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獨聯盟的故事    rdrcntr:835 2014-08-04
台獨聯盟2014-08-04
台獨聯盟的故事

「台獨聯盟的故事」,節錄自台獨聯盟總本部前主席張燦鍙的《八千哩路自由長征–海外台灣獨立 運動二十個小故事》以及《建國舵手黃昭堂》
故事描述台獨聯盟與美國、日本的接觸。詳細內容,請參閱:
陳純真間諜事件
《建國舵手黃昭堂》
闖關前、闖關後、智 鬥 FBI
/林茗顯編集 2014/07/01


1980-90年代,在美國各地的台灣人團體對美國國會議員的遊說(lobby)工作,相當有成果。雖然 以FAPA、同鄉會、人權會、教授協會、醫師會等團體為代表,以人權、民主、自決理念,進行遊說 (lobby)工作,這些台灣人團都不支中國國民黨、也不是以台灣獨立建國為宗旨。國民進黨另外 成立台灣同鄉聯誼會,和台灣同鄉會對抗。台獨聯盟的盟員各自參與不同性質的台灣人團体,通常 不以台獨聯盟的名義舉辦活動。不過,公開支持台灣人訴求的美國國會議員,是少數,比方,參議 員甘迺迪(Edward Kennedy)、眾議員索拉茲(Stephen Solarz)、參議員裴爾(Claiborne Pell)及眾議員李奇(James Leach)。裴爾(Claiborne Pell)是公然支持台灣獨立的參議員。

在蔣政權時代,美國的行政部門支持台灣蔣家當權者,不接觸台灣人團體,尤其在聯中制蘇聯的政 策下,不接觸反對蔣家政權的台灣人團体。在聯中制蘇聯的考量下,美國的國務院和日本的外務省 ,有不少親中派,不可能支持台灣人的獨立建國。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斷絕與中華民國 的關係,制定台灣關係與台灣人民維持關係,即使在2000年代以後,美國的行政部門仍然不接觸台 灣人團體,不像對Tibet,美國總統公開在白宮與達賴喇嘛見面。美國的中國政策會調整,對「台 灣地位未定」沒有改變過。 不過,不只美國政府注意台灣獨立連動(Taiwan Independence Movement,通常簡稱TI), 蘇聯到現在一直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蘇聯也想了解台灣獨立連動。

在1980-90年代的一些海外台灣人團体的負責人,幾乎都是台獨聯盟的盟員,因為台灣的蔣政權的 戒嚴恐怖統治,使許多台灣人怕碰政治,有些熱心的海外台灣同鄉只願幫忙,不願當團體的幹部, 更不用說擔任負責人。在這歷史背景下,國民黨就宣傳這些台灣的組織為台獨聯盟的外圍組織。

台獨聯盟遷回台灣後,以「台灣安保協會」舉辦台灣安全問題的研討會,邀請美國離職後的政府官 員以及日本的退休將領參與研討會。日本曾多次邀請黃昭堂、張燦鍙等台獨聯盟的幹部參觀日本自 衛隊的演習,反而不敢邀請國民黨政府的官員,可能因為日本不承認「中華民國」,黃昭堂與日本 的政、軍、學三方都有相識朋友。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盟旗

黃昭堂與與特務接觸的經驗

(下文節錄自《建國舵手黃昭堂》頁174-177

陳純真間諜事件
台灣青年會(1964年陳純真事件後)辦公室搬到新宿區富久町三十三番地萬年大樓後,警察就不時 來訪,他們稱呼我們「せんせい」(老師),一次來問說:「蘇聯大使館是否有來接觸,你們說些 什麼?」我回說「沒有,他們什麼時候來過,我們不知道」原來外事課警察有跟蹤蘇聯大使館的特 務,我們將《台灣青年》寄給各大使館包括蘇聯大使館,蘇聯對反國民黨的我們有興趣,所以派特 務--蘇聯通商代表處官員Umansky來找我們,結果他跑錯地方,跑到台灣青年會辦公室三樓的 「xx時報社」所以雖然來過但沒遇到,等於進出台灣青年會辦公室大樓一次,因此日警以為蘇聯特 務來拜訪過我們。不久,Umansky又來找我們,剛好我在辦公室,來問一些台灣的情況,才知他的 身份,日本警察不久也來問,我都據實以告。

