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正鋒 著/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多元性之文化及多語政策應受保障。不得強行推行單一通用 語言或歧視他種語言。教育應以多語言政策為原則,並以法 律定之。(第22條) 國民義務教育,除個人母語外,至少需學習一種其他族群語 言。(第l02條) 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1994.6.25)壹、前言
台灣的族群關係可以由二個層面來看:原住民/漢人,客家人/鶴佬人,外 省人/本省人。我們一般所慣用的四大族群分法,即原住民、外省人 l、客家人 、鶴佬人 2,大致可以使用語言來作區隔,族群之間的齟齬也往往透過對於語言 使用的不滿來間接表達。
然而,我們常常聽到人們這樣說:「語言只不過是人與人間溝通的工具罷了 !」言下之意,語言的使用既然是自然的,也因此就逆來順受,認為沒有必要去 加以計較。以科學的角度來看,上述流行的看法,是不是禁得起實證的挑戰?
這種想當然爾的觀察,並無助我們有效的解釋下列膚痛身受的語言經驗:為 什麼過去本省人在小學講「方言」,會被視為大逆不道?為什麼客家人聽到鶴佬 人稱鶴佬話為「台語」,就不由自主地萌生反感 3?為什麼會有外省人抱怨,他 們因為不會說「台語」而在就業上遭到歧視 4?為什麼原住民要推動「還我母語 」運動?這些抱怨是事實,抑或是想像出來的迷思呢?它們的背後反映了什麼?
更令人困惑的是,如果語言真的只是溝通的工具而已,為什麼長久以來,支 配族群的菁英似乎是對於我們社會存在多語現象感到相當程度的焦躁不安,以為 它有礙國家團結,是社會不穩定的病源,想要透過教育與傳播媒體來達成語言統 一的目標 5?為什麼被支配 6 族群菁英為了母語的逐漸凋零而憂心忡忡, 不只 要求母語教育或雙語教育,甚至於把語言與獨立建國結合(蔡正隆,l995;胡民 祥,1995;Deutsch and Foltz ﹐ 1963 )
本研究的目的是打算解開下述迷惑(puzzle):(1)如果一般人以為 語言的使用是天生自然的,為什麼社會上有各種有關語言使用的牢騷,尤其是被 支配的族群?(2)為什麼支配族群菁英卻擔心社會「自然存在」的多語現象會 造成政治的不安定,急欲以政治力量來塑造單語?
就第一個迷惑來看,我們以為「語言的使用是自然的」這種說法是一種錯誤 的認知(misperception),它除了建立在出自善意的主觀願望外,還反映出 政治支配者長期的有意引導。我們以為「語言的使用不是自然的」,因為語言的 使用有各種影響,尤其是政治層面的;同時,任何語言政策都是政治角力的結果 。為解開上述迷惑,我們有必要先說明政治力量為何會介入語言,並釐清語言與 政治的可能關聯性。
就第二個迷惑來說,語言或許是族群(或民族)構成的基礎要素之一,但絕 對不是充分條件,也不是必要條件,因為族群(或民族)意識的形成是序列性( Sequential)發展的結果:一個族群(或民族)的成員或許具有某種共同血緣 或文化特色,而共同的歷史經驗亦可充當共同的基礎:基於這些共同的客觀特色 ,這些人必須在主觀上感覺到產生集体自我認同,這才是關鍵性的要件。此外, 族群意識也並不意味被支配族群有獨立建國的要求,這其中還要有族群意識的動 員與政治化 7。
更深入來看,我們認為一個國家的「語言多樣化」8(linguistic diversity)不一定會導致(lead to)政治衝突;真正促成族群衝突有各種 因素,比如政策造成族群在政治、經濟、或文化資源上的分配不公,引起被支配 族群菁英出面動員,而菁英之間的不妥協心態或撩撥更助長既有的憤懣。因此, 充其量只能說,語言多樣化的國家比較會助長(conducive to)政治衝突。
