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獨聯盟的故事    rdrcntr:2474 2014-08-04 台獨聯盟／2014-08-04 台獨聯盟的故事 「台獨聯盟的故事」，節錄自台獨聯盟總本部前主席張燦鍙的《八千哩路自由長征–海外台灣獨立 運動二十個小故事》以及《建國舵手黃昭堂》 故事描述台獨聯盟與美國、日本的接觸。詳細內容，請參閱： 陳純真間諜事件 《建國舵手黃昭堂》 ） 闖關前、闖關後、智 鬥　FBI ／林茗顯編集 2014/07/01 1980-90年代，在美國各地的台灣人團體對美國國會議員的遊說（lobby）工作，相當有成果。雖然 以FAPA、同鄉會、人權會、教授協會、醫師會等團體為代表，以人權、民主、自決理念，進行遊說 （lobby）工作，這些台灣人團都不支中國國民黨、也不是以台灣獨立建國為宗旨。國民進黨另外 成立台灣同鄉聯誼會，和台灣同鄉會對抗。台獨聯盟的盟員各自參與不同性質的台灣人團体，通常 不以台獨聯盟的名義舉辦活動。不過，公開支持台灣人訴求的美國國會議員，是少數，比方，參議 員甘迺迪（Edward Kennedy）、眾議員索拉茲（Stephen　Solarz）、參議員裴爾（Claiborne Pell）及眾議員李奇（James Leach）。裴爾（Claiborne Pell）是公然支持台灣獨立的參議員。 在蔣政權時代，美國的行政部門支持台灣蔣家當權者，不接觸台灣人團體，尤其在聯中制蘇聯的政 策下，不接觸反對蔣家政權的台灣人團体。在聯中制蘇聯的考量下，美國的國務院和日本的外務省 ，有不少親中派，不可能支持台灣人的獨立建國。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斷絕與中華民國 的關係，制定台灣關係與台灣人民維持關係，即使在2000年代以後，美國的行政部門仍然不接觸台 灣人團體，不像對Tibet，美國總統公開在白宮與達賴喇嘛見面。美國的中國政策會調整，對「台 灣地位未定」沒有改變過。 不過，不只美國政府注意台灣獨立連動（Taiwan Independence Movement，通常簡稱TI）， 蘇聯到現在一直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蘇聯也想了解台灣獨立連動。 在1980-90年代的一些海外台灣人團体的負責人，幾乎都是台獨聯盟的盟員，因為台灣的蔣政權的 戒嚴恐怖統治，使許多台灣人怕碰政治，有些熱心的海外台灣同鄉只願幫忙，不願當團體的幹部， 更不用說擔任負責人。在這歷史背景下，國民黨就宣傳這些台灣的組織為台獨聯盟的外圍組織。 台獨聯盟遷回台灣後，以「台灣安保協會」舉辦台灣安全問題的研討會，邀請美國離職後的政府官 員以及日本的退休將領參與研討會。日本曾多次邀請黃昭堂、張燦鍙等台獨聯盟的幹部參觀日本自 衛隊的演習，反而不敢邀請國民黨政府的官員，可能因為日本不承認「中華民國」，黃昭堂與日本 的政、軍、學三方都有相識朋友。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盟旗 黃昭堂與與特務接觸的經驗 （下文節錄自《建國舵手黃昭堂》頁174-177 陳純真間諜事件 ） 台灣青年會（1964年陳純真事件後）辦公室搬到新宿區富久町三十三番地萬年大樓後，警察就不時 來訪，他們稱呼我們「せんせい」（老師），一次來問說：「蘇聯大使館是否有來接觸，你們說些 什麼？」我回說「沒有，他們什麼時候來過，我們不知道」原來外事課警察有跟蹤蘇聯大使館的特 務，我們將《台灣青年》寄給各大使館包括蘇聯大使館，蘇聯對反國民黨的我們有興趣，所以派特 務－－蘇聯通商代表處官員Umansky來找我們，結果他跑錯地方，跑到台灣青年會辦公室三樓的 「xx時報社」所以雖然來過但沒遇到，等於進出台灣青年會辦公室大樓一次，因此日警以為蘇聯特 務來拜訪過我們。