蘇聯雖不是友好國家也不是敵人,所以據實以告,之後只要和Umansky約會,都約在像公共食堂的 公共場所且不入包廂,不讓日警有以為我和共產國家勾結,或我與他們闢室密談的誤會,且各付一次帳為原則,以免被誤會我受招待,以維持我們的清白,對此蘇聯特務也都有自知之明,所以對這樣的安排我們有默契,但不明說。一天,Umansky說要回蘇聯,並介紹繼任者給我,我一心要讓蘇聯也能了解台獨運動,所以維持著和他們的關係。一天這位繼任者(名字忘記了)說我的談話有內容,邀我寫稿登在莫斯科權威的國際關係雜誌,我很樂意,遂努力寫一篇論文交稿,過一陣子問他論文到底何時刊登,他才回答說因為論文太好已轉交給蘇聯高層做政策參考,還說要給我一筆稿費,我拒絕他並說:「我絕不做蘇聯特務的耳目、絕不替特務打報告」,自此不再和蘇聯特務往來,那時約1969-1970年間。


(《建國舵手黃昭堂》頁243)
1974年11月,在華盛頓時,世台會朋友,希望我向美國官員詳細說明台獨理論,安排我見國務院中華民國科科長Burton Levin及白宮國安部門的Richar Solomon。 我初見Levin時,他正將腳放在桌上,沒有禮貌的態度讓我很不悅,這是日本社會不可能發生的事 ,我對他說:「我代表八百萬台灣人來,抗議上海公報內容不恰當,台灣海峽兩岸中國人主一個中國的說法是錯誤,未尊重台灣人意向」等等。他質問我說:「你代表八百萬台灣人?以前有省議會議長帶各縣市議長來D.C.抗議要求『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應以中華民國為正統』」「他們是議會代表,你是否民選出來的,如何代表八百萬人?」。至此兩人的談話開始帶火葯味,我說:「台灣選舉不公正,國民黨用警察施壓、用金錢用買票,甚至開票時還用停電、換票箱等舞弊作法強奪選票選上議員、議長,因此他們沒有民意基礎」。他又問我:「你如何代表台灣人民?」,我大腔膽地回答說「我相信八百萬人都希望獨立」。他又問我:「投票是公開或秘密投票,我說「秘密投票」。他又說:「既是秘密投票,這樣就不是壓迫」。最後竟問我:「是否與蘇聯來往?」,我聽了嚇一跳,心想我在日本的活動,美國怎麼知道,至此深感美日情報關係密切。

在國務院面談談結束後,轉至白宮求見Richard Solomon時,沒想到在電話中Solomon說:「你在國 務院和Levin的談話,我已了解,不必再面談」,說起來他們的作風有失禮數,但也讓我再見識一 次美國情報系統的厲害。(頁243)

黃昭堂被跟蹤

1967年11月,某一天,我把《台灣青年》放在包袱中包成一包,送至王育德家後,要去轉搭電車時,因為一時心不在焉而迷路走入死巷,回頭一看竟發現有人在後尾隨,初以為是當地住民,但他又跟著我走出死巷,我開始覺得怪,遂轉停至水果店,而他也跟著停;又走到郵局從落地大玻璃窗看,見他仍如影隨行;我買票進電車,他也買票;心想如果他跟進我就退出,結果我退回月台他也退在月台,於是我直接趨前問他身份,「是國民黨特務?還是日本警察?」他都不回答,我一生氣就要他一起上警察局,他也說好,但這人一到警察局臉色發青,最後承認自己是警視廳幹員。我知他是警視廳幹員反而放心地向警察說沒關係,能抓到警察,心情好極了!

我和NewsWeek東京支局長Bernard Krisher在1968年曾為安排讓郭雨新去美國國會演講台獨運動的 事而接觸過。另一次是為別的事去找Bernard Krisher時,又發現有人跟蹤。先是坐車到銀座時遇 到一位對我笑的警察,心想自己是否被跟蹤,遂決定坐電梯捉弄他,我是最後一個進入電梯的,先坐到十樓,然後走到八、九樓再換另一部電梯下樓,再換出口轉至另一家百貨公司出來,沒想到就在我自鳴得意、結束和News Week東京支局長的會談出來後,最初遇到的那個人竟出現在News Week東京支局門口對我笑,原來跟蹤我的不只一人,我根本沒有擺脫成功!其實,平常我不違法,所以不太注意這些事,否則生活緊張,日子難過。關於被特務跟蹤,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這兩件事!

