陸的態度會形成如此的鴻溝呢？那是歷史與現實使然。如眾所周知， 台灣Volk是因對動亂與飢饉的大陸感到厭煩，於開拓台灣成為自由與幸福的新天地時所形 成。在航海技術未成熟的時期，要以脆弱的帆船橫越充滿颱風與漩渦的台灣海峽，無非是 決死的大冒險。這種不願居住大陸而盼望渡台的心境，一定相當無奈。

台灣人被荷蘭人與日本人壓制而痛苦時，從未獲得大陸的支援。台灣雖在清朝與國民 黨政府時代初期進入中國的支配之下，但卻被置於殖民地的屈辱地位。在約四個世紀的台 灣史中，台灣人一直被中國人蔑視與隔離。

精神上的隔離引證自政治上與經濟上的疏離。荷蘭時代（一六二四～一六六一）的台 灣經濟是以大陸––台灣––日本的三角貿易而繁榮，與明清交替時期戰亂與疲弊的大陸 形成顯著的對照。鄭氏時代（一六六一～一六八三）也確立獨自的經濟圈而與大陸對峙。 清朝時代（一六八三～一八九五）較有交流，但也僅止於成為福建省殖民地的關係。日治 時代的隔絕更為徹底。在大陸持續戰亂之時，台灣則推進著資本主義的建設。國民黨政府 時代在「正統中國」的呼聲背後，台灣的「獨立」正日漸前進，這是任何人都一目瞭然的 。

流亡台灣的中國人對於台灣人的排斥，提出如下的反擊︰

「能對台灣主張優先權利者，只有原住民族。台灣人與中國人的差別只不過是渡台時 期的先後而已。」

前半段的說法完全是歪理。這與美國原為印地安人的土地，但其後大家處於同一條件 的情形相同。這在世界史上講得通嗎？我們所稱的台灣人，不但包含原住民，連荷蘭人與 日本人遺留的子孫也全都包括在內。後半段的說法是故意避開問題點。雖然台灣人是在日 治時代以前從大陸渡台，而中國人是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以後渡台，但本質上台灣人 以台灣為故鄉，同時也認為台灣是祖國。相對於此，中國人並不認為台灣是祖國，而僅視 其為征服地，最多也只是一時的避難地。中國人執迷於「反攻大陸」的幻想，不能在台灣 腳踏實地從事開發建設。他們誇言的「三民主義建設」，實際上只不過是為爭取美援及欺 騙國際輿論的表面工作而已。在其背後，中國人是不計後果地進行全面性的掠奪與搾取。 他們將子女、財產移往美國等國家，無非是對台灣與中國的將來絕望的證據。若中國人認 為台灣是祖國的一部分，為何要施以嚴苛的差別待遇而獨佔實權？為何需要以強大的特務 警察監視、壓迫台灣人？

中國人故意不談大陸也有「地域觀念」的對立一事。常被引以為例的是抗日戰爭中逃 入四川的「下江人」（長江下流的人）被當地人歧視的故事。外地人被本地人以白眼相向 是無可避免的命運。但是，外地人在台灣卻是以統治者的姿態君臨本地，並進行無窮盡地 壓迫與搾取。這些外地人雖然程度低落，卻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作威作福。 此點對台灣人，情何以堪！

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主義式的民族定義中，第一項被舉出的是語言的共通性。 懷斯葛柏(L. Weisgerber)強調語言有塑造思考形式以及規範世界觀的作用，並認為 共同的語言是形成所有精神文化的基礎。關於語言的共通性民族的本質，他有如下的說明 ︰「任何人都不能自語言共同體中逃避，又因其強固地滲入個人及共同體的所有行為，人 們將語言共同體視為民族共同體必須的前提，同時也自然地將其賦予的範圍做為特徵。」

和辻哲郎認為民族在本質上是語言共同體。依據和辻氏的說法，「自古以來，在歷史 上出現的民族，不以共同的語言為第一特徵的只有猶太民族。但連猶太民族亦以希伯來語 聖經來表現其民族的統一。亦即，本質仍是屬於語言的共同性之上。」（前揭書《民族與 國家》，頁十一）

語言的共同性是構成民族極為重要的因素。台灣民族的情形如何呢？我們不能說台灣 人具有完全而純粹的民族語言。這對台灣人的民族自覺將導致何等的損害？在將來的某個 時期，此點會對台灣的民族自尊造成何種傷害，吾人實不得而知。

