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獨聯盟創盟40週年《傳承與前瞻研討會》

如同大多數的同志，我把我的一生投入推動台灣的建國運動。

1965年，我剛取得美國萊斯大學化工博士，在日本的同志與當時辜寬敏委員長的邀請下，參加台灣青年獨立聯盟。1970年，四個海外獨立運動團體與島內台灣自由聯盟共同組成世界性台灣獨立聯盟，1987年正式改名為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以「外求主權，內爭民主，追求獨立建國，建設台灣成為東方的瑞士」為目標。

作為一個政治門外漢，沒有世俗政治人物的習性，卻也多了一份理工人實事求是的科學訓練。40多年來，這一條政治的不歸路，儘管起伏波折，然而為了這個目標的實踐而生活，一直是我生命的信念，也是我終生的志業。

40年來，台灣社會不斷變遷，台獨聯盟也隨著社會的變遷，不斷調整自己的步伐。從組織同鄉會、救援政治犯、成立人權會、FAPA、創辦台灣公論報、示威遊行、從事國際外交等等；後來轉向島內文宣、發展島內組織、與島內的獨派交流結合；1990年起，更陸續闖關返台。經40年來島內外有志一同的打拼，不僅凝聚了台灣人意識，也為台灣的民主與自由，奠下良好的基礎。包括：釋放政治犯、解除戒嚴令、言論自由、媒體開放、修改刑法一百條、解除黑名單、開放黨禁、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等等，陸續完成各階段的任務。

40年來的努力，以台灣優先的主體意識，已經成為台灣社會的主流價值。作為一個以推動台灣主體意識為職志的政治人物，面對這樣的主流價值，我也在思考，台獨聯盟的目標，不僅要追求主權獨立，台灣社會更需要優質的建國內涵，以及國家可長可久的發展願景。有了優質的國家內涵，包括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經濟發展及競爭力，高水準的人民素質與和諧的社會等等，才能深耕、厚植台灣認同，進一步轉化為更鞏固的「國家認同」。

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間的平衡，一直是推動台獨運動的首要課題。我常提出我們要作一個「有理想的現實主義者」，或是一個「有現實感的理想主義者」。空有理想主義卻沒有務實的手段，會變成幻想主義者；若完全抱持現實主義而無理想，坦白說不值得我們去投入。「理想主義者的訴求」和「務實主義者的手段」，是從事政治運動必須有的態度。

我在美國主持台獨聯盟的時候，大家都說台獨聯盟最為激進，也說我的主張最激進。但是，當我看到韓國的反對運動，以自焚、跳樓自殺、丟汽油彈等手段來反抗獨裁貪污的政權；看到PLO（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為了建國、消滅以色列，從事劫機、汽車炸彈、自殺攻擊等等慘不忍睹的恐怖行動；看到南非的ANC（非洲民族會議），在1990年代為了反抗白人的少數統治及種族隔離政策，黑人放火、暴動、搶劫；白人警察開槍、丟催淚彈、放狗咬人等等情況，我真的覺得，台灣人實在太溫和了。

正因為台灣人的溫和個性，所以推動台獨運動更要符合台灣人的性格。在台灣，激進的主張，激進的手段，往往是改革的絆腳石。「意志力」的展現與「激進的言論」、「激進的行動」，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範疇。

我常年觀察民調的趨勢，雖然不同單位作民調的信度與效度未必一致，但是民調至少比較客觀、科學、有根據。各個單位的民調數字，或許不一，但還是可以觀察到其中相同趨勢。以台灣前途而言，不分藍綠，超過90％的意見是「台灣的前途要由台灣兩千三百多萬人決定」；「台灣是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更有90％的人，回答「是」，差別只在於國名用「台灣」或「中華民國」。所以聯盟的具體主張─「我是台灣人」、「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的前途要由台灣兩千三百多萬人決定」，已經是台灣社會的共識，更是我們最大的資產。

然而現實面，台灣的國際地位則受到國際政治很大的影響，並不是我們主觀願望所能決定的。台灣的國際地位，可能一時還無法解決，特別是兩岸關係，有短期無法解決的「困難」，但我相信也有馬上可以「處理」的問題。所以我認為要「終極解決」台灣國家定位的問題，可能不是短期間可以達成的，因此我們大家不要再用「解決」台灣問題的角度，而是用「處理」台灣問題的角度來思考，使台灣能往有利的方向，繼續發展前進。

十八世紀法國哲學家伏爾泰說過：「我並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是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在美國推動台灣獨立運動時，有些人反對我們的主張，我也常常回答：「雖然我主張台獨，但絕不會強迫你接受」。在現今開放的多元化社會，意見不同是很正常的、不足為奇，重要的是要用什麼態度面對問題，有無能力處理問題。民主可以包容獨立、統一及維持現狀等不同的個人意識形態；但任何個人的意識形態，不能取代民主，凌駕民主之上。任何個人更不應該違背「台灣的前途要由台灣兩千三百多萬人決定」的基本立場。

愛爾蘭過去是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大量向外移民。為了抵抗英國殘酷的殖民統治，以大膽激進的行動爭取獨立。在愛爾蘭有一句古老諺語說：「愛爾蘭的河水是鹹的，因為那是愛爾蘭人的眼淚」，在1987年還被《經濟學人》雜誌稱為歐洲的乞丐呢！當時整個愛爾蘭人的生活非常困苦、政治動亂不安。然而，不到20年的時間，愛爾蘭國民所得接近5萬美元，高居歐盟第二，並號稱是世界的投資天堂。

我仔細探討，發現愛爾蘭的改變最主要來自於思考邏輯的轉變，遇到問題時不是爭論問題、解釋問題、解釋立場（make a point），而是想辦法找出實際具體的解決方案（make a difference）。有句話說：「If you are not part of solution, you will be part of problem.」，如果你不是解決問題的一部分，你就是製造問題的一部分。我希望大家能夠用這個態度來面對問題、思考問題、解決問題。

20幾年前，鄭南榕先生初次到美國訪問時，曾經問過我一個問題，一個非常直接，至今仍令我警惕的問題：「你們推動獨立運動20多年，仍未成功，難道不會覺得很見笑嗎？」事實上，我也曾經多次提出，運動是「目的論」，而非「成長論」的觀念來鼓勵大家。獨立運動沒有真正成功前就是掛零，沒有所謂成功了百分之九十九的說法。當時的我，儘管尚未回台，但是對於台灣社會的快速變遷，卻也抱持著非常樂觀的態度，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可以看到台灣獨立。事過境遷，現在的我，雖然少了當時的樂觀，卻也多了一分執著。我開始認為運動也可以是成長論，堅持追求一百分的理想，但在尚未達到一百之前，我們應該繼續努力一步一步的前進，務實且具體地以「處理」台灣問題的角度，來實踐、形塑台灣國家的優質內涵與發展願景。

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在經過一次艱難的談判後，向記者說：「我們有一條長長的隧道要穿過，但在遙遠的盡頭，我們可以看到一絲亮光。」與各位同志共勉，願我們都是台灣獨立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