不久，Umansky又來找我們，剛好我在辦公室，來問一些台灣的情況，才知他的 身份，日本警察不久也來問，我都據實以告。 蘇聯雖不是友好國家也不是敵人，所以據實以告，之後只要和Umansky約會，都約在像公共食堂的 公共場所且不入包廂，不讓日警有以為我和共產國家勾結，或我與他們闢室密談的誤會，且各付一次帳為原則，以免被誤會我受招待，以維持我們的清白，對此蘇聯特務也都有自知之明，所以對這樣的安排我們有默契，但不明說。一天，Umansky說要回蘇聯，並介紹繼任者給我，我一心要讓蘇聯也能了解台獨運動，所以維持著和他們的關係。一天這位繼任者（名字忘記了）說我的談話有內容，邀我寫稿登在莫斯科權威的國際關係雜誌，我很樂意，遂努力寫一篇論文交稿，過一陣子問他論文到底何時刊登，他才回答說因為論文太好已轉交給蘇聯高層做政策參考，還說要給我一筆稿費，我拒絕他並說：「我絕不做蘇聯特務的耳目、絕不替特務打報告」，自此不再和蘇聯特務往來，那時約1969-1970年間。 （《建國舵手黃昭堂》頁243） 1974年11月，在華盛頓時，世台會朋友，希望我向美國官員詳細說明台獨理論，安排我見國務院中華民國科科長Burton Levin及白宮國安部門的Richar Solomon。 我初見Levin時，他正將腳放在桌上，沒有禮貌的態度讓我很不悅，這是日本社會不可能發生的事 ，我對他說：「我代表八百萬台灣人來，抗議上海公報內容不恰當，台灣海峽兩岸中國人主一個中國的說法是錯誤，未尊重台灣人意向」等等。他質問我說：「你代表八百萬台灣人？以前有省議會議長帶各縣市議長來D.C.抗議要求『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應以中華民國為正統』」「他們是議會代表，你是否民選出來的，如何代表八百萬人？」。至此兩人的談話開始帶火葯味，我說：「台灣選舉不公正，國民黨用警察施壓、用金錢用買票，甚至開票時還用停電、換票箱等舞弊作法強奪選票選上議員、議長，因此他們沒有民意基礎」。他又問我：「你如何代表台灣人民？」，我大腔膽地回答說「我相信八百萬人都希望獨立」。他又問我：「投票是公開或秘密投票，我說「秘密投票」。他又說：「既是秘密投票，這樣就不是壓迫」。最後竟問我：「是否與蘇聯來往？」，我聽了嚇一跳，心想我在日本的活動，美國怎麼知道，至此深感美日情報關係密切。 在國務院面談談結束後，轉至白宮求見Richard Solomon時，沒想到在電話中Solomon說：「你在國 務院和Levin的談話，我已了解，不必再面談」，說起來他們的作風有失禮數，但也讓我再見識一 次美國情報系統的厲害。（頁243） 黃昭堂被跟蹤 1967年11月，某一天，我把《台灣青年》放在包袱中包成一包，送至王育德家後，要去轉搭電車時，因為一時心不在焉而迷路走入死巷，回頭一看竟發現有人在後尾隨，初以為是當地住民，但他又跟著我走出死巷，我開始覺得怪，遂轉停至水果店，而他也跟著停；又走到郵局從落地大玻璃窗看，見他仍如影隨行；我買票進電車，他也買票；心想如果他跟進我就退出，結果我退回月台他也退在月台，於是我直接趨前問他身份，「是國民黨特務？還是日本警察？」他都不回答，我一生氣就要他一起上警察局，他也說好，但這人一到警察局臉色發青，最後承認自己是警視廳幹員。我知他是警視廳幹員反而放心地向警察說沒關係，能抓到警察，心情好極了！ 我和NewsWeek東京支局長Bernard Krisher在1968年曾為安排讓郭雨新去美國國會演講台獨運動的 事而接觸過。另一次是為別的事去找Bernard Krisher時，又發現有人跟蹤。