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舵手黃昭堂    rdrcntr:3080 2012-08-07
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12-08-16
建國舵手黃昭堂


黃昭堂口述
採訪整理:張炎憲 陳美蓉
出 版: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12/02)

黃昭堂常常說「台獨是我唯一的專業」。

(下文節錄自《建國舵手黃昭堂》,插圖取自台獨聯盟的圖檔資料/林茗顯 2012/08/17)
黃昭堂(1932-2011),出生台南七股,東京大學、昭和大學政治學教授,著作等身,專攻台灣國際法地位,自1960年與王育德等人組台灣青年社、創刊《台灣青年》雜誌後,流亡海外34年,終生投入台獨運動。本書真實紀錄了他及那個世代台灣知識分子,面對國民黨威權統治壓迫,堅持台獨理念與運動的勇氣與智慧,為所有有志於建國的台灣人,留下重要的歷史記憶資料庫。

黃昭堂以「台灣民主國」作為博士論文的研究題目,1970年完成《台灣民主國研究》的博士學位論文,並榮獲東京大學出版會出版,是外國留學生得以在此出版論文的第一人。東京大學的博士學位證書中的國籍欄寫著「中國」,黃昭堂要求校方將國籍改為「台灣」,校方說「如寫台灣,像日本領土,不好」。黃昭堂說,「不然空白不要寫」,校方說,「這樣不合規定!」。最後黃昭堂說,「不行就算了,畢業證書不要算了!」。黃昭堂堅持改寫「台灣」,校方最後召開教授會決定接受他的要求記載「台灣」,為台灣留學生的開路先鋒。黃昭堂為此洋洋自得,自認自己創首例,詳查才知道,東京大學農學部博士廖春榮(也台獨聯盟盟員)在三年前已用「台灣」為國籍取得畢業證書。

黃昭堂從事台獨運動後就與台灣的家族失去聯絡,使他生活陷入困境,一直到在大學任教後,家裡的經濟狀況才好轉。在我的記憶中他幾乎舉債生活,不免連累妻兒,有一次夫人打電話到辦公室說:「家裡沒有米了!」正在忙於工作的他回答說:「請食堂外送,月底還清好了。」1964年陳純真事件被捕時他和律師見面時,第一句話竟然是:「家裡沒錢買米,請先向聯盟同志調錢為我照顧妻兒!」

因《台灣青年》發刊之後,對留學生的影響日益擴散, 加入的留學生數量也日益增多,國民黨政府駐日本大使館及情治單位乃收買盟員,進行蒐集情資的工作。1964年的 陳純真事件就在這種背景下產生。陳純真將中央委員當選名單洩漏給國民黨,國民黨將此消息發送出去。青年會成員經內部檢討之後,知道是陳純真所為,乃逼問陳純真。陳純真雖然說出原委,但在逼問過程中,因誤傷陳純真,造成許世楷、廖春榮、戴天昭、柳文卿、王南雄、宗像隆幸和黃昭堂等七人被起訴。黃昭堂被拘留二十七日。被判有期徒刑一年,但緩刑三年。

1968年3月,柳文卿到日本入管局申請居留時,突然被收押,並決定隔日早上遣送返台。因事出突然,被拘留時又已是下班時間,隔日又選擇尚未上班前遣送,入管局的細膩狡詐作法使得聯盟無法進行法律訴訟,也無法事前準備。

因此在救援心切之下,盟員決定翌日早晨到羽田機場搶救 柳文卿。黃昭堂、侯榮邦、林啟旭、戴天昭、郭嘉熙、張國 興、吳進義、高齊榮、傅金泉、宗像隆幸等十人,跳入停機坪,欲以肉搏方式搶回柳文卿。在眾多警察圍堵驅離之下,他們十人當然無法抵擋得住訓練有素的警察,柳文卿終於被送走,而搶救的盟員也因「妨害公務、妨害營業、妨害航空法」而被起訴。黃昭堂再次被扣押,進入拘留所,也在獄中時寄出博士論文,終獲無罪釋放。

黃昭堂台獨運動的人生留下的事蹟不勝枚舉,較為人所知的是為抗議美國與日本支援蔣介石政權於1966年7月5日起在京都國際會館附近展開為期三天的絕食抗議。美國首席代表為國務卿魯斯克,日方首席代表為外務大臣椎名悅三郎。參與絕食抗議者為黃昭堂等七人。其次為1967年抗議聯盟中央委員張榮魁與林啟旭遣返事件,黃昭堂等七個同志在品川入國管理局對面展開為期七天的絕食抗議。在台灣則有立委蔡同榮為催生公投法發動的「公投絕食」有絕食11天的經驗。