原本台灣人有其母語––台灣話。台灣話事實上雖源自中國話五大方言之一的福建話 （廈門話），但若認為台灣話就是福建話則是錯誤的，因為這完全忽視已成為語言學常識 的語言變化。在大陸上無明確界限的地域性語言，傳播到有明確界限的島嶼之上，且各自 經過四個世紀的漫長歲月，必然導致某種程度的差異。再加上兩地域的交流不夠圓滑，甚 至有相當期間完全斷絕，且為異質的語言所覆蓋。在此種情形下，若認為台灣話即是福建 話，豈非不可思議。現在福建話與台灣話仍能互相溝通，但那只不過能夠理解其所表現的 意味，已無法避免其存在的異邦人意識。正如美語和英語能互相溝通，但是國家卻不相同 。

實際上的問題更為嚴重，因為台灣話已不足以做為台灣人之間的交流工具。台灣話沒 有被洗練與強化以適應近代化的台灣社會––這是被統治者的悲哀，因為這種工作不能得 到統治者的支持––而不能超越所謂「國語」的日本話與北京話的攻擊。因為台灣是進入 日治時代才開始近代化，所以近代的語彙都是由日語翻譯或借用其原文。國民黨政府時代 排除此種日語的文化語彙，強制以北京話的文化語彙加以取代，結果引起大混亂。由於北 京話的文化語彙本身係直譯或借用日語或歐美語，所以問題更形複雜。

單純地說，現在的台灣人是以殘破的台灣話為基礎，再隨時隨地以日語或北京語加以 填補，藉此勉強保持交流罷了。台灣話的殘存率和諸外國話的混用率，依個人的年齡、學 歷、環境和意識而不同。概略地說，五十歲以上的台灣人大約都會說完整的台灣話。生長 於大正時代的他們，台灣話仍處於頑強抵抗的時代。比他們年輕的台灣人則不會說完全的 台灣話。其不完全之處，只能以日語、北京話或其混用形式加以補充。較年長者，日語的 混用率較多，而年輕人，北京話的混用率較高。

為補充殘破的台灣話而以外國話混用的形式，是否能說是台灣人獨特的言語特徵呢？ 此一民族語彙不但日本人無法一○○％理解，中國人也不能完全明白。但其中有幾％是日 本人與中國人能夠瞭解的。那象徵著台灣人的文化遺產與意識形態的結構。因為是混用的 形式，所以在任何部分都不完整。如果清朝時代的台灣人聽到目前的台灣話，也會對台灣 話中的日本話或北京話皺眉。日本人聽到目前的台灣話，對於腔調的忽視或濁音的不明確 也會茫然搖頭。中國人聽到目前的台灣話，對於不熟悉的捲舌音和不自然的兒化音也會聳 肩無奈。

企圖從言語面來證明台灣人與中國人的同一性是最愚笨的。語言也使台灣人與中國人 在日常生活中散發激烈的衝突火花。反國民黨的台灣人議員，在議會或野外演講時便會使 用台灣話，甚至有時會罵國民黨「憨杲」。台灣人以看日本電影、唱日本流行歌，來表現 對中國人的惡意情緒；故意講摻入許多日語的台灣話，以使中國人憤怒。那是以表現親日 感情來凸顯台灣民族主義的做法。

台灣人不是不會講北京話。在台灣，北京話的普及率也許比中國大陸任何地域都高。 中國人反而不會北京話。上海人說上海話，廣東人說廣東話，山東人說山東話，廈門人說 廈門話。中國大陸從很久以前就推行標準語運動，但效果不彰。此點即表現他們根深蒂固 的Volk性格。中國人擱置自己的問題，強制台灣人使用北京話，以維持其統治者的顏面。 而台灣人學習北京話有所成果，可說是基於以下的理由。亦即，在戰後的一段時期存在對 中國的溫情主義，成為其學習北京話的原動力。此外，台灣人在二二八起義後受到生活上 的威脅亦是原因之一。