先是坐車到銀座時遇 到一位對我笑的警察，心想自己是否被跟蹤，遂決定坐電梯捉弄他，我是最後一個進入電梯的，先坐到十樓，然後走到八、九樓再換另一部電梯下樓，再換出口轉至另一家百貨公司出來，沒想到就在我自鳴得意、結束和News Week東京支局長的會談出來後，最初遇到的那個人竟出現在News Week東京支局門口對我笑，原來跟蹤我的不只一人，我根本沒有擺脫成功！其實，平常我不違法，所以不太注意這些事，否則生活緊張，日子難過。關於被特務跟蹤，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這兩件事！ 下文節錄自台獨聯盟總本部前主席張燦鍙的《八千哩路自由長征–海外台灣獨立運動二十個小故事 》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遷回台灣之前，1987年10月14日張燦鍙應美國務院邀請演講「台灣獨立」。 闖關前、闖關後、智鬥　FBI 闖關前、闖關後、智鬥　FBI （下文節錄自《八千哩路自由長征–海外台灣獨立運動二十個小故事》 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Senator Pell就在張燦鍙被關的時候來到台灣訪問。 Pell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曾因服役於美國海軍，對日作戰計劃中準備登陸台灣，因此對於台灣有深度的了解，我與聯盟成員一直都與他密切聯繫，他對聯盟所極力推動台灣的民主、自由、人權與自決權的努力都非常支持。 Senator Pell來台後他到總統府拜訪李登輝總統，要求李登輝將我等四名盟員（張燦鍙 、王康陸 、郭倍宏、李應元，geoingail-c）釋放出來，或最起碼予以交保，當場李登輝沒有回應，但他認 為李登輝可能會准，出來後安慰我太太丁蘭表示情勢很樂觀。結果由於刑法100修改，郭倍宏、王 康陸、李應元等三人免訴被釋放出來，只留我一個人在看守所，而且一審還判了我十年刑期。Pell感到十分失望，所以他向丁蘭保證，他會持續努力，直到我獲得釋放那天為止。 （編者附記： 2004年7月陳唐山訪美，曾晤錢尼，並特地前往羅德島拜會前參議員斐爾，致贈「外交睦誼獎章」 。 〔王平宇，自由時報7/2〕上月陳唐山上任以來首度以外長身分出訪美國與歐洲，在美期間，出席 美國企業研究所(AEI)舉行的年度「世界論壇會議」，陪同陳唐山出席會議的外交部北美司長秦日 新7/1日證實，陳唐山此行的確與美國副總統錢尼會面，同時在美期間也廣泛與美方學者政要接觸 。此外，由於美國總統大選將屆，陳唐山此行也與民主、共和兩競選陣營的人士有所接觸。陳唐山在美也造訪波士頓、紐約等地，並特地前往羅德島州新港市拜會美國前聯邦參議員斐爾 (ClaibornePell)，致贈斐爾「外交睦誼獎章」，以表彰他對台美關係的貢獻。陳唐山與斐爾是多 年舊識(斐爾任參議員時，公開支持台灣獨立)，斐爾近來罹患巴金森氏症。） 當時，台灣正積極向美國交涉F16戰機採購事宜，並獲得布希總統的同意，準備把這項軍購案送請 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同意，Senator Pell辦公室適時對外放出消息表示，如果能把張燦鍙釋放， 軍購案會比較容易過關。1992年9月，友人到獄中探監並告訴我這個消息。朋友向我道賀說：「你 一定可以出去了。」果真沒多久，我於10月24日再出庭時，在陳菊的出面作保下，法官當庭裁定將我釋放，隔天許多媒體都以「台灣最後一個政治犯」的標題報導此一事件。 事後回想起來，國民黨拿張燦鍙來換軍購案，我人雖在黑牢裡，但對台灣國防也許是有貢獻的。 我的FBI檔案 我在美國從事台灣獨立的政治活動，自知必然已成為FBI（聯邦調查局）的調查對象。 