下文節錄自台獨聯盟總本部前主席張燦鍙的《八千哩路自由長征–海外台灣獨立運動二十個小故事 》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遷回台灣之前,1987年10月14日張燦鍙應美國務院邀請演講「台灣獨立」。



闖關前、闖關後、智鬥 FBI

闖關前、闖關後、智鬥 FBI

(下文節錄自《八千哩路自由長征–海外台灣獨立運動二十個小故事》
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Senator Pell就在張燦鍙被關的時候來到台灣訪問。 Pell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曾因服役於美國海軍,對日作戰計劃中準備登陸台灣,因此對於台灣有深度的了解,我與聯盟成員一直都與他密切聯繫,他對聯盟所極力推動台灣的民主、自由、人權與自決權的努力都非常支持。

Senator Pell來台後他到總統府拜訪李登輝總統,要求李登輝將我等四名盟員(張燦鍙 、王康陸 、郭倍宏、李應元,geoingail-c)釋放出來,或最起碼予以交保,當場李登輝沒有回應,但他認 為李登輝可能會准,出來後安慰我太太丁蘭表示情勢很樂觀。結果由於刑法100修改,郭倍宏、王 康陸、李應元等三人免訴被釋放出來,只留我一個人在看守所,而且一審還判了我十年刑期。Pell感到十分失望,所以他向丁蘭保證,他會持續努力,直到我獲得釋放那天為止。

(編者附記:
2004年7月陳唐山訪美,曾晤錢尼,並特地前往羅德島拜會前參議員斐爾,致贈「外交睦誼獎章」 。

〔王平宇,自由時報7/2〕上月陳唐山上任以來首度以外長身分出訪美國與歐洲,在美期間,出席 美國企業研究所(AEI)舉行的年度「世界論壇會議」,陪同陳唐山出席會議的外交部北美司長秦日 新7/1日證實,陳唐山此行的確與美國副總統錢尼會面,同時在美期間也廣泛與美方學者政要接觸 。此外,由於美國總統大選將屆,陳唐山此行也與民主、共和兩競選陣營的人士有所接觸。陳唐山在美也造訪波士頓、紐約等地,並特地前往羅德島州新港市拜會美國前聯邦參議員斐爾 (ClaibornePell),致贈斐爾「外交睦誼獎章」,以表彰他對台美關係的貢獻。陳唐山與斐爾是多 年舊識(斐爾任參議員時,公開支持台灣獨立),斐爾近來罹患巴金森氏症。)

當時,台灣正積極向美國交涉F16戰機採購事宜,並獲得布希總統的同意,準備把這項軍購案送請 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同意,Senator Pell辦公室適時對外放出消息表示,如果能把張燦鍙釋放, 軍購案會比較容易過關。1992年9月,友人到獄中探監並告訴我這個消息。朋友向我道賀說:「你 一定可以出去了。」果真沒多久,我於10月24日再出庭時,在陳菊的出面作保下,法官當庭裁定將我釋放,隔天許多媒體都以「台灣最後一個政治犯」的標題報導此一事件。

事後回想起來,國民黨拿張燦鍙來換軍購案,我人雖在黑牢裡,但對台灣國防也許是有貢獻的。

我的FBI檔案

我在美國從事台灣獨立的政治活動,自知必然已成為FBI(聯邦調查局)的調查對象。

80年左右,美國國會通過了一個「資訊公開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由於對自己到底有多少檔案在FBI,我感到相當好奇,於是我就委託律師寫了一個申請函給法務部,要求查看自己的資料,沒想到法務部以「涉及國家安全」的理由,將申請駁回。

