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安全保障與民主」國際研討會
台灣防衛與東亞安全展望
2004年1月17日
蘇紫雲（國防政策與戰略研究中心兼任副研究員）
壹、前言──民主與飛彈賽局
和平不應該是一種理想或夢想，而應該是一種生活方式。對於民主體制下習慣尊重不同看法的人們而言，很難想像以武力的強迫接受方式。更難以理解，所謂的麻煩製造者，竟然會是民主的發展者，而不是拿著刺刀的威脅者。
相較於中國，位居第一島鍊的東亞海洋國家都已逐漸民主化。2004年更是這些國家的大選年，從南韓、台灣、馬來西亞、印尼、、等國家都將舉行重要的總統大選或國會改選。而在民主價值於東亞繼續深化的同時，台灣的民主發展卻受到來自中國的嚴重威脅。早在1996年、2000年的兩次總統大選，北京便企圖以刺刀影響台灣的選民意向。
2004年的台灣大選，中國也改變策略，除了潛在的軍事恫嚇外，更企圖利用台灣主要民主盟邦的壓力，迫使台灣屈服。其關鍵的連結點就是將台灣大選、公投等事務，劃上底線，宣稱台灣若超越底線，將採取激烈的手段回應。換句話說，台灣的民主是受到制約的，台灣擁有完整民主程序，但是議題的設定卻是需要北京點頭，或至少不反對，否則將可能對區域安全造成影響。
實際上，兩岸目前所謂的緊張態勢，不是武力的對抗，可以視為民主與飛彈的賽局。相較於傳統的軍備競賽，面對中國的導彈威脅，台灣可以選擇發展更密集飛彈防禦或相對反擊力量，但台灣正試圖創造新的賽局模式，優先選擇以民主方式回應中國的飛彈威脅。所謂的和平公投，就是台灣對抗飛彈的方式之一。
國際間若默許最大的獨裁國家對民主國家進行軍事威脅，不僅是國際民主潮流的倒退，更是對民主發展造成扭曲與傷害。實際上，對侵略者的讓步更往往是造成戰爭的主因。在侵略者眼中，所謂的和平就是投降。因此，除了對民主的信仰之外，武裝自衛的準備更是民主的必要後盾。
貳、地緣戰略──東亞安全的核心
一、台獨不是關鍵
有一值得澄清與扭轉的觀點，就是所謂的台獨戰爭論。地理上，東亞區域在地質學上處於的歐亞大陸板塊交接處，換個角度看，也處在地緣政治學上的陸海權勢力衝突點。客觀來說，地緣位置在西太平洋的確具有相當的重要性。不過其戰略價值則是由整個國際體系的大環境決定，在不同的國際環境戰略價值也呈現出不同的價值，因此所謂的戰略價值應是一種相對性的觀念。
就如同在冷戰時期的圍堵政策下，美國聯中制俄是海陸兩權聯手對抗另一個強大的陸權。面對中國的崛起，陸權與海權的競爭將是重要的潛在衝突原因之一，同時這也是在分析東亞與台海局勢時最為關鍵的基本因素。
因此，站在宏觀的角度思考，所謂台獨會造成東亞安全局勢的緊張，只不過是表面說法，實際上，地緣戰略的佈局與長期利益的矛盾才是關鍵。這可由日本與中國極力爭取俄羅斯的陸上石油供給，此一戰略衝突中看出。
在此種陸海權衝突的地緣環境下，基於此，中國若能控制台灣，則不但在地理上成為扼制台灣海峽的單一國家，同時更能將台灣作為跨進太平洋的良好跳板，使中共岸基飛機的攻擊半徑大為增加，屆時日本、東北亞國家乃至俄羅斯等國與東南亞等地間的主要海上交通線航路之控制權都將落入中共的手中。相對的，若台灣能不受中共的控制，那麼中國海權的力量在邁向太平洋時將受到較大程度的約制，上述國家與美國等的海上安全與利益也都將獲得較大的保障。
簡單說，有沒有所謂的「台灣問題」並非關鍵，陸海權的戰略利益才是東亞區域安全的核心。
二、海權的利益
美國與日本是目前東亞地區的兩個主要海權國家。對向來倚賴兩洋戰略的美國來說，其自身的資源絕對可以自給自足，然而由於貿易通商、資源輸送等都極為依賴海上運輸，一旦海洋控制權落入敵對國家手中則必將對美國的經濟、安全利益造成重大威脅，因此海上的自由航行權向來就被視為基本的國家利益， 美國的軍事思想也是以維持海洋控制、兵力投射作為最重要的基礎原則。