80年左右，美國國會通過了一個「資訊公開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由於對自己到底有多少檔案在FBI，我感到相當好奇，於是我就委託律師寫了一個申請函給法務部，要求查看自己的資料，沒想到法務部以「涉及國家安全」的理由，將申請駁回。 我的律師隨即又寫了封存證信函給法務部。警告法務部如膽敢再拒絕提供，將控告法務部違反「資訊公開法」，這下子法務部也顧不得美國的國家安全，馬上把資料寄來了。 記得在當時，有關我的檔案就有200多頁，但其中有三分之二左右的內容被以「國家安全」的理由 塗掉。我好奇的翻看那些「倖存」的資料，發現FBI經常派員跟蹤我，或者到處打探我的消息。 裡面紀載了對我所住公寓樓下住戶的訪談，其中一段寫到住戶反映「樓上腳步聲走來走去，每天都很吵」「馬桶沖水沖個不停」「浴室經常都有人洗澡」；我看了不禁歉然，因為我的朋友很多，每天進進出出，馬桶也因此沖個不停，只是因此而無意間吵到了樓下鄰居。 我是炸彈客？ 當時美國常發生與台灣人有關的爆炸案，只要一發生爆炸案，FBI人員都會來找我，問我有何消息 或線索，我自然是據實回答「不知！」。 但是，FBI接著就質疑，為什麼我們的刊物會印有「炸藥入門」，教人如何製造炸彈，甚至還印有 「台灣人民獨立自救手冊」，而我又是專門教化工的，應該知道如何製造炸彈，誣賴我不可能不知情。 我就反駁說，當初美國到處掀起反越戰浪潮時，學生們到處散佈有炸彈製作圖，這些資料在美國的書店都有專書在賣，我們只是從上面抄過來而已，既然美國政府准許這些資料可以公開販賣，為什麼我們就不能公開刊載呢？其次，我提醒FBI人員說，要做炸彈不一定要讀化工才會，只是有沒有決心的問題罷了。 有一次，FBI幹員約見時跟我提起，在華盛頓台灣政府駐外代表處辦公處附近發現有一顆炸彈沒爆 炸，問我知不知是誰幹的？我反問他，那顆炸彈與我們印的炸彈有什麼不同。他表示，那顆比較精密。這令我感到啼笑皆非，既然炸彈大不相同，FBI偏偏要來找我，目的顯然不是很單純了。 因此，FBI有時也會詢及我們示威遊行、民眾大會、世界台灣同鄉會年會、夏令營等集會的人數有 多少？有哪些人參加？談論了哪些話題等等。公開打探也就算了，FBI也經常對我進行暗中跟蹤， 我從FBI取得我的個人資料顯示，FBI甚至還拍了一封電報到日本，要求日本方面的幹員在我到東京時繼續其監視任務。我想，這主要是因為我常常都會與世界各國外交官及流亡團體聯絡。 與蘇俄間諜密會 有一回，我曾經與蔡同榮討論到中共與蘇聯的關係正在變化的情形，覺得我們有需要開始與蘇聯發展關係。於是我們就付諸行動，與蘇聯方面接觸。由於蘇聯的情報人員都以記者身份為掩護，我們透過友人的介紹，與蘇聯的兩位駐聯合國「記者」搭上線。 經過初步接觸後，蘇聯「記者」表示對台灣人的想法與聯盟的活動都很關心及好奇，也很想進一步了解。於是，我們決定宴請對方，並準備一些基本資料，屆時大家討論一下，看看以後在哪些事務彼此可以配合得上的。雙方就約在紐約市42街的Roosevelt Hotel（羅斯福大飯店）的大廳見面。 然而，當天對方來時臉色都極為難看，我好意邀請他們進飯店餐廳用餐，但是他倆表示身體不適，沒辦法用餐，莫名其妙之餘，我只有把資料交給他們，他們就隨即離開了。 當然，我就和蔡同榮兩人飯也沒吃，跟著也就走出飯店開車離去。但是在中途時，我把車泊在路旁買包香煙，看到一輛似曾相識的汽車由後方超車。我心裡不禁一顫地暗自嘀咕，這輛車不是剛才才在飯店前看過嗎？怎麼開了一段路以後，又看到它呢？ 回座後，我向蔡同榮表示，有人在跟蹤我們。我認為，在車中的FBI人員本來是在跟蹤那兩位蘇聯 「記者」的，但他們走後，就轉移目標來盯我們。 還好，一直以來聯盟都持續提供初步的情報人員訓練，我有上過「跟蹤、反跟縱」課程，這時剛好派上用場。我開始開著車子在市區中漫無目的的亂繞，結果這輛車也跟著我到處亂跑，這下足以確認─我們真的被跟蹤了！ 跟FBI尬車 我們開始思索如何把FBI車子甩掉。