在語言學裡有語言社會學(sociolinguistic)的發展,而政治學上則尚 未見到諸如語言政治學(politicolinguistic)出現。不過在政治學裡,語言 現象的討論可以在比較政治學的文獻看到﹐其中又有兩支值得探討。首先,語言 在研究族群關係或民族主義的文獻可見(Bentley,l981 ),一向被視為構 成族群意識或民族認同的要素之一。此外,在探討政治發展的文獻裡,不同語言 的多寡會被視為族群多元化的指標之一,進而會被視為政治不安定甚或暴力性政 治行為的原因(Shih,1991 )。語言這兩種研究恰好可以用來解釋前述的第二 個迷惑。
貳、語言與政治的糾葛
語言之所以會和政治有所交集,主要的因素有二。首先,在結構上,政治的 界線與族群(或民族)的界線很少重疊,也就是說,由單一民族(族群)所組成 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很少。大部分的國家為多族群(或民族)國家( 林修澈﹐1994 )而境內各族群有各自的語言 9。即令是我們視為仿效對象的所 謂典型民族國家,比如法國與英國,其境內都有少數族群存在,前者有布列塔尼 亞人(Brittanian)與科西嘉人(Corsican),後者有蘇格蘭人(Scot) 與威爾斯人(Welsh)。
更重要的是,由於民族自決原則的普及(Jakobson,l968;Van der Plank,l975;Kohn,l967;Smith,l979; Minogue,1967 ),世人深信每個 民族都有其政治表現的權利,換句話說,也就是人們認為民族的文化自決與其政 治上的自我表現必須相互伴隨,因此挑戰到上述多族群(或多民族)國家的正當 性(Connor,l994:PP.4-5 )。
所謂語言的政治關聯性(political relevancy of language), 簡單地 說,也就是語言與政治的關係為何。我們習慣把語言的使用當作是一種基本人權 (right),然而,由於語言能力影響到政治權力、經濟資源、以及社會地位 的分配,所以從個人的(individual)角度來看,語言也可以當作是一種能力 (capability)、資產(property)或資源(resource),而從組合的( corporate)角度來看,語言更是族群福祉所繫,因此菁英必然會以政治角力來 決定語言的使用,以求維持(或改變)現有的政治結構與權力關係,所以語言也 是政治力(power)的展現,這就是「語言政治」(politics of language)l0。 從概念上來看,語言與政治有三種可能的關係(O'Barr,l976:pp.5-l0 ):
l ‧語言影響政治:政府或個人透過語言政策的操弄(比如雙語政策或單語 政策)以便影響政治權力的分配,或是促成政治目標的達成(比如族群和諧或單 一族群的支配)。此時,語言為獨立變數,政治為應變數。
2 ‧政治影響語言:政府或民間力量為了政治上的目的,透過語言政策(或 語言計畫),企圖介入溝通體系或語言議題。這時,政治為獨立變數,語言為應 變數,而所探討的重心是各種政策的選擇。
3 ‧語言與政治兩者相互影響,也就是呈循環倚伏的(recursive)關係 。如果我們以公共政策制定的過程來看,一方面政治力量決定著語言政策的輸出 項(output),同時,語言政策分配也進一步對政治的運作有影響(outcome) (圖 1 )。這是上述兩種因果關係的結合,也比較符合現實;不過,為了方 便更深入了解其中的機制,我們在下面的討論是把互為因果的關係分開來討論。
┌─────┐ │ ↓ 語言 政治 ↑ │ └─────┘ 圖1:語言與政治的循環倚狀關係
(一)語言影響政治