他特別將「nationalism」稱為「那想那利斯文」,還開玩笑說:「用台語念就是『那想』(越想)『那利』 (越有理)『斯文』(人也會越斯文)」。黃昭堂對廖文毅、史明、王育德等人的台灣民族主義論,都提出他個人的主張和見解,其中有相同之處,亦有相異之處。他自認為是個「那想那利斯文之徒」。曾說希望死後,在墓碑上刻上「台灣那想那利斯文之徒黃昭堂」。

宗像隆幸:黃昭堂‧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於去世約一個月前的2011年10月12日出席聯盟日本本部的會議時強調「台灣獨立建國是我們五十年來不變的目的,必定要使它實現。」。

張炎憲:記得11月2日,他(黃昭堂主席)請我們到清水日本料理店吃晚餐,同時交出他已修正過的訪問紀錄。當時我向他說想繼續訪問1992年之後的部分,他爽快答應了,我還以為我聽錯了,因為過去有一段時間,我常逼著他要趕快修正訪問記錄,並繼續訪問。他都笑著說慢慢來,還說先做到1992年,返台之後的部分以後再說。2011年11月17日黃昭堂主席去世。




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典範──黃昭堂

文/張炎憲

   一、變動年代的台灣青年

  黃昭堂,出生於1932年,是在日本統治的年代。家住台 南州北門郡七股庄下山仔藔,是瀕海的漁村。父親從事魚 塭的工作,他從小在鄉村長大,養成素樸、耐苦、勤勞的個 性。在日本時代,進入公學校就讀,奠下日文基礎。戰爭時 期經歷過美軍轟炸台灣、走空襲的驚惶,日本戰敗後體認 到台灣人到底是戰勝還是戰敗的矛盾,並親眼見到日本人 一夜之間淪為戰敗國的淒涼。這些親身經驗影響了他日後 思想的形成。

  戰後,19 4 6年2月考入台南一中。在學中發生2 2 8大屠殺,有軍警來到家裡欲抓走父親,但因父親不在,黃昭堂成 為代罪羔羊,受到粗暴盤問,最後父親送出紅包,才獲得解 決。228成為他生命中深刻的印記。

  就讀台南一中六年期間,學校訓導處灌輸反攻大陸的思想,老師要求黃昭堂加入國民黨,並要學生下課後,到市 街上向市民宣傳反攻大陸、解救同胞的政策。但他始終沒有 加入國民黨。這六年期間,他感受到台灣人、日本人與中國 人的文化差異性,開始思索台灣人的成分到底是什麼。加上 父親的早逝,讓他的內心沉潛,進入小提琴音樂的世界。

  就讀台灣大學經濟系三年級時,適逢省議員改選,黃 昭堂將佳里的房子借給無黨無派的郭秋煌當作競選總部, 並返鄉助選,這是他首次參與選舉,表達他對台灣政治的 熱情,以及反對國民黨、支持無黨無派的態度。

  在大學時,黃昭堂認識了歷史系的吳新雄。吳新雄常 對他提起「台灣前途是要獨立?還是要託管?」所以他早就 知道廖文毅在日本從事台灣獨立運動,也知道聯合國託管 論的問題。大四時(1956年),廖文毅在日本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吳新雄曾將此消息與他討論,因此促使他想去日本與廖文毅接觸,談論台灣前途的動機。在畢業前一天,他在新公園(二二八和平公園)博物館前,向女友謝蓮治說明要去日本從事台獨運動的想法,女友並未反對。服完兵役之後,1958年6月與謝蓮治結婚,12月就一起到日本留學,不久即加入台獨運動,黃夫人也無怨無悔,一輩子支持他 作台獨運動。

  在政權變動的年代,總是外來統治者決定台灣的歸 屬,台灣人的處境堪稱無奈又無助,只能任由宰割,縱使有反抗者如228,最終仍然無法改變台灣人的命運,只好默默接受被人屠殺的慘痛事實。生在這個時代的台灣青年,歷經政權變動的創痛,自然思考到台灣未來前途,以及台灣 人該如何作為的問題。因此建立自己的國家,擺脫中國的束 縛和國民黨政權的統治,成為台灣人的追求。黃昭堂就是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中成長,而走向建國之路。