二二八起義中，以會不會台灣話來判別敵我，這是有名的逸話。連使用與台灣話最類 似的廈門話，也不能瞞過台灣人的耳朵。

最近，台灣有些中國人開始想學習台灣話，這是為即將來臨的革命做護身符的準備， 但事實上不會有多大的效果。具備與台灣人相同的意識與平常的言行才是最重要的。 獲得獨立後的台灣人當然會制定台灣話為國語，但要如何整頓、洗練以使其適合近代 社會，是個很大的課題。

其次，略述關於「文化共通性中所表現的共通心理」。

所謂文化這個詞彙被使用於頗多的意義，以民族固有而具重要意義的文化，是與人們 日常生活中密切的文化，而不是抽象、觀念上的東西，也不是高尚而富有哲學意味的文化 。亦即，若以台灣人與中國人都重視儒教倫理，連歌仔戲只不過是類似京劇的地方戲曲， 而以此認為雙方具有共通的文化，則未免太過空洞而毫無意義。若以此種荒唐的議論方法 ，則西班牙人與葡萄牙人或「威士忌與白蘭地」也無法區別。以這種「同文同種」的籠統 取向，對於要理解台灣人與中國人的微妙關係並無幫助，這是過去歷史的教訓。

若將流亡中國人造成的中國文化，與過去半世紀的日本文化相較，或與現在逐漸滲透 的美國文化相比，可以說其較類似於台灣人的固有文化。因為台灣民族原是衍生自漢Vol k。但是，不可忽視的是，台灣人的近代化比中國人早半個世紀。從形而上的層面來說， 它是以近代化對權利義務的表裏一致、公私分明、法律的尊嚴與平等性、重視衛生等認識 的體驗。在台灣人近代化的過程中，綜合這些近代精神的價值判斷，夾雜在皇國事物中滲 入台灣人的身心。

但是，中國人則欠缺這種近代精神。這是他們遲遲未近代化的必然結果，但他們對於 此事並無反省。史密斯（A. H. Smith）的古典名著《支那人的性格》（一九四○年三月 ，中央公論社發行，原著是Chinese Characterristics，一八九○年初版）中列舉「面子 」、「無時間觀念」、「不精確緻密」、「表裏不一」、「智識渾 」、「不敏感」、「 缺欠公德心」、「保守主義」、「疑神疑鬼」、「不誠實」、「不體貼」等許多封建中國 的性格。中國將其原封不動地帶入台灣，呈現在台灣人面前，迫使台灣人意外地感到輕蔑 、憎惡，從而對其抱持不信任感。但是，中國人不但不加反省，反而以高姿態說︰「台灣 人對大陸祖國認識不足，受日本的奴化教育，日本精神的毒素仍在為害。」推諉給日本的 奴化教育。這是對台灣人的莫大侮辱﹗台灣人經過半世紀的日本統治，抗日運動始終前仆 後繼。在台灣順應日本的近代化與抗日運動一直是並行的，被罵受奴化教育云云，是無法 容忍的。強制民族全體去做「伯夷叔齊」，不但不可能，也是錯誤的。

要言之，在台灣的台灣人與中國人的文化異同，在基層的漢Volk文化上也許相同，但 在近代性與前近代性的差異上卻絕不容忽視。

因此，我們無法想像雙方存在所謂「文化的共通性」。中國人對大陸的封建性格一向 不想改變，台灣人對日本式的近代性格也不可能輕易放棄。在雙方平行前進的同時，不但 不能廢除差別待遇，而且一不如意即罵台灣人是「未開化的頑民」（一九五七年，喬一凡 委員在立法院的發言），此種中國人的做法，台灣人當然會以「惡劣奸徒裝什麼偉大假象 」，「豬仔滾出去」等語加以反駁。

台灣的現狀是約一千萬的本土台灣人與約二百萬的流亡中國人激烈對立的局面。當然 ，只有國民黨政府否定此一事實。例如國民黨政府駐日大使館印行的宣傳品《台灣一○一 問》（一九六一年三月發行）中有如下的記載︰

「第九一問‧本省人（台灣人）與外省人（大陸人）很融合嗎？

答︰本省人也好，外省人也好，本來就屬於同一種族，使用的語言、文字、傳統、習 慣完全相同，所以兩者之間沒有什麼隔膜。雙方同樣接受法律與社會制度，無論在產業界 、軍隊與政府各機關中，都互相融合協力。大部分省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公務員是本省人， 九○％的議員也是本省人，他們由衷擁護並支持中華民國政府。」