我向蔡同榮說，我認為美國人很沒有耐性，所以我們乾脆就去 中國城的華人餐廳吃個飯、聊個天再說，說不定他們耐不住，就自行離去了。但是，我們在餐廳內耗了一個多小時，出來後，FBI的車子竟然還在餐廳附近等我們。 為了把後面的FBI甩掉，我索性將車子朝著單行道反方向行駛，沒想到後方的車子還是緊追不捨， 這時我才發覺，後方跟蹤我們的不只是一輛車在跟監，而是三輛意圖包夾我，最後我只好衝上高速公路，他們也跟著我衝上來。 眼看是甩不掉對方，而且我的車也快要沒油了。下了高速公路，我們看到前方十字路口左側剛好有個加油站，「刷！」地一聲，我的車子已駛入站內加油，我向來時路回望，看見後面原本疾追的車子則是好整以暇的停在馬路對面等我。 加滿油之後，我就在加油站內等著，並沒有馬上驅車離開，就在車上盯著鬼魅似的FBI車輛以及路 口的交通號誌，時間一秒一秒的流失，我聽得到自己的心砰！砰！地跳…… 就在我這方向的交通號誌轉成紅燈的霎那間，我把油門踩到底，車子轟隆隆如脫弦之箭般筆直飛了出去，由於加油站是在路邊的左側，我的車子快速而輕易的駛入左側馬路。而此時正在加油站右側後方的跟蹤車輛，雖然也緊急跟上並要左轉，但因紅燈剛亮後，原本等在十字路口的左右兩方車輛，卻因綠燈亮起，已如猛虎出閘般的一輛接一輛穿流不息地將馬路橫阻，此時即使FBI的車子想要馬上違規闖紅燈左轉，也是不可能了。 掌握這暫時脫離FBI跟監視線的稍縱即逝機會，我馬上把車子再度左轉，切入一條位於加油站後方 的小巷內，絕塵而去。此時，我與蔡同榮都不禁吁了一口氣，我們終於成功甩掉了FBI了。 不過，我們也自知，由於我們曾經上下車，FBI人員已經可以確認我們是誰，更何況我車子的車號 也掌握在對方手中，麻煩還在後頭！ 果然，第二天FBI的人就分別找上我及蔡同榮，開頭就美式幽默的揶揄我說：「你很厲害喔，把我 都甩掉了！」並詢問我們為什麼要接觸蘇聯當局？對於我而言，反正說到台灣獨立的問題，美國人或蘇聯人都是外國人，我倒不怕將我的用意說給FBI聽。 不過，我也發覺到，由於當年美蘇之間的嚴重對立，我們接觸蘇聯的行動，似乎也對美國當局產生了一些壓力。但就我的想法而言，美國政府對於台灣獨立問題態度曖昧，或許蘇聯會有些想法也說不定，因此只要是對台灣獨立運動有利的事，我們還是會去做的。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成立 1982年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FAPA）成立，這是台灣 人在美國從事外交工作的組織。FAPA成立前，台獨聯盟張燦鍙 ，為便利台灣消息的傳佈，擬在日 本及菲律賓作短波廣播。因此，派陳南天至菲律賓廣結善緣、建立人脈；獨盟日本本部也特別找朋友來研究作短波廣播的可行性，曾派宗像到琉球，與那國及西表島作勘察，但後來發現我們的想法太幼稚，因為電波一定會被三角偵測所發現，而且在日本發射電波是侵犯日本主權的行為。也想租船在太平洋海上對著台灣沿岸廣播的方式，但終因仍有被中華民國空軍偵察、被消滅之虞而作罷。後來在美國有人建議，不如將這經費轉而從事外交工作，獲眾人贊同，其中最有興趣的是蔡同榮。這就是FAPA成立的緣起。 1982年3月在洛杉磯成立FAPA，迄今近三十年，在蔡同榮等人努力下，在美國從事台灣外交工作， 成績非常好。第一件功績就是取得台灣移民每年兩萬名的配額。原中華民國和美國有邦交時期，即由中華民國取得每年兩萬名移民配額，但自1978年美蔣斷交後，就轉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這兩萬名移民配額，為此FAPA致力交涉，使美國仍給予台灣每年兩萬名移民配額；我當時曾質疑為何要鼓勵台灣人移民美國，但後來才了解到在美國的台灣人確有此需要，尤其海外台獨運動需要海外台僑支持，不能倚賴華僑，加上台僑在美國住久都可取得公民權，可以影響國會議員在國會為台灣發言，因此每年兩年兩萬名移民配額對壯大台僑聲勢大有幫助。 