由於語言的使用會影響一個人行動、溝通、組織、形成自我認同、以及培養 自我尊重的能力(Fishman,l972; Penalosa,l981 ),因此,不論是對政府、 族群還是個人來說,語言是一種政治資源,只要誰能控制語言的使用,誰就能宰 制通往政治舞台的管道(O'Barr, 1976:p.3 )。我們可以說語言是政治控制的 工具,甚至可以說語言與族群政治是分不開的(Esman, 1994;Horowitz, l985 ;Young,l976;Enloe,l973 )。 簡單來說,語言本身是僅次於種族 11 的重 要人群特徵,除了可以用來作辨識用的標籤外!還可據之以賦予某個特定族群特 權,或是以之為集體歧視的工具(Allport, l985: pp.289-92 )。
從政治參與來看 l2, 在政策上對於某個語言作包容或排他性的決定,往往 會影響到相關族群在政治權力、經濟資源、或是社會地位上的分配(Weinstein, l983:Chapter5 )。不管這個決策是對於語言的使用加以限制、壓抑、或排斥, 多少會對於語言使用者造成持久性的損失,也就是結構性的支配。菁英通常會運 用四道語言關卡來達到政治支配的目的:
l ‧禁止使用某語言,
2 ‧規定以某族群的語言為政府、媒体、法院、以及學校的用語,
3 ‧強制以某族群的語言作為就業或取得執照的要求,而非以能力來考量,
4 ‧禁止操某語言的族群參與。
即令表現在名稱上面,掌握政治權力的族群往往認為自己的母語才夠格稱為 「語言」, 而被支配族群的母語則只是「方言」 13,只適合在低下階層使用, 無法登大雅之堂,更無法獲得政府的正式承認。
當一群人的母語被尊稱為「官方語言」或「國語」時,該語言頓時變為一種 資產(Weinstein, 1983: p.81 )。 這種資產(或資源)的分配當然是根植於 政治結構的配置,是中央政府的政策結果,絕非天生自然,也因此是不利於弱勢 族群。Deutsch(l975: p.11 )甚至說,當某個語言被貶為方言之際,其實 就是在進行一場政治鬥爭。戰後,國民黨政權對於本土(native)族群的語言 加以百般限制,與戰前日本殖民政府獨尊日語的作法如出一轍(黃宣範,l995; 陳恆嘉,l995 )表現的就是外來征服政權的支配性政策目標。
為什麼菁英會採取這些語言關卡?Weinstein(pp.33-34)的看法是菁英 擔心萬一自己的語言被廣泛使用,或是其他語言也同享官方地位,那麼他們在政 治、經濟、及社會上的特權會被挑戰。所以,這些障礙是用來保持族群間的距離 ,用來捍衛支配族群的文化 14,甚至是用來打擊被支配族群的自尊心, 並進一 步消滅其自我認同。
我們可以看到不少使用語言政策以壓制被支配族群的例子( Weinstein,p.85 )。 比如卡斯提爾人所支配的西班牙中央政府在 l707 年規定 卡斯提爾語(Castilian)為唯一的官方語言, 並且禁止卡特蘭語(Catalan )的使用。久而久之,卡特爾人逐漸相信他們的母語是比較低劣,甚至以為他們 命該如此。台灣人 15 從開始接受義務教育起,就開始被教導其母語是粗俗的, 是未受教育的人所使用的(林進輝, l983 ),並以嚴峻的處罰來羞辱「講方言 」的學生,使本土台灣人自小就有強烈的挫折感甚或自卑感,儼然是一個被戰敗 的民族(defeated nation)( Shih, l987 )。
卡斯提爾人進一步結合政治力與宗教信仰,他們告訴其他族群:「虔誠的天 主教徒應該說卡斯爾語」,妄求他們「用天主講的話」,使用宗教來賦予獨尊卡 斯提爾語的正當性。
同樣的,在過去的加拿大,法裔住民長久以來飽受英裔歧視,尤其是政府獨 尊英語為官方語言。英裔甚至以種族主義來合理化其歧視,要求法裔加人要「說 白種人的話」(也就是英語)。
在這種政策之下, 許多亞、非國家發展出「雙語」( diglossia )現象( Fishman, l972; Rustow, l975 ),也就是產生一國兩語,一種是由少數使用於 政府機構、科學部門、或是都會區:另一種是由大部分的人使用於家庭或鄉下, 彷彿是見不得人似的。