二、台灣獨立運動的開拓者

  228大屠殺之後,廖文毅在中國上海組成「台灣再解放聯盟」,後到香港,提出「聯合國託管,台灣人公投決定前途」的呼籲,並向聯合國提出請願書。1950年結合在日本的 台獨派人士,成立「台灣民主獨立黨」,正式對外宣告台灣獨立建國的主張。1956年組織「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在海外形成一股勢力,影響海外留學生,打擊國民黨政權統治的威信。因此國民黨派線民潛入組織,進行分化與打擊的任務,並派人遊說、瓦解臨時政府的陣營。黃昭堂去日本時,正逢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內部分立與成立統一戰線, 吸收留學生,組織再造的時期。

  黃昭堂到日本後,旋即與南一中的老師王育德聯絡,並立刻面對要加入臨時政府或獨自成軍的考慮。後來決定另行成立組織,所以在1960年2月,王育德、蔡季霖、黃永純、 傅金泉、廖春榮和黃昭堂等六人成立「台灣青年社」,並發 行機關刊物《台灣青年》。這六個人是「台灣青年社」創始會員,也是台灣留學生新世代接續台灣獨立運動的開端, 雖然追求獨立的目標與臨時政府一樣,但組織、運作與行動方式則大不相同。

  這六位結盟出發的人士,有的已去世如王育德(1985年);有的中途脫離之後再復出;有的離開之後就不再回來。其中只有黃昭堂一人自始至終都在台獨陣營裡,從沒有退縮過,永遠都站在第一線,往前邁進,不愧是台灣獨立聯盟的核心人物與重要領導者。

三、台灣獨立運動的守護者

  1960年「台灣青年社」成立之後,留學生受到感動,加入青年社的盟員陸續增加,如許世楷、王義郎、王天德、周英明、金美齡、蘇仁泰、方仁惠、戴天昭、侯榮邦、林啟旭、柳文卿、張國興、張榮魁等人。人員增加,組織隨即擴充,1963年「台灣青年社」改為「台灣青年會」,黃昭堂出任委員長。

  因《台灣青年》發刊之後,對留學生的影響日益擴散, 加入的留學生數量也日益增多,國民黨政府駐日本大使館及情治單位乃收買盟員,進行蒐集情資的工作。1964年的 陳純真事件就在這種背景下產生。陳純真將中央委員當選名單洩漏給國民黨,國民黨將此消息發送出去。青年會成員經內部檢討之後,知道是陳純真所為,乃逼問陳純真。陳純真雖然說出原委,但在逼問過程中,因誤傷陳純真,造成許世楷、廖春榮、戴天昭、柳文卿、王南雄、宗像隆幸和黃昭堂等七人被起訴。黃昭堂被拘留二十七日。被判有期徒刑一年,但緩刑三年。

  1966年7月美國國務卿Dean Rusk來日本參加美日會談 時,黃昭堂與侯榮邦、廖春榮、戴天昭、許世楷、張榮魁、宗 像隆幸等七人在京都國際會館前舉行絕食,抗議美國支持 獨裁者蔣政權。這是他第一次絕食。

  陳純真事件之後,國民黨乃改變策略,進而與日本會商,要求日方遣送獨盟人士返台。1967年張榮魁、林啟旭兩人到日本入國管理局(簡稱入管局)申請居留時,被入管局扣留,聯盟得知消息後,一方面聘請律師,要求東京地方法院「中止收容」;一方面聯絡張榮魁、林啟旭在獄中絕食,獄外則由盟員侯榮邦、吳進義、戴天昭、傅金泉、王天德、戴宏 逵、郭嘉熙、劉維彬、高嘉弘及黃昭堂等進行絕食,這是他第二次絕食。第三次是回到台灣之後,1999年在立法院前絕食,要求公投立法。

1968年3月,柳文卿到日本入管局申請居留時,突然被收押,並決定隔日早上遣送返台。因事出突然,被拘留時又已是下班時間,隔日又選擇尚未上班前遣送,入管局的細膩狡詐作法使得聯盟無法進行法律訴訟,也無法事前準備。

  因此在救援心切之下,盟員決定翌日早晨到羽田機場搶救 柳文卿。黃昭堂、侯榮邦、林啟旭、戴天昭、郭嘉熙、張國 興、吳進義、高齊榮、傅金泉、宗像隆幸等十人,跳入停機坪,欲以肉搏方式搶回柳文卿。在眾多警察圍堵驅離之下,他們十人當然無法抵擋得住訓練有素的警察,柳文卿終於被送走,而搶救的盟員也因「妨害公務、妨害營業、妨害航空法」而被起訴。黃昭堂再次被扣押,進入拘留所,也在獄中時寄出博士論文,終獲無罪釋放。