法庭上的掌聲 出庭時，律師李勝雄、江鵬堅及蔡明華都跟我說，要我什麼都不要辯，只要談自己的「獨立運動理念」就好，其餘有關的法律問題他們將為我辯護。至於法警，原本是要將我銬上手銬的，但被我拒絕，表示戴手銬就不出庭，法警也只有尊重我的意思。 有一回庭訊，法官問到我「台灣獨立運動理念」的問題。我就向法官說：「我相信你是國民黨員，今天我主張台灣要獨立，是要求執政當局承認現實。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政權像國民黨一樣，在這麼短的時間失去那麼大片的土地，今天國民黨來到台灣，台灣人容納國民黨，甚至為國民黨交稅金、當兵，你應該是要感謝台灣人才對，今天我所主張的就是要大家承認事實而已。認真說來，國民黨應該要接受台灣人的審判，台灣人應該坐在你的位子，而你們國民黨應該是站在我的位置才對。」話才一說完，現場旁聽的支持者馬上報以起一片認同的掌聲。 檢察官起訴我的罪名是「竊據國土」，美國友人紐約州高等法院法官Friedmann探監時問到這個問 題，我就中翻英直譯說：「Stealing the national territory」，Friedmann聽了大感荒謬，呵呵笑連說：「是把國土偷運到美國嗎？」 F16換張燦鍙？ 我返台被關後，有很多國際友人都對我的處境表示關心。其中，巴拉奎反對黨主席Laino（賴宜若 ）曾經多次受到國民黨的邀請來台訪問，每回他都會問我：「要去嗎？」我都回應：「沒必要。」並開玩笑的補上一句：「我要回去的時候，你再陪我好了。」所以Laino一直都拒絕來台。 直到我被抓之後，他接受了國民黨的邀請，其中的一個條件就是「要安排到土城看守所看張燦鍙」。Laino抵台後，在官方行事曆上看不到有安排探訪我的行程，就滿臉不悅地表示要立即回去。緊張之餘，國民黨臨時增加他探訪土城看守所的行程。 此外，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Senator Pell就在我們被關的時候來到台灣訪問。Pell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曾因服役於美國海軍，對日作戰計劃中準備登陸台灣，因此對於台灣有深度的了解，我與聯盟成員一直都與他密切聯繫，他對聯盟所極力推動台灣的民主、自由、人權與自決權的努力都非常支持。 Senator Pell來台後他到總統府拜訪李登輝總統，要求李登輝將我等四名盟員釋放出來，或最起碼予以交保，當場李登輝沒有回應，但他認為李登輝可能會准，出來後安慰我太太丁蘭表示情勢很樂觀。結果由於刑法100修改，郭倍宏、王康陸、李應元等三人免訴被釋放出來，只留我一個人在看守所，而且一審還判了我十年刑期。Pell感到十分失望，所以他向丁蘭保證，他會持續努力，直到我獲得釋放那天為止。 當時，台灣正積極向美國交涉F16戰機採購事宜，並獲得布希總統的同意，準備把這項軍購案送請 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同意，Senator Pell辦公室適時對外放出消息表示，如果能把張燦鍙釋放，軍購 案會比較容易過關。1992年9月，友人到獄中探監並告訴我這個消息。朋友向我道賀說：「你一定 可以出去了。」果真沒多久，我於10月24日再出庭時，在陳菊的出面作保下，法官當庭裁定將我釋放，隔天許多媒體都以「台灣最後一個政治犯」的標題報導此一事件。 事後回想起來，國民黨拿張燦鍙來換軍購案，我人雖在黑牢裡，但對台灣國防也許是有貢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