這兩種語言構成某種形式的垂直分工,具有不同的社會、經濟、及政治地位 。但是,當大部分的人覺得不滿時,他們會尋求新的語言政策,或與政黨作結合 ,以選舉來取得政權,或者進行社會運動,以大規模的抗議行動來逼迫政府讓步 。近年來台灣的母語運動(黃宣範,82 年,p.52- 70 ),反映的就是對這種語 言垂直分工的不滿。
(二)政治影響語言
就現代國家的觀點來說, 語言的使用是政策的結果。Deutsch(l975: pp.22-23 )把可能的語言政策大致歸納為三類 l6:
l ‧尋求整合或進行同化:也就是採用單一語言為官方語言或國語,比如國 民黨的「國語政策」,或是美國近年盛行的「獨尊英語」(English-Only)運 動(Baron, 1990; Cazden and Snow, l990; Fishman, l988)。 其結果可能 是提高被支配族群的社會流動,但也有可能造成他們永久的被支配,或者整個族 群的消失。 因此,如果大家有共識採取整合的策略,過程應該自然 17,不應進 行強迫同化,以免傷害到個人或族群。
2 ‧允許獨立或成立地域性的自治政府:此種作法的出發點是「分離但平等 」(Separate but equal)。不過,我們如果傾向不接受分離主義(即政治上 的解體),則必須防止造成實質的隔離(segregation),比如昔日美國南方 的種族隔離政策(apartheid)。
3 ‧鼓勵多元主義:也就是多個族群的語言同時共存,正式享有同等的地位 ,並給少數族群選擇是否保存自己原有的語言,歐洲民主國家多採此模式,比如 瑞士與比利時(Dunn, 1972 )。不過,Deutsch(l975: p.23 )提醒我們, 少數族群內部對於同化或多元主義可能有雙峰的分佈,也就是說,有些人會想保 有自己的語言或文化,但是也有一些人願意被同化,變成與統治族群無所區別。 面對此種情況,決策者有必要去找出其分佈與強度。
也有少數政權採取不人道的滅種(genocide)或驅逐出境的作法,前者有 希特勒之於猶太人,土耳其人之於亞美尼亞人;後者有烏干達之於印度人。
上述政策選擇可依其強度繪如圖2:
─┼──┼──┼──┼──┼──┼──┼ 滅 驅 強 自 多 自 獨 種 逐 迫 然 元 治 立 出 同 同 主 區 境 化 化 義 圖2:語言政策的光譜
對於被支配的族群, 他們會有什麼命運呢?Inglehart 與 Woodward( l967: p.29 )認為有三種選擇:
l ‧接受同化:對於人數少的族群,如果他們在心理上也同時被解除武裝, 相信如果不學好支配族群的語言,勢必社會流動會被阻斷,這時,就只有選擇被 同化一途。對於一般人來說,他們不會了解語言政策是否公平,只要他們認為社 會流動的管道是通暢的,就會努力學習支配族群的語言。就以前蘇聯來說,學習 俄羅斯語無非是為了求得昇遷。在過去,台灣人必須講北京話,甚至四川話,才 能掩飾其本省人的認同,以取得執政者的信任。
2 ‧不動員:當被支配族群的人數多,而且人口的居住集中,中央政府便很 難加以集體同化。這時,只有少數受教育較多的人願意接受同化,而大多數的人 則拒絕同化,同時接受社會流動被阻的命運。
戰後,台灣人採取的就是此種消極的對抗,拒絕參與國家部門,多轉往工商 部門發展,尤其是中小企業,也因此飽受執政者的冷淡相待。一些台灣人不願接 受強迫同化,同時又不甘接受社會流動受阻的命運,於是選擇自我流放,也就是 留學海外 l8。
3,集體抵抗:當被支配族群的人數多,既不願被同化, 同時又不甘社會流 動受阻,這時,菁英覺得民心可用,便可以進行大規模動員,向中央政府挑戰。 在台灣,黨外運動的母語訴求,反映的就是人口佔多數的台灣人不甘被壓制所作 的委婉抗議(黃冠棟,l995 )。
面對此種語言的壓力,族群(或民族)主義者(ethnic nationalist)希 望透過教育用語的使用,來排除(或豎立)權力、財富、或地位的阻礙。被支配 族群有兩種要求,一種是母語教學,也就是以自己的母語來接受教育,以求公平 取得教育的機會。 另一個要求是雙語教育(bilingualism)l9,也就是每個 人可以說兩種語言 20(鄭良偉,79 年;Lamy, l979: Fishman, 1983 )。