  除守護盟員外,黃昭堂在日本期間,對台灣獨立聯盟扮演推手的角色,參與示威遊行,救援台灣政治受難者,幫助島內人士如彭明敏脫離台灣,向支持者募款,與日本政界、文化界、媒體友人往來,遊說其支持台灣獨立,更與來日訪問的台灣人士見面,討論台灣局勢。 他在委員長任內,擔任緩衝協調和領導的角色,沒有擔任委員長時,仍然一 樣也負起對內對外的工作。他的存在就像一顆磁鐵一樣,容納箍住盟員的向心力,並結合外在力量,守護著聯盟的理念與追求。

四、台灣民族主義的論述者

  黃昭堂初到日本時,與王育德等同志之間常討論台灣 問題,也因意見不同而起爭議,為深入了解台灣而投入台灣史與台灣國際地位的研究。

  他撰寫《台灣民主國の研究》是在探討台灣民主國的 本質,是否就是台灣獨立建國。經由研究之後,他認為台灣 民主國不是台灣民眾組成的國家,既不民主,也無現代國家之實,只是清國官員與台灣仕紳為了不願割台而做出的權宜之計,自然無法阻擋日本帝國領有台灣。他這種觀點有糾正廖文毅「台灣民主國」是史上第二次獨立建國的說法,但其目的並非是針對廖文毅說法而來,而是要探討台灣人獨立建國的源起與發展。他認為228是戰後台灣獨立運動的源頭,經過228大屠殺洗禮之後,台灣人覺悟到非當家做 主,建立自己的國家,無法改變被強國侵略、欺侮的命運。

  這應是19 65年以後台灣青年會及後來的台灣青年獨立聯盟、世界台灣獨立聯盟,於每年228,隆重舉行街頭遊行或 室內紀念會的原因。

  除此之外,黃昭堂強調台灣民族主義(nationalism)的重要性。1974年,他首次到美國訪問,接觸到留美的台灣學生,而修正早先台灣人的觀點,認為凡是認同台灣,以台灣做為祖國的,都是台灣人。台灣民族主義的台灣人成分的擴充,以及認同的界定,使得台灣民族主義有新的內涵,新的時代意義。因此他特別將「nationalism」稱為「那想那利斯文」,還開玩笑說:「用台語念就是『那想』(越想)『那利』 (越有理)『斯文』(人也會越斯文)」。

  依據1951年舊金山和約的規定,日本放棄台灣、澎湖,但沒規定放棄給誰,因此台灣地位未定,應由台灣人民自己決定前途。又因統治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一直與中華人 民共和國政府之間,存在著「一個中國」、「誰代表中國」的問題,使得台灣在國際上的地位常受這兩個政權的誤導與欺矇。尤其自1971年蔣介石代表被聯合國趕出之後,不只國民黨政府自己呈現危機,更帶給台灣無窮禍害。這些問 題都在中華民國與他國斷交、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他國建交時呈現出來。因此,黃昭堂與彭明敏撰寫《台灣の法的地位》,探討世界各國對台灣地位的看法,以此說明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國家,除極少數幾個國家之外,都未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個實質研究有助國人認識台灣在國際地位上的處境,以及國共兩黨欺騙台灣人的事實。

  黃昭堂對廖文毅、史明、王育德等人的台灣民族主義論,都提出他個人的主張和見解,其中有相同之處,亦有相異之處。他自認為是個「那想那利斯文之徒」。曾說希望死後,在墓碑上刻上「台灣那想那利斯文之徒黃昭堂」。他深 知台灣民族主義是台灣人意識的結合和呈現,也是凝聚人心,激發建國熱情的動力。

  五、內外折衝的人格者

  以個人之力參與運動,只要有勇氣、熱情和決心,即可 完成赴湯蹈火在所不辭的壯志。但要聚集眾人、群策群力,共同建立事業,則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尤其是獨立建國這 種大事業,內有同志整合的問題,外有獨裁者的迫害,更是艱難萬倍。

  台灣獨立聯盟為了對抗獨裁政權,採取秘密組織的方 式,以防國民黨特務的滲透破壞,竊取情資。組織要嚴密,同志之間必需要有相當的信任,領導者更要以身作則,有同志愛,又能守住秘密獲同志的信任,如此組織才能持續 發展壯大。