我的律師隨即又寫了封存證信函給法務部。警告法務部如膽敢再拒絕提供,將控告法務部違反「資訊公開法」,這下子法務部也顧不得美國的國家安全,馬上把資料寄來了。

記得在當時,有關我的檔案就有200多頁,但其中有三分之二左右的內容被以「國家安全」的理由 塗掉。我好奇的翻看那些「倖存」的資料,發現FBI經常派員跟蹤我,或者到處打探我的消息。

裡面紀載了對我所住公寓樓下住戶的訪談,其中一段寫到住戶反映「樓上腳步聲走來走去,每天都很吵」「馬桶沖水沖個不停」「浴室經常都有人洗澡」;我看了不禁歉然,因為我的朋友很多,每天進進出出,馬桶也因此沖個不停,只是因此而無意間吵到了樓下鄰居。

我是炸彈客?

當時美國常發生與台灣人有關的爆炸案,只要一發生爆炸案,FBI人員都會來找我,問我有何消息 或線索,我自然是據實回答「不知!」。

但是,FBI接著就質疑,為什麼我們的刊物會印有「炸藥入門」,教人如何製造炸彈,甚至還印有 「台灣人民獨立自救手冊」,而我又是專門教化工的,應該知道如何製造炸彈,誣賴我不可能不知情。

我就反駁說,當初美國到處掀起反越戰浪潮時,學生們到處散佈有炸彈製作圖,這些資料在美國的書店都有專書在賣,我們只是從上面抄過來而已,既然美國政府准許這些資料可以公開販賣,為什麼我們就不能公開刊載呢?其次,我提醒FBI人員說,要做炸彈不一定要讀化工才會,只是有沒有決心的問題罷了。

有一次,FBI幹員約見時跟我提起,在華盛頓台灣政府駐外代表處辦公處附近發現有一顆炸彈沒爆 炸,問我知不知是誰幹的?我反問他,那顆炸彈與我們印的炸彈有什麼不同。他表示,那顆比較精密。這令我感到啼笑皆非,既然炸彈大不相同,FBI偏偏要來找我,目的顯然不是很單純了。

因此,FBI有時也會詢及我們示威遊行、民眾大會、世界台灣同鄉會年會、夏令營等集會的人數有 多少?有哪些人參加?談論了哪些話題等等。公開打探也就算了,FBI也經常對我進行暗中跟蹤, 我從FBI取得我的個人資料顯示,FBI甚至還拍了一封電報到日本,要求日本方面的幹員在我到東京時繼續其監視任務。我想,這主要是因為我常常都會與世界各國外交官及流亡團體聯絡。

與蘇俄間諜密會

有一回,我曾經與蔡同榮討論到中共與蘇聯的關係正在變化的情形,覺得我們有需要開始與蘇聯發展關係。於是我們就付諸行動,與蘇聯方面接觸。由於蘇聯的情報人員都以記者身份為掩護,我們透過友人的介紹,與蘇聯的兩位駐聯合國「記者」搭上線。

經過初步接觸後,蘇聯「記者」表示對台灣人的想法與聯盟的活動都很關心及好奇,也很想進一步了解。於是,我們決定宴請對方,並準備一些基本資料,屆時大家討論一下,看看以後在哪些事務彼此可以配合得上的。雙方就約在紐約市42街的Roosevelt Hotel(羅斯福大飯店)的大廳見面。

然而,當天對方來時臉色都極為難看,我好意邀請他們進飯店餐廳用餐,但是他倆表示身體不適,沒辦法用餐,莫名其妙之餘,我只有把資料交給他們,他們就隨即離開了。

當然,我就和蔡同榮兩人飯也沒吃,跟著也就走出飯店開車離去。但是在中途時,我把車泊在路旁買包香煙,看到一輛似曾相識的汽車由後方超車。我心裡不禁一顫地暗自嘀咕,這輛車不是剛才才在飯店前看過嗎?怎麼開了一段路以後,又看到它呢?

回座後,我向蔡同榮表示,有人在跟蹤我們。我認為,在車中的FBI人員本來是在跟蹤那兩位蘇聯 「記者」的,但他們走後,就轉移目標來盯我們。

還好,一直以來聯盟都持續提供初步的情報人員訓練,我有上過「跟蹤、反跟縱」課程,這時剛好派上用場。我開始開著車子在市區中漫無目的的亂繞,結果這輛車也跟著我到處亂跑,這下足以確認─我們真的被跟蹤了!