當然這是國民黨政府一貫的虛偽宣傳，幾乎沒有人會相信。早在一九四七年，台灣人 即於二二八起義中與中國人正面對決。蔣經國在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一年進行鐵腕鎮壓， 而且至今仍繼續壓制，這是國民黨政府對台灣人不信任與恐懼所採取的預防措施。另一方 面，台灣人對國民黨政府的憎惡與敵愾心也與日俱增，期待「有朝一日」能整合為決戰的 體制，乃是無可懷疑的實情。

外國人亦以透徹的眼光一致加以報導。早在一九六○年六月一日的《紐約時報》中， 即以專欄刊出如下的論述︰

「八百萬台灣人與二百萬中國人之間存在很大的鴻溝。大多數的台灣人已不隱瞞其對 中國人的怨恨。最近，失去民心的韓國與土耳其政權被打倒一事，使國民黨政府當局對台 灣人的立場寄以莫大的關注。現在還未看出台灣人直接付諸行動的徵兆，唯大多數台灣人 無疑視中國人為外來統治者。此一心理要素是韓國與土耳其政變所沒有的。」

在同一時期到台灣旅行的大宅壯一有如下的記述︰

「來台灣最感驚奇的是，當地人毫無顧忌地使用『支那』、『支那人』的語彙。其中 甚至有人使用『清國奴』一詞。……本島人所說的『外省人』（即從中國大陸來的人）或 許同是漢民族，但現在已成為另類人種。」（《產經新聞》一九六○年七月二十一日〈黃 色革命、黑色革命〉）

「佔台灣人口八成的本省人對國民黨政府的無奈，因長年累積的結果而扭曲、變形， 似乎正以種種的形式在找尋出路。蔣介石帶領六十萬軍隊和近二百萬國民黨政府勢力到台 灣，他們以在大陸原有的組織，原封不動地佔據政府機關的職位。應該被重視的本省人卻 被排除，即使被採用也僅止於一小部分而已。但他們也被視為異端，將來當然沒有任何前 途。這個佔領台灣的中國舊有組織，完全變成撈錢的工具。」（《讀賣新聞》一九六二年 五月九、十一、十二日連載）

內心潛在著輕蔑、憎惡、敵愾心的兩個集團，能夠構成同一民族嗎？他們會擁有同一 祖國嗎？絕對不可能。兩個集團間的毀滅性對決只是時間的問題。此點不但台灣人抱有悲 痛的覺悟，中國人也有堅強的決意。

在反對運動如火燎原的一九六○年夏季，與國民黨政府有密切關連的香港平面媒體《 新聞天地》，即曾於八月二日的第六五三期登載向宗魯的〈反對黨向國府進軍〉一文，其 中有如下的分析︰

「……政府全體成為他們反對的對象。政府的一切施策皆為反對之標的。……他們真 正的目標與企圖為以下三點︰

    1.組織聯合戰線以打倒國民黨。
    2.以驅逐荷蘭人的精神驅逐大陸人。
    3.以韓國與土耳其的方式奪取政權。

他們的終極目的是要在美國與日本的協助下建立台灣政府。

……國民黨政府的有識之士回想在二二八事件時有許多外省人被殺而提高警覺。萬一 他們受到『盟邦』的煽動與支援而起義時，極可能發生組織性的大規模流血慘劇。因為荷 蘭人被驅逐還有荷蘭可歸，但大陸人被驅逐則無處可去，只有用盡最後力量做『困獸之鬥 』。

反對黨是以雷震《自由中國》雜誌等開明的中國人為首的，與李萬居、高玉樹等既有 台灣人政治家的聯合組織不同，所以並不是要否定國民黨政府政權，也不是要與所有的中 國人為敵，其目標如其再三明確發表的聲明中所主張，即創立健全的在野黨，以督促、監 督國民黨遵守憲法，實行自由民主的政治。

但是，以狡猾見長的中國人已察覺反對黨運動背後的台灣人民族情緒。他們認為在此 讓出第一步，即不得不繼續讓出第二步、第三步，最後不是全面投降就是被趕出台灣。兩 個民族處於激烈的敵對關係時，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化。民主化是要少數服從多數，因此 劣勢的中國人不可能放棄原來的專制。在不可能和平解決問題之下，台灣人除了訴諸武力 鬥爭之外，別無他途。」

