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可以當作白色恐怖時代台灣留學生的故事來看，也可以當作台灣民主化歷史的一部分來看。

「海外台獨運動相關人物」的口述訪談包括三位留日、三位留歐、13位留美，大都出生於三四十年代而且在五六十年代出國，他/她們離開戒嚴統治的台灣，到國外呼吸自由的空氣，是如何組織或參加台灣人社團、乃至走上台獨之路？他/她們幾乎都成了黑名單、有家歸不得…

侯榮邦先生訪問紀錄：

「關子領事件」其實要稱作「事件」是比較誇張。

軍中退伍後，因為有的同學準備出國留學，有的準備創業，有的要準備就業，各奔前途。所以我們有十幾個朋友認為，同窗的友誼就這樣中斷很可惜，要找機會大家聚會一下，才會在1960年5月19日在關子領包下一間旅館，我們在那裏過了一夜，當時一共有43個人參加這個聚會。

在那個時代連要開同學會都要事先申請許可，我們在關子領的聚會卻沒有去申請，而且又有40幾個人參加。…

戴天昭這個人心地善良，但是脾氣不好，人家說的土公仔性，心直口快。在審問陳純真間諜案時，本來也沒有人要傷害他，但是陳純真卻很兇地辯稱：「我也是台灣人，怎麼會去做這種事情…」，接著就桌椅齊飛了。因為這個審問我不在場，我也是後來聽人家說的。戴天昭當時是組織部長，發生這種事情，他認為自己責任很大，他手腳很俐落，他身旁帶有一支水果刀就這樣剌了下去，陳純真看到頸部流血，嚇壞了，當場就承認並寫悔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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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康美女士訪問紀錄：

我是台南市人，1942年出生於台南市民權路，那一條路也就是人家說的「建國獨立街」，因為從頭開始，分別是王幸男、張燦鍙、王育德、林宗正及我的家。我們都住在這一條街，連「台灣民主國」也是從這一條街誕生出來的。

我父親是牙科醫生，他是在日本留學時認識我母親，我的母親與領有庚子賠款獎學金的姐姐從北京到日本讀書。雖然母親是中國人，但我從來沒有「芋仔蕃薯」的感覺，因為我母親一到台灣，就開始學說台灣話，所以我一出生下來的母語就是台灣話。父母有時候會用日本話交談，但我們也都可以約略猜得出他們在說什麼，例如提倒「映畫」，就知道他們今天可能要偷偷跑去看電影，不讓我們跟。

直到中國國民黨撤退來台，有一個舊舊也來到台灣，我母親要我們稱他「大舅」。那時我還不會講北京話，所以和大舊語言不通，後來在學校接受「國語」教育，才瞭解我的母親是「北京人」；但即使如此，我不會感覺到自己有「外省」的血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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