跟FBI尬車

我們開始思索如何把FBI車子甩掉。我向蔡同榮說,我認為美國人很沒有耐性,所以我們乾脆就去 中國城的華人餐廳吃個飯、聊個天再說,說不定他們耐不住,就自行離去了。但是,我們在餐廳內耗了一個多小時,出來後,FBI的車子竟然還在餐廳附近等我們。

為了把後面的FBI甩掉,我索性將車子朝著單行道反方向行駛,沒想到後方的車子還是緊追不捨, 這時我才發覺,後方跟蹤我們的不只是一輛車在跟監,而是三輛意圖包夾我,最後我只好衝上高速公路,他們也跟著我衝上來。

眼看是甩不掉對方,而且我的車也快要沒油了。下了高速公路,我們看到前方十字路口左側剛好有個加油站,「刷!」地一聲,我的車子已駛入站內加油,我向來時路回望,看見後面原本疾追的車子則是好整以暇的停在馬路對面等我。

加滿油之後,我就在加油站內等著,並沒有馬上驅車離開,就在車上盯著鬼魅似的FBI車輛以及路 口的交通號誌,時間一秒一秒的流失,我聽得到自己的心砰!砰!地跳……

就在我這方向的交通號誌轉成紅燈的霎那間,我把油門踩到底,車子轟隆隆如脫弦之箭般筆直飛了出去,由於加油站是在路邊的左側,我的車子快速而輕易的駛入左側馬路。而此時正在加油站右側後方的跟蹤車輛,雖然也緊急跟上並要左轉,但因紅燈剛亮後,原本等在十字路口的左右兩方車輛,卻因綠燈亮起,已如猛虎出閘般的一輛接一輛穿流不息地將馬路橫阻,此時即使FBI的車子想要馬上違規闖紅燈左轉,也是不可能了。

掌握這暫時脫離FBI跟監視線的稍縱即逝機會,我馬上把車子再度左轉,切入一條位於加油站後方 的小巷內,絕塵而去。此時,我與蔡同榮都不禁吁了一口氣,我們終於成功甩掉了FBI了。

不過,我們也自知,由於我們曾經上下車,FBI人員已經可以確認我們是誰,更何況我車子的車號 也掌握在對方手中,麻煩還在後頭!

果然,第二天FBI的人就分別找上我及蔡同榮,開頭就美式幽默的揶揄我說:「你很厲害喔,把我 都甩掉了!」並詢問我們為什麼要接觸蘇聯當局?對於我而言,反正說到台灣獨立的問題,美國人或蘇聯人都是外國人,我倒不怕將我的用意說給FBI聽。

不過,我也發覺到,由於當年美蘇之間的嚴重對立,我們接觸蘇聯的行動,似乎也對美國當局產生了一些壓力。但就我的想法而言,美國政府對於台灣獨立問題態度曖昧,或許蘇聯會有些想法也說不定,因此只要是對台灣獨立運動有利的事,我們還是會去做的。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成立

1982年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FAPA)成立,這是台灣 人在美國從事外交工作的組織。FAPA成立前,台獨聯盟張燦鍙 ,為便利台灣消息的傳佈,擬在日 本及菲律賓作短波廣播。因此,派陳南天至菲律賓廣結善緣、建立人脈;獨盟日本本部也特別找朋友來研究作短波廣播的可行性,曾派宗像到琉球,與那國及西表島作勘察,但後來發現我們的想法太幼稚,因為電波一定會被三角偵測所發現,而且在日本發射電波是侵犯日本主權的行為。也想租船在太平洋海上對著台灣沿岸廣播的方式,但終因仍有被中華民國空軍偵察、被消滅之虞而作罷。後來在美國有人建議,不如將這經費轉而從事外交工作,獲眾人贊同,其中最有興趣的是蔡同榮。這就是FAPA成立的緣起。