而對日本來說，由於資源的缺乏與對海洋貿易的依賴，因此海上航線對於日本的國家安全更可說是居於關鍵地位。也因此，日本在明治維新後，便一直有意識的維持海上強權的地位。二戰後的日本海上自衛隊的設立，也遵循著舊帝國海軍的此種原則，在日本的防衛思想中，所謂的「四島」、「三峽」、「兩線」，分別是指本土四島的防衛，對馬、宗谷、津輕三海峽的控制，以及美國、東南亞兩大航線的安全維持。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在海權的維繫上是不遺餘力的。
至於中國，由於冷戰結束，來自北方陸地上的軍事威脅大為減輕，同時，海洋上又存在著若干的主權爭議，加以沿海區塊發展逐漸成為經濟活動的重心，因此海洋利益逐漸受到重視，海權的思想也就快速勃興。這是由於中國在未來的國家發展中將極為依賴海上航運來維繫貿易發展以及資源輸入，特別是在2003年，中國已成為第三大的能源輸入國，因此中共自然努力擴展海軍實力，中共也就由陸權國家逐漸走向海權發展。
就如同中國媒體所稱的：「如果可以得到台灣，就掌握了通往台平洋的鑰匙，釣魚台與南海問題也將解決。 」而在中共逐步走向海洋的同時，長期而言勢必與美日兩個傳統的海上強權發生摩擦。
參、區域強國的權力運作
一、主要國家的基本取向
從美國的角度來看亞洲局勢，其最大的利益是維持本地區之安定，以確保本國商業活動，加速景氣的復甦。在此原則下，雖然需要北京的合作，美國自然不願見到中國成為絕對的區域強權，進一步來說，「防止區域強權的興起」可說是後冷戰時期美國的主要國家利益與區域安全政策的重點。
依照最新版《四年國防評估》（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2001）中的說法，美軍未來必須捍衛的主要國家利益，將包括：（1）確保美國的安全與行動自由，包含美國民眾在海外與本土的安全；（2）遵守美國對盟國或友邦的承諾，特別是在包含東北亞、以及東亞濱海(littoral)區域；（3）對經濟穩定做出貢獻，包含國際海域、空域、太空、乃至資訊鏈路、並保證重要貿易、戰略資源區域的輸運通暢。 因此其基本的行為模式是利用亞洲各國間安全上的矛盾或需求作為著力處，使各國相互牽制；由美國擔任類似平衡者的角色。因此我們可以看到，美日兩國雖存在嚴重的貿易衝突；美國仍協助日本建造「金剛級」驅逐艦，並默認其擁有準航艦。
至於日本，其與中共的關係就更加錯縱複雜了。就經濟上而言，中國市場是日本必須追求的；而中共則需要日本的貸款與技術。這種經濟上的互動關係也延伸至政治，日本需尋求中共支持其成為聯國常任理事國，因此基本而言，日本目前對中共是求過於供。其矛盾點出現於日本的國家安全戰略上，一方面是意識形態的差異；另一方面則是臺灣問題，若果中共「統一」臺灣，將對日本的海上生命線造成重大威脅。這就造成日本中國政策的兩難，需在短期利益及長期安全戰略間尋求平衡點。
而在俄國方面，身為蘇聯繼承人的俄羅斯國土雖大為縮小，但其軍力仍具有舉足輕重的力量。而蘇聯的瓦解對中共而言則是憂喜參半，一方面自北方的威脅目前是減低了，然而俄羅斯政府卻採取民主路線，長期看來對其不利。因此中共對俄國亦採行了睦鄰政策，其成果就是 1992 年底葉爾辛訪問中國所簽訂的二十一條聯合聲明，其中關於雙方安全的條文具有互不侵犯條約的性質。 而俄羅斯本身由於民主尚未完全落實，政局依然不穩，固然需與中共維持良好的關係；但也不願因此而得罪西方國家，因此在外交上力圖保持中立 其對中共的關係主要是基於經濟層面，因此出售中共先進武器並非完全置國家安全及西方國家的反應於不顧。 而俄國雖局勢未穩，但由其對北韓核武問題的影響及對歸還日本北方四島問題，即在2001年元月起恢復太平艦隊對印度洋及南中國海的巡弋， 仍可看出其對亞太事務的企圖心。
二、北朝核問題──強權競技場
除了台灣議題，區域強國在東亞錯綜複雜的利益關係，也可由北朝鮮的核武裝問題看出。事實上，朝鮮其對內主張「先軍政策」，國家發展以向來軍事力量為主，對外則一直在操作”戰爭邊緣”的手段，藉以獲取利益。