更進一步,當雄心勃勃的族群菁英意欲打破原來的參與模式之際,他們會動 員群眾支持,以改進其地位,這時,族群之間的衝突 2l 就可能發生。在斯里蘭 卡,信奉佛教的辛哈利人(Sinhalese)與信奉印度教的塔米爾(Tamil)的 族群流血, 主要可以追溯於政府在 1956 年指定辛哈利語為唯一的官方語言( Kearney, 1985)。我們在下面會針對衝突的機制再作詳細討論。
依被支配族群接受同化的強度,繪如圖 3: ─┼────┼────┼─ 接 不 集 受 動 體 同 員 抵 化 抗 圖3:被支配族群的語言選擇
參、語言與認同
語言是族群認同與民族認同的重要基礎之一(Smith, 199l; 1986; 1983; Khleif, 1979; Hull, 1993; 史明, l992; Shih, l995a; l995b)。在台灣的 反對運動過程裡,也傾向以是否會或願意講「台灣話」,作為認同本土的標準之 一,甚至於把它當作是族群或民族的靈魂,也就是以語言來定義「台灣人」。由 於語言是簡便的辨識特徵,族群(或民族)的成員往往會使用自己的語言來象徵 其族群的排他性,並滿足心理上的集体需求(Shih, 1995c: p.17)。 但是, 學者對於語言是否為族群性(ethnicity)的本質,是否為族群意識(ehtnic consciousness)的成因,並不像一般人會把語言與認同畫等號。
在討論族群或民族的文獻裏,一般會把其構成的因素分為客觀與主觀兩大類 。客觀因素又可歸納成( 1 )觀察得到的有形特色,比如血緣 22、語言、宗教 、或生活習慣:( 2 )無形的基礎則為共同的歷史或經驗。 在眾多客觀因素中 ,又以無形(或想像出來)的共同歷史經驗最為重要,因為它可以超越不同的有 形特色而加以整合。而主觀意識才是決定族群(或民族)認同的關鍵。我們把這 些因素整理成圖 4。
Conner(l994: p.105)提到一個國家人們往往傾向使用單一標準來辨識 族群區別。其實,族群區別的面向可包含上述各種客觀因素,只不過他們有時因 相互契合(coterminating )而強化,比如斯里蘭卡: 有時會因相互切割( cross-cutting)而削弱,比如美國。
在台灣,我們習於用語言來區隔四大族群,不過,當外省人指出他們的母語 並非北京話,或者是外省人亦有客家人(外省客)或閩南人(俗稱福建人)之際 ,此分法的周延性就受到挑戰。此時就得加上另一個客觀因素,即以 l949 年作 切割的客觀共同歷史經驗。
主觀因素指的是集體的自我認同, 藉著獨特的「我們/他們」( We-they )自覺,族群(或民族)的成員相信彼此休戚與共,大家的福社祉惟有透過集体 的團結才能獲得保障。當族群進一步要求獨立建國 23 時,這個群体就提升為民 族。
┌─血緣────種族 │ ┌─有形的特色──┤ ┌──語言 │ │ │ │ └─文化─┼──宗教 客觀條件──┤ │ │ └──生活習慣 │ └─無形的基礎───────共同歷史經驗 主觀條件────────────────集体自我認同 圖4:族群(民族)形成的要素
對 O'Barr(1976: p.2l)來說,語言不過是反映族群間的政治折衝過程 ,只是用來表達政治訴求的工具而已。Connor(l994: pp.43-104)也強烈 主張,有形的特徵之所以常常會被用來作為號召族群(或民族)的獨特性,主要 是因為這些特徵比較容易觀察得到,但是,真正決定族群是否存在的是成員的集 體自我認同。、
比如說,一般人會以為烏克籣人的民族運動是為了要防止俄羅斯語的侵蝕, 因此,烏克蘭民族的存亡就維繫於他們是否有權使用自己母語。但是,Connor (l994: 44-45)挑戰道:如果烏克蘭語果真完全被俄羅斯語所取代,難道烏 克蘭民族(或其民族意識)就會因此完全淪喪嗎?