  黃昭堂就是具備這樣人格特質的人物。常常聽人說 話,但自己話語不多;接觸層面多,但不傳話,也不漏口風;心懷同志愛,常照顧盟員與朋友,但不居功,不要人回報; 理解人際關係的複雜多變,卻常以幽默話語化解尷尬,減少不必要的摩擦。他這種人格特質愈經歷時間的檢驗,愈 獲得同志的愛戴與信任,因此成為日本台獨聯盟長青樹、象 徵性的人物。

  他的人格特質與對理念的堅持不只凝聚了內部盟員對組織的向心力,更獲得外界的信任,所以長期能獲得台僑 的捐款支助,日本政界、文化界、學術界的支持,使得台灣人獨立建國的主張,能夠繼續發聲。

  1960年代中期之後,台灣學生到美國留學的人數越來 越多,已成為海外台獨運動的大本營。當1970年美國、加拿 大、日本、歐洲、台灣等獨立組織欲組成世界台灣獨立聯盟(WUFI)時,黃昭堂認為WUFI應該設在美國,由美國本部負責。因為美國是影響台灣最重要的國家,也是舉足輕重 的世界強權,留美台灣學生從事台獨運動者又多,是今後發展的重要據點。觀諸台獨運動日後發展,證明了他的見解正確、深遠。

  他對台灣國內局勢發展,不只關注分析,更與島內民主 鬥士來往,相互支援推動台灣政治的變革。1992年他回到台 灣之後,以他平易近人、親切幽默、溫馨寬厚的態度,廣結 社會各階層人士。他的人氣旺盛,甚至李登輝也視他為少 數的知交。他常說「成功不必在我」,當然台灣要建國不能 只靠台獨聯盟的力量,但身為台獨聯盟的領導者卻能說出 這種話,足見他心胸的廣闊,以及不居功的個性。

六、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典範

  黃昭堂常常說「台獨是我唯一的專業」。

  一個人要選擇任何行業都有可能,唯獨台獨這一行 業,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可以選擇,縱使有機會也不是每 個人願意選擇。因為在戒嚴的年代,選擇推翻中華民國政 府,打倒蔣介石獨裁政權,建立台灣國做為自己的事業,不 只會惹禍上身,禍及家人朋友,甚至會被逮捕而有生命的 危險。但他到日本留學後,不久即創立「台灣青年社」,從此沒有離開過台獨陣營,終其一生都在為台灣建國而努。因此他以台獨專業自許,實在是實至名歸,充滿著驕傲與光榮感。

以台獨做為專業,對現實生活不僅沒有幫助,有時還 會面臨斷炊的苦境。黃昭堂因陳純真事件被拘留,和律師 見面時第一句話竟是:「家裡沒錢買米,請先向聯盟朋友調 錢為我照顧妻兒。」他也說過為了減少開銷,常常是一個人 參加台灣人的聚會,牽手只能待在家裡。居留日本三十四年 期間,他未曾置產,縱使在1976年任教昭和大學,生活改善 之後,仍然租房子度日,將薪水收入用於台獨活動。雖然過 這樣的生活,黃夫人都沒有怨言,還繼續支持他走下去。

1962年黃昭堂被吊銷中華民國護照之後,他不曾申請 過日本國籍,都以無國籍、特別居留方式在日本居留,而且 被禁止出國,直到1972年日本與中華民國斷交之後,才解除 禁令。

  黃昭堂就是這樣渡過在日本的三十四年,但他不曾有 過怨言,還說從事台獨運動是種幸福,除此以外別無所求, 這是他對待生命的浪漫方式。

  世人常說:「創業不易,守成更難」。對黃昭堂而言, 他在獨裁統治的年代,憑著理想與熱情,義無反顧投入台 獨運動,創立「台灣青年社」,繼廖文毅之後,撐起台灣人 建國的旗幟、勇往直前。一生不畏強權、不怕恐嚇、不顧詆 毀,不曾背離台灣建國的理想,只要有助於台獨運動的發 展,他都可以接納包容。如此胸襟與氣度感動了無數的人 投入台灣建國運動,使台灣國家意識逐漸擴散壯大,成為 建國的動力。

  台灣獨立建國是黃昭堂一生的追求,也是他生命的寫 照。他的理想、堅持與行動是台灣人的典範,他一生的經歷 是台灣人共同的資產,將繼續激勵台灣人的豪情與壯志、 建立自己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