1982年3月在洛杉磯成立FAPA,迄今近三十年,在蔡同榮等人努力下,在美國從事台灣外交工作, 成績非常好。第一件功績就是取得台灣移民每年兩萬名的配額。原中華民國和美國有邦交時期,即由中華民國取得每年兩萬名移民配額,但自1978年美蔣斷交後,就轉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這兩萬名移民配額,為此FAPA致力交涉,使美國仍給予台灣每年兩萬名移民配額;我當時曾質疑為何要鼓勵台灣人移民美國,但後來才了解到在美國的台灣人確有此需要,尤其海外台獨運動需要海外台僑支持,不能倚賴華僑,加上台僑在美國住久都可取得公民權,可以影響國會議員在國會為台灣發言,因此每年兩年兩萬名移民配額對壯大台僑聲勢大有幫助。

法庭上的掌聲

出庭時,律師李勝雄、江鵬堅及蔡明華都跟我說,要我什麼都不要辯,只要談自己的「獨立運動理念」就好,其餘有關的法律問題他們將為我辯護。至於法警,原本是要將我銬上手銬的,但被我拒絕,表示戴手銬就不出庭,法警也只有尊重我的意思。

有一回庭訊,法官問到我「台灣獨立運動理念」的問題。我就向法官說:「我相信你是國民黨員,今天我主張台灣要獨立,是要求執政當局承認現實。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政權像國民黨一樣,在這麼短的時間失去那麼大片的土地,今天國民黨來到台灣,台灣人容納國民黨,甚至為國民黨交稅金、當兵,你應該是要感謝台灣人才對,今天我所主張的就是要大家承認事實而已。認真說來,國民黨應該要接受台灣人的審判,台灣人應該坐在你的位子,而你們國民黨應該是站在我的位置才對。」話才一說完,現場旁聽的支持者馬上報以起一片認同的掌聲。

檢察官起訴我的罪名是「竊據國土」,美國友人紐約州高等法院法官Friedmann探監時問到這個問 題,我就中翻英直譯說:「Stealing the national territory」,Friedmann聽了大感荒謬,呵呵笑連說:「是把國土偷運到美國嗎?」

F16換張燦鍙?

我返台被關後,有很多國際友人都對我的處境表示關心。其中,巴拉奎反對黨主席Laino(賴宜若 )曾經多次受到國民黨的邀請來台訪問,每回他都會問我:「要去嗎?」我都回應:「沒必要。」並開玩笑的補上一句:「我要回去的時候,你再陪我好了。」所以Laino一直都拒絕來台。

直到我被抓之後,他接受了國民黨的邀請,其中的一個條件就是「要安排到土城看守所看張燦鍙」。Laino抵台後,在官方行事曆上看不到有安排探訪我的行程,就滿臉不悅地表示要立即回去。緊張之餘,國民黨臨時增加他探訪土城看守所的行程。

此外,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Senator Pell就在我們被關的時候來到台灣訪問。Pell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曾因服役於美國海軍,對日作戰計劃中準備登陸台灣,因此對於台灣有深度的了解,我與聯盟成員一直都與他密切聯繫,他對聯盟所極力推動台灣的民主、自由、人權與自決權的努力都非常支持。

Senator Pell來台後他到總統府拜訪李登輝總統,要求李登輝將我等四名盟員釋放出來,或最起碼予以交保,當場李登輝沒有回應,但他認為李登輝可能會准,出來後安慰我太太丁蘭表示情勢很樂觀。結果由於刑法100修改,郭倍宏、王康陸、李應元等三人免訴被釋放出來,只留我一個人在看守所,而且一審還判了我十年刑期。Pell感到十分失望,所以他向丁蘭保證,他會持續努力,直到我獲得釋放那天為止。

當時,台灣正積極向美國交涉F16戰機採購事宜,並獲得布希總統的同意,準備把這項軍購案送請 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同意,Senator Pell辦公室適時對外放出消息表示,如果能把張燦鍙釋放,軍購 案會比較容易過關。1992年9月,友人到獄中探監並告訴我這個消息。朋友向我道賀說:「你一定 可以出去了。」果真沒多久,我於10月24日再出庭時,在陳菊的出面作保下,法官當庭裁定將我釋放,隔天許多媒體都以「台灣最後一個政治犯」的標題報導此一事件。

事後回想起來,國民黨拿張燦鍙來換軍購案,我人雖在黑牢裡,但對台灣國防也許是有貢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