民族主義因為包括對外的民族獨立與對內的民族統一的兩面性，所以有人會憧憬乃至 形成鼓舞的情緒，另外有人會憎惡乃至喚起嫌惡的情感。

現實上盤據台灣而壓制台灣人的就是國民黨政權，所以台灣民族主義應該面對的目標 很明確，就是要打倒國民黨政權。中共給予國民黨政府精神上的支援，以「解放台灣」為 國是，因此對中共的防衛將是未來的基調。不過在此必須慎重說明的是，台灣人只是要打 倒國民黨政權，而不是要以全體二百萬中國人為敵。他們之中若有希望回歸大陸的，應助 其回歸；希望滯留台灣的，應溫暖地加以接受；希望繼續做中國人者，則給與居留外國人 的待遇；希望歸化為台灣人者，應允許其歸化。我們要像我們的祖先溫暖地迎接新參與者 一樣的心情來接待他們。中共若放棄「解放台灣」的野心，視台灣為獨立國家，呼應善鄰 友好關係，這也是我們由衷的願望，當然會欣喜地共同合作。我們不會像國民黨政府那樣 引入美國，企圖「反攻大陸」。

就對內的民族統一上，台灣的情形尚不是最嚴重的問題。約二十萬的原住民至少有七 十年與台灣人一樣處於被統治者立場，同樣嘗到悲慘的命運。台灣獨立之後，台灣人沒有 壓迫、搾取他們的道理。與過去任何時代相比，原住民將更能享受自由與幸福。具體而言 ，是否在山地設置自治區，應尊重他們的自由意志，而且無論居住的自由、風俗習慣等， 都必須加以尊重。

台灣人之中，八○％的福建系與一五％的客家系幾乎沒有對立。唯一令人操心的問題 是當要制定國語時，若採用福建語系時，客家系是否會接受？現實上，客家系幾乎都會使 用福建語系的台灣話，所以只要不堅持本位主義，應是可以簡單解決的問題。

無論是追求民族的獨立或領導獨立後的民族國家，台灣應如何看待未來做為主體的階 級呢？國民黨政府統治台灣是繼承日本時代的殖民體制，並將其加以畸型化與強化，所以 為脫離此一體制，台灣人必須進行超階級的全民鬥爭。若相信中國人或出賣靈魂給中國人 的台灣人的謠傳，認為希望獨立的人只不過是一小部分的「失意政客」，這將是很大的錯 誤。

那一個階級將居於領導地位呢？我認為或許是知識階級。台灣的根本情勢與一九二九 年矢內原忠雄在《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中的描述並沒有什麼差別。農民階級雖然為數頗眾 ，但是生活程度較低，教育水準也不高。勞動階級雖然生活程度與教育水準比農民階級稍 高，但人數卻較少。兩者之共同點在於真正的組織活動受到封鎖。從組織活動面來說，目 前的情勢較大正末期與昭和初期惡劣得多。日治時期的民族運動中佔有重要地位的大地主 階級，因「土地改革」而消滅。代之而起的是資本家階級，但他們因與國民黨政府的官僚 資本有密切關係而成為機會主義者。

此一分析，與現實對照還算不太離譜。台灣島內的民主化運動––如前所述，可說是 地下的獨立運動，其領導者都是知識階級，在海外的獨立運動者亦然。不論島內島外，獨 立運動必須獲得自由陣營的理解與支援始能成功，因此公開宣傳與秘密活動是極為重要的 工作，能負起此一重擔的階級，無疑是知識階級。至於實踐層面的武裝起義，則由現役軍 人或後備軍人來擔當。但無論是軍隊內部或外部的計劃、組織及領導，也應以知識階級為 主體。

獨立達成之後，新國家的建設也應由知識階級擔綱。要求修正存在於民族內部的貧富 不均與社會福祉的「第二次革命」，在台灣或許不會構成太大的威脅。因為最重要的土地 重新分配已經實施，以後只要將不合理的地方做若干修正即可。國民黨政府的官僚資本繼 續做為國有資本，台灣人歷經日治時期與國民黨政府時代始得真正成為國家資本之主人， 為台灣民族做出貢獻。國有資本的份量極大，只要能好好加以運用，無疑將在國家建設上 扮演重要的角色。

（連載於《台灣青年》三五～三七期，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十二月二十五日）

2002年3月  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