美軍自然也洞悉朝鮮的意圖，因此在會談前的22日，除了美韓軍演外，美國海軍7艘戰艦從聖地牙歌出發，前往執行爲期至少8個月"西太平洋"行動。這是美軍首次部署由海軍作戰艦艇混編的"遠征攻擊戰鬥群"。美國海軍發言人稱，這支艦隊「可達任何目標，包括朝鮮半島、印度洋、海灣地區。只要有需要，便可出動到任何地方。」藉此展示美方的決心。
中國已經承諾，如果朝鮮在這次六方會談中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方面有所讓步的話，中國將會說服美國對不侵犯朝鮮的明確承諾。這對將中國視爲關係緊密盟國的朝鮮具有吸引力。
因此，可以預期的，在二次六邊會談中，不核不打或不打不核仍將成為主要關鍵。而最後，此一核武賽局遊戲，應以簽訂不核不打的平等協議為主要方向。
另一方面，相較於中亞的印巴核發展，強權對北朝核問題之所以特別關注，尚有下列幾個理由
（一）避免日韓發展核武
在區域中的美、俄、中三個”合法”的核武國家，勸誘朝鮮放下核裝置，表面上是避免朝鮮半島局勢的升高，以維持區域穩定。然而，也應該也有其政治上的邊際效益，說穿了，另一層的意思則是避免韓國與日本，為了自保也選擇發展核武。
因此若能阻止朝鮮發展核武，也就相對的降低了東北亞核擴散的威脅。這不僅對美國有利，對俄、中也有利。特別是中國，一旦朝鮮成為核武裝區，則其國土便幾乎遭到核武國家的包圍。一旦若干持有核武的小國失控，將核飛彈瞄準北京，將使其核戰略面臨極大挑戰。
（二）淡化美國單邊主義、默認中國勢力範圍
由於去年（2003）三月間波灣戰爭的影響，執意開火的美國被形容為「單邊主義」，因此在處理北朝核問題上，美國便讓北京擔任重要的角色，中國贏得了面子，美國則無疑是這次事件的最大贏家。中國國家領導人多次派出特使在美朝之間斡旋，在促成六方會談起了關鍵作用。除了協調美國、朝鮮外，其外長李肇星對日本和韓國也進行了穿梭訪問。他在東京會見了日本首相小泉並與外相川口順子並就六方會談進行了討論。李肇星在漢城會見了盧武鉉總統，雙方就朝核問題等交換了意見。
也因此，北京在處理區域安全事務上，也取得了重要地位。 法新社引述一位美國資深官員分析指出，中國在朝鮮核問題扮演斡旋的角色，使得中美關係進入嶄新的階段、同時更在重要國際議題上開展了中美合作新的一頁。
因此，朝鮮的核武裝事件，不僅使北京得假國際壓力，同享免除平壤核武裝的隱憂，又能因擁有對朝鮮的影響力而扮演主要的協調者，打響其處理區域安全的第一砲。
（三）催化ＴＭＤ部署
在日本防衛廳公佈的2003年度國防白皮書中，把朝鮮以及朝鮮的彈道導彈"對日本國家安全的最大威脅"。該報告呼籲日本政府加速反導彈系統的研究和部署。美聯社援引日本防衛廳的白皮書說："根據朝鮮最近的表現，日本不能低估朝鮮的核武器專案已經相當先進的可能性。"白皮書還說："日本必須密切關注朝鮮半島的軍事對峙局勢，關注這一地區的彈道導彈的開發、部署和擴散情況。"
日本計畫將愛國者二更換為愛國者三型，並強化金剛級驅逐艦的戰力，使其具備反飛彈的接戰能力。
此一情形對區域安全而言，可說是福禍相倚。一方面核擴散的疑慮暫獲解除，另一方面，飛彈防禦系統的出現，又可能將觸發另一波既有核武國家間的核武攻防競賽。
肆、鬆散的區域安全機制
新世紀的亞太區域，其整體的區域國際環境可說是處於一個嶄新的格局之中，各國的關係與互動也較以往更為密切。就權力關係的運作來看，區域內國際政治權力結構在兩極對抗體系瓦解後正面臨調整與重組，區域強國、以及諸如東南亞國協（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的次區域組織，其影響力與活動空間都大為提高。在經濟活動方面，亞太地區，特別是東亞新興國家的經濟貿易亦蓬勃發展，使本區域成為全球最重要的市場，各國間活躍的經貿往來與技術合作關係，以及人才、資本、勞力、技術的流動，使各國逐漸形成息息相關的互賴關係。