答案是否定的。Connorr 舉愛爾蘭人為例子: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初,愛 爾蘭民族解放運動的口號是「蓋爾語(Gaelic)與愛爾蘭民族認同不可分為二 」,但是在事實上,愛爾蘭民族並未因為蓋爾語的絕跡而消失(Connor, 1994: pp. 44, 105)。相對的,在獨立建國之後,愛爾蘭政府嘗試恢復蓋爾語,並未 獲得人民的熱烈回應 24。英格蘭與威爾斯民族主義亦然。
因此,即使一群人喪失其母語與或其他有形的特徵,他們並不一定會失去族 群意識(或民族自覺)。 族群(或民族)的本質不是語言或其他有形的特徵 25 ,而是心理上獨特的自我認同感。以都會區的客家人或鶴佬人來說,年輕的一代 多不諳母語,但是他們的族群認同是否因此模糊或喪失?答案恐怕是否定的。族 群意識的發展繪如圖 5:
客觀文化特徵 或血緣不同 ─┐ │ ├──→主觀的認同 ──→族群意識 ───→獨立 共同歷史 │ 或自覺 的政治化 建國 或經驗 ──┘ 圖5:族群意識的發展序列
此外,即使一個族群的認同並未因國家機器的運作而有所減損,卻並不見得 群眾的族群意識會被成功的政治化,也不保證會有族群政黨出現,因為這個步驟 要決定於被成功的操弄,也不意味族群有獨立建國的訴求。
在台灣,不只是國民黨政權避談語言問題,連在野黨也多以其過度敏感而傾 向加以淡化,恐怕是擔心政治化的族群意識會化為獨立建國的訴求,會在走向單 一民族國家的過程中節外生枝,把台灣「巴爾幹化」(Balkanized),也就是 四分五裂(施正鋒,l995a; 頁 7-8)。追根究底,其實是他們對族群認同的序 列性發展不暸解之故,煞費苦心壓抑族群意識的發展。
肆、語言多樣化與政治衝突
如前所述,語言問題常伴隨族群問題出現(Glazer and Moynihan, l975; Geertz, l963);一般人會認為,一個國家內部所使用的語言越多,則越有可 能產生政治衝突。因此,語言多樣化不只會影響一國的政治生活,甚至會被視為 政治發展的絆腳石;相對的,這種思考也暗示我們,一個國家若只有一種語言, 則比較不會產生語言問題,甚至對政治衝突具有免疫力(圖 6 )。 這是一種決 定論(deterministic)的看法。
語言多樣化─────→政治衝突 單一語言──────→政治安定 圖6:語官多樣化與政冶衝突的決定論觀在這種觀察之下,無怪乎中央政府的政治菁英會相信為了促進國家的發展, 就得想辨法消除國內的語言多樣化:在短期之內,若非採取滅種,就只有驅逐出 境一途;長期的作法,則唯有倚賴單一語言政策,藉著同化來達到語言均一的目 標。因此,語言不只被視為民族的重要象徵之一,也是國家整合與塑造民族的工 具。比如法國在西元 842-1l00 之間以法語取代拉丁文,給大多數的法人用來定 義其認同。
可是,縱使政府成功地完成單語教育,甚或能化解了幾個語言(或語族)之 間的衝突,政治上的歧異並不會自動消弭,因為族群衝突的本質是政治,而不是 語言。也就是說,語言衝突只不過是反映族群對於政治權力關係或經濟分配的不 滿,而語言只不過是族群表達其相對剝奪(relative deprivation)的象徵: 更坦白一點說,語言問題甚至是政治鬥爭與操縱的工具,但絕對不是根由( O'Barr, 1976:p.l9)。
誠然,單一語言或可降低族群間溝通的障礙,有利政治互動的進行。然而, 語言也不是族群間唯有的不和因素,族群問題也不是只有語言問題,只不過當權 力競爭者越眾, 問題越複雜的情況下, 語言是最方便的衝突象徵( Inglehart and Woodward, 1967:pp.36-37)。
在實証上, 學者以超越國界(cross-nationl)的方式來驗証語言多樣化 與政治衝突的線性關係,証據上並未支持一般人所以為,語言多樣會造成政治衝 突(Shih, 199l; Fishman and Solano, 1990; Fishman and Solano, l989) 26。
Inglehart 與 Woodward(l976: pp.28-29)也認為語言的多樣化並不必 然會導致政治衝突或分離主義的要求。 在他們的論証裡, 族群衝突或離心的( Centrifugal)力量,主要來自於是否某個族群的向上流動性被堵塞,尤其是在 現代化的過程裏。當具有支配性族群優先起用自己族人出任公職,佔有高層位子 ,被支配的族群菁英便會鼓動族人自覺到獨特的認同感,並且誓言要為族群的命 運作奉獻(圖 7 )。
