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正鋒◎淡江大學公共行政系副教授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1980年代民間開始進行公義和平運動，1990年代政府回應「補償」、「紀念」。歷經半個世紀的滄桑，公義已經彰顯？和平已然在望？......那堵無形圍牆還佇立在族群心底。

面對猶太人大屠殺的歷史，德國人道歉並承認屠殺的罪行。九○年代東歐民主化，共產黨政權一個個倒下，很多當年的公家機關人員包括法官等，曾做權力的幫兇，當年的罪行都一一被檢舉，是非分明，沒有不看過去只向前看。在南非的作法稱為「真相與和解」，和解的前提必須知道真相是什麼。

推倒圍牆    圍牆還在心底

在台灣，從鄭南榕、陳永興和李勝雄開始做二二八和平公義運動踏出第一步，一直走到成立二二八紀念館的形式之後，整個運動就走向下坡。直至今日，有人為二二八事件向台灣人道歉嗎？從來沒有。

「這是什麼時代了，還在說二二八？」對於二二八事件，政治人物大多認為以目前的政治處理就已足夠。但其實，這事件就像柏林圍牆一樣，雖然圍牆已經被推倒，但在族群心底那堵無形的牆還佇立著。

為何會發生二二八事件？我認為最重要的結構性解釋是從中國的統治者心態來觀察他們如何看待台灣。

大中國意識的認知中，向來都把台灣想像成邊疆蠻荒之地，從1895年甲午戰爭、甚至施琅打台灣都認為這是麻煩的地方，只要能控制好，殺人不算什麼。基本上，當時中國的政權無論什麼人過來，統治心態都一樣霸道。

另一方面，我認為，中國不讓台灣人自己統治，不單純是國民黨政權內部的權力鬥爭，其實也看見民族認同的情境問題。日本時代，台灣人想自己統治台灣，那時沒想到中國的問題，因為把中國想像成自己的同胞，終戰後，中國如果不允許台灣人統治台灣人時，中國反過來會變成和我們不一樣的民族，所以這是個民族問題。

建立自己的國家    還是要被取而代之

這幾年有一個解釋說法是「國家暴力」，馬英九就曾說二二八是一種國家暴力。在外觀某部分上來說是一個國家機器派兵鎮壓，但這是什麼國家？什麼人的國家？這是中國的國家，外來族群的國家，不是我們的國家。用國家暴力來解釋變成一種輕描淡寫的表象描述，企圖用局部來掩蓋全部事實。

二二八事件如果要形成集體記憶，先問我們有沒有要建立自己的國家。過去日本時代到戰後，從二二八到黨外運動有多少犧牲與苦難，這些前輩前仆後繼的努力，絕對不是只要取代國民黨掌握政權而已，小林善紀問過一句話：「你們台灣人是要建立一個自己的國家，還是要被取而代之呢？」民進黨執政兩年多來，現在掌權的人到底在想什麼？我很困惑。

過去政治改革有一種想法，因為國家是別人的，所以希望利用國家的資源來做會比較容易。但真正強大的民主國家，國家是必要之惡、是不得已的存在，因為國家對民主也好、對個人主體也好，是具有威脅性的；現在整個改革的癥結在於公民社會的建構。我們整個社會要如何參與二二八的省思、文化與社會的重建，這部份不該認為應由國家來做或要伸手拿國家資源來做，如果有這種想法，人民就永遠被國家機器或者政治人物控制住了。

學習與嘗試族群共生的和平公義

過去曾有痛楚恐懼或隔閡猜忌的經驗，但是族群在一起也五十年了。外省人不出賣台灣、不危害台灣利益、認同台灣人做主當家的意識時，我認為大部份的台灣人會很樂意接納這些外省人變成台灣人的一部份。

從這樣的前提與脈絡，來思考國家內部族群的和平公義問題。我們可能要從零開始訂定新的制度重新找到中心思想，所謂和平、平等或正義的原則是什麼？我們的內涵及目標是什麼？要如何具體化成為政治與社會制度？

台灣人族群和外省人族群價值觀不一樣，文化是生長環境內化在我們身上的，整合不同文化的價值觀還要去摸索制度重建之路。例如如何建立政治權力分配的遊戲規則？現在的遊戲規則是投票主義，是人多就好，但是人多不代表民主。因為過去外省族群有政治權，突然喪失時他們就浮現嚴重的危機感，中共會利用這種危機感來分化我們。

這些學習與嘗試、講究政治的細膩，我們要慢慢做起來，從二二八討論和平與公義的意義才能彰顯。

＊本文發表於由鄭南榕基金會主辦之「自由之路公民論壇」2月講座。

2003年5月  3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