相對的，在與同樣具有密切互賴關係並走向政治整合之路的西歐國家相較之下，亞太各國在經濟互賴的基礎上若想進一步建立類似歐盟（European Union, EU）、或其前身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y, EC）之類的區域整合組織，則恐怕相當困難。其主要的原因，首先是地理性的，西歐除英國、挪威等少數國家為海洋阻隔外，大多數國家都位於歐陸；而亞太區域各國，即令是東亞國家也多隔海相對，海洋成為區域各國的主要聯絡管道。其次，西歐各國的同質性甚高，而亞太各國之政治制度、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價值觀念、文化活動等方面皆有相當大的差異，因此整合性的區域組織將很難在本區域出現。也就是說，亞太地區區域組織的發展將以特定議題為主，而歐亞間區域經貿的關係亦將以海洋經濟與大陸經濟的競合為主要呈現方式。
另一方面，在經濟繁榮的背後，泛亞太區的東亞，亦潛藏著若干可能引發區域衝突的不穩定因素，相對的，整個亞太地區在目前也缺乏集體防衛或集體安全的正式建制，既存的安全機制多以雙邊、多邊協防條約、安全對話的方式交叉架構而成，且以美國為核心。此一既存在著衝突隱憂卻又缺乏集體性區域協調機制的戰略環境，將成為影響此一區域安全與繁榮的最大變數。
相對於前述複雜的區域不穩定因素，目前亞太地區既存的安全機制卻顯得相當鬆散。此一鬆散的區域安全機制，主要包含了雙邊協防、多邊協防條約、以及安全對話機制等三大架構。在此三大架構中，最具代表性的實質內容包括了：
一、雙邊協防機制
以美國為核心力量，其分別與日本、韓國、菲律賓、泰國簽有雙邊軍事協防條約；與新加坡則保有密切合作關係，並設立軍用基地。這其中以美日、美韓的協防條約最為重要，其主要原因乃是日、韓均為東亞之經濟發達國家，且均提供美軍於東北亞之前進基地，同時，日本海上自衛隊的實力亦為東亞地區首屈一指者。基於上述原因，美國認為在持續而密切的合作關係下，日韓兩國對於東亞地區的穩定與安全將可做出更大的貢獻。 此外，中共與俄羅斯新近建立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雖不是具實質條約約束力的軍事協定，其未來可能的發展仍值得注意。
二、多邊協防機制
目前本區域中最為具體而重要的多邊安全協防條約，包括了美國、澳大利亞、紐西蘭的「美澳紐安保條約」（Australia, New Zealand & USA Security Treaty, ANZUS）、以及「五國防禦協定」（Five Power Defence Agreement, FPDA），此一協定的成員國包括了英國、新加坡、馬來西亞、澳洲、紐西蘭。在美澳紐安保條約方面，澳洲提供基地、機場、設備等供美軍使用，兩國合作關係極為順暢，而紐西蘭則因反對核武進入該國等原因，因此與美國的合作關係便較為曲折。 英國的國力雖然早已衰退而無法負擔全球性的安全事務，不過對於大英國協成員、殖民地獨立國、盟邦的安全事務仍極為關切，在其國防政策中即明確指出：英國皇家部隊的“防衛角色二“（Defence Role 2）就是「防禦對英國與盟國的威脅。 」由此點看來，簽署上項協定的國家自然包含在其盟國的範圍中，同時此也顯示老牌海上殖民帝國雖已今非昔比，不過其對區域事務仍具有一定的興趣，就現實面而言，其海上兵力仍為主要的海軍之一，因此其對五國防禦協定的履行仍具有一定能力。
三、安全對話機制
在整個亞太區域中，除成員有限的「東南亞國協」外，「東南亞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ARF）、「亞太安全合作會議」（Council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CSCAP）兩者提供了泛亞太區國家較為廣泛的共同對話管道，可視為目前最重要的本區域內安全對話組織。「東南亞區域論壇」於一九九四年召開第一次會議，其成立的目的「反應出亞太國家確保穩定的區域政治與安全環境之期望 」，其重要性就在建立與非「東南亞國協」成員的對話機制。 「亞太安合會」則繼其之後於隔年成立，其屬於非官方性質的組織，由區域安全研究機構、安全研究學者、及卸任或現任的政府官員等共同與會， 提供另一種非政府機構的安全對話管道。