社會流動受阻 │ ↓ 語言多樣化───────→政治衝突 圖7:語言多樣化與政治衝突的社會流動受阻觀我們根據 Shih(1995c)對於西歐族群運動的考察作修正,了解到族群 多樣化不一定會導致族群意識的覺醒,如果族群意識要進一步的政治化,兩者之 間還要有其他中介變數來催化,其中最重要的是政府的政策所導致的政治權力、 經濟資源的分配不均,或是文化上的挫折感,再加上族群菁英基於利他或利己的 考慮而推波助瀾(圖 8 )。 也就是說,一般人或許會關心族群的認同,但是他 們並不一定會支持族群(或民族)運動。然而,族群菁英的政治化也不一定會導 致政治衝突,還端賴政府是否願意採取包容的政策以對(Shih, l995c: pp.14-l6 )。
政府的政策 ↓ 政治、經濟、文化 的分配不公 ↓ 語言多樣化───────── 政治衝突 ↑ 菁英的操弄 圖8:修正的語言多樣化與政治衝突模型
由此來看,語言(抑或是種族或宗教)充其量是社會分歧(cleavage)的 基礎(basis),而非真正的成因(cause)。語言只不過是把族群衝突作了 簡單化的象徵。單一語言只不過是團結的觸媒,並不能保證族群之間會真心剖腹 相見。族群間的和衷共濟端賴於它們是否對國家有效忠,對於政府是否有信賴; 換句話說,真正的阻礙往往不是語言問題,而是政治問題。
在台灣,國民黨排拒雙語教育(或多元主義),除了是用單語教育來支配本 土族群外,也可能是囿於中國「定於一」或「大一統」的傳統,不過,又如何解 釋在野人士 27 對於雙語教育的冷漠?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在大家都誤以為語言多 樣化一定會導致政治衝突,甚或「黎巴嫩化」 28。
伍、結論
語言不只是人與人間溝通的工具,它還有相當的政治關聯性,也就是說,不 單是語言的使用決定了政治權力的分配,同時,語言政策也是政治角力的結果。 在過去,日本殖民政府與國民黨政權採取單語政策來同化土著(native),卻 不能完全消滅其認同。後者以母語的維持來作抗議的象徵,比如林獻堂終生不學 日語:戰後,具有叛逆性的學生則故意以不捲舌的(corrupt)方式講所謂的 「國語」。如果說母語是維繫台灣認同的要素,亦不為過。所以,「語言的使用 是自然的」這種說法,只不過反映了統治者的政治支配罷了。
然而,儘管語言可以構成族群(或民族)認同的基礎,但是族群意識不一定 會因此產生,也不能保證族群菁英能作成功的動員,此外,並不是所有的族群都 會追求獨立建國。在台灣,不少菁英避談語言議題,恐怕是擔心各族群會基於民 族自決的原則而要求分離。
同樣的,菁英也惟恐國內的語言多樣化會導致政治衝突,因而思量如何以語 言政策來達成語言單一化的目標我們指出,真正製造衝突的是政策所造成的政治 、經濟社會資源的分配不公,再加上心存不服的被支配族群菁英的操弄。
語言既然反應的是政治現象,則語言問題必須使用政治方式來解決,避談語 言問題,只能延續現有的政治不平等。台灣的族群問題往往投射在語言問題上面 ,因此要化解族群間的齟齬,起碼要解決語言政治的困境。
註釋
1 少數外省菁英傾向於使用「新住民」,而尚未普遍化,所以在本文裏,「本省 人」或「外省人」的使用只是根據約定成俗,並無排他性的意圖,亦無台灣是 中國的一省之涵意。
2 在 l994 年舉行的「第二次台灣人民制憲會議」裏,與會的鶴佬人代表對於自 己的族群名字並無共識。他們對於所謂的河洛人、福佬人、或是閩南人都不滿 意,因為它們或多或少都帶有中國的意涵(許極燉,1988: 頁 22-25),最後 投票同意暫時採用Holo(施正鋒,1995a: 頁 2l0 )。我們在此甘用洪惟仁 (1992:頁 148-51)所建議的鶴佬人,採其音而已。
3 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名譽理字長鍾肇政在台北市客家節(1995.8.4.)所作的 專題演講表達強烈的抗議。請參考施正鋒(1995b; 1992)與各期《客家雜誌》 。
4 外省人的怨言較少公開表達。「第二次台灣人民制憲會議」所修正通過的《台 灣共和國憲法草案》接受族群與原住民組的建議,仿美國在就業上對於弱勢族 群的「正面行動」政策(affirmative action),在族群章(102 條)規定「 少數族群之工作權應予保障」(施正鋒,1995a;頁 2l0 )。
5 在李煥擔任行政院長時(1985),教育部曾提出「語文法」草案,打算禁止在 公開場合使用「方言」,因社會強烈反彈而於兩個月後撤回提案。
6 我們用「被支配」(subordinate)族群,而不用「少數」(minority ) 族群來與「支配」(或「優勢」)(dominant)族群相對應,主要是在漢字裏 ,少數指的是人數多寡,無法表達人數較多的本省族群(85%)相對於外省族 祥(l5%)的情況。
7 如果族群真的要求獨立建國,則菁英面對的將是規範上的問題:民族自決是否 為至高無上的目標?政治或經濟上的整合又如付來看待?這些已超越本文研究 的範圍。
8 在英文文獻裏,我們可以看到不同的用字來代表這個概念,比如多元化( pluralism),或是異質化(heterogeneity)。由於前者的漢文有規範上正面 的含意,後者則有負面的意義,所以我們採用中性的「多樣化」。
9 參見 Shih( 1991: chapter 5 )與附錄一。
l0 「語言政治」不同於「政治語言」(language of politics),後者指的是 政治人物如何運用語言的操弄(雄辯、口才、煽動)或是美麗口號或巧妙 比喻(「三黨不過半,國泰又民安」,「迎接大和解時代,走向大聯合政府」) 來說服選民,以達到影響決策的目的。
11 種族(race)在學理上指的主要是膚色的不同(pigment),尤其黑人與白 人之間的不同。
12 根據Weinstein(1983)的觀察與歸納,語言在五種政治層面有影響:參與、 教育、衝突、建國、以及國際政治。
13 為防止任何歧視的暗示,印度禁用「方言」(vernacular)一詞,鼓勵用「 普通話」(popular language, 或譯「常民語言」)來取代(Deutsch, l975: p.11)。請參考Jespersen(1946)有關「方言」的討論。
14 這時,菁英與群眾之間就有雙語掮客存在的必要。
15 在此,「台灣人」指的就是一般所謂的本省人(含所有原先本土之三個族群) ,而不是指狹義的鶴佬人,也不是廣義「凡是認同台灣,願意為台灣打拚的 人」。
l6 有關共產國家的語言政策,請參考Connor(l984)。
17 不過,根據筆者與原住民、客族意見領袖的交談,發現被支配族群對於什麼 是「自然」,自有其不同於支配族群或多數族群的看法。
18 其中有一部分發起獨立建國運動,並於1990年代初期陸續回國。
19 雙語指的是每個人可以說兩種語言﹐而 duality of language 指的是兩種語 言並存,概念不同。
20 在北歐與東歐,由於族群小而且所居住地方犬牙交錯,每個人至少會說二種 語言。
2l Weinstein(1983: pp.l20-21)列舉了七種可能衝突的來源:(1)新近被動 員的群眾之參與受阻,(2)支配族群緊緊抱著特權不放,(3)硬加參與 的阻礙,(4)菁英的操弄,(5)語言侮辱,(6)強迫歸順,(7)邊界更 異。
22 血緣一詞可涵蓋外觀或肢體上的特色以及種族的不同。
23 當我們使用族群一詞時,並未特別注意到其成員是否有獨立的訴求,但是相 對的,民族一詞則隱含(Connote)這些人有獨立建國的意圖(或已建國), 因此是一個政治名詞。有些族群堅持自己是(或夠格當)民族,間接表示不 滿現有的國界,甚而有分離的意識,而中央政府多不願稱內部所屬族群為民 族。
24 西班牙巴斯克人雖然有強烈的獨立建國欲望,但是,他們在日常生活中,並 不太熱衷使用母語,也不太跟小孩用母語交談(Connor, 1994: p.177)。
25 一般人以是否為猶太教徒來定義猶太人,但是已經不信奉猶太教者仍然自認 為是猶太人。
26 有關國際政治上的實証,請參考Shih(l994)。
27 民進黨主政的縣市雖有推行「母語教育」,但是並未積極推行「雙語教育」 。近年台北市所謂的「雙語教育」,指的是北京話與外語教育。
28 這是宋楚瑜的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