另一方面，在東亞大陸上的陸權國家「上海五國」原創始會員，中國、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五國領導人，與烏茲別克總統簽署「哈、中、吉、俄、塔、烏六國元首聯合聲明」，正式同意烏茲別克加入「上海五國」會晤機制。並將「上海五國」轉型為「上海合作組織」，以及簽署打擊分裂主義、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三股勢力」的公約。
由前述三類安全機制的會員國組成結構看來，若干成員國在不同組織中皆具有會籍，此種跨團體的性質雖然使亞太地區的安全機制具有某種程度橫向整合的連結性，不過此種橫向整合的功能在因應亞太區域複雜的安全議題時其成效恐相當有限，亦即是亞太區域的安全機制缺乏一整體性的建制化組織來加以運作，使其呈現相當鬆散的狀態。因此，亞太地區的國家應進一步加強安全事務的合作，以改善或強化此一結構鬆散的安全機制，甚或重新建立一集體性的安全組織，並促進區域安全環境的穩定。
伍、台灣的安全保障
面對東亞局勢的演變，中國的崛起與其對台灣的軍事針對性，台灣應該嚴肅思考有效的安全架構與自我防衛戰略。
一、結合區域安全、創造戰略利基
以往關於台灣安全問題，多停留在中國有無能力犯台，如何犯台，何時犯台，美軍是否會協防台灣等面向，缺乏區域安全的視野。因此在更宏觀的安全戰略上，筆者認為台灣的安全架構，應可構築在東亞地緣戰略的基礎上，與區域安全做更緊密的結合，甚至與其他國家的安全利益結合。
對我國而言，其潛在的安全利益至少包括：（1）平衡中國海軍實力提升的台海戰力落差；（2）實質建立台灣與潛在盟國的聯合戰力；（3）可使我方在區域安全上扮演更積極的參與者，並享有更大的發言權；（4）可更有效協助盟國監測中國海軍活動；（5）由海權角度而言，日美傳統海權，加上適度強化的台海軍，可將中國海上力量有效的侷限在第一島鏈以西。這可說是預先戰略部署，也是美、日所著眼的是長期利益。
台灣為標準的海洋國家，然而長期以來，我國卻將大部分的國防資源投資於地面部隊，使我國的海空力量相對受限。因此無論就國家防衛特性抑或地緣政治而言，發展適度的海權影響力將是我國國家防衛的重要基石。對於美、日此二傳統的海權國家而言，擁有強大海上力量的台灣，亦更將被視為「安全伙伴」而非「安全依賴者」，台灣的安全問題將更為國際化，有利於我國家安全。若我國可有效構築此種共同利益，對於我國國家安全保障，乃至於外交發展，都能產生積極而正面的影響。
二、調整戰略支點
（一）與盟友的CBM
我國各界在討論「信心建立措施」時，只著重與敵人的交往與信心建立。卻忽略對於盟邦而言，其實也是屬於CBM的一環，因此對於潛在的盟友，我國也應建立制度性的溝通措施，以減少誤解。
（二）如何嚇阻
1. 嚇阻目標明確化：所謂的「有效嚇阻」，其目標應明確化，也就是在採行非核武器的「傳統嚇阻」原則下，我國傳統兵力要能形成有效的嚇阻威脅來源，至少應具備下列兩項能力：具備有效打擊 （1）敵方之進攻部隊；（2）敵方高價值政軍目標；（3）有效破壞敵軍之作戰節奏（operation tempo）的能力
2. 嚇阻的效度：此外，作戰能力是否足夠建立嚇阻的效度，將是嚇阻是否成功的關鍵。因此，我國除尋求適當的投擲載具外，也應保有一定規模的數量。此外，對於非軍事目標的嚇阻價值，也應適度將其納入。
3. 提高存活力：如同以色列一般，在政治上不開第一槍的原則下，作戰部隊必須承受敵軍的第一擊（或突擊），並保有反擊能力。
（三）焦距型軍事戰略
對於相對國力有限的我國而言，若繼續採行均衡發展型的軍事或作戰戰略，在成本效益比上將是非常不划算的。因此唯有採取焦距型的軍事戰略發展途徑，才能充分發揮己長擊敵短的效益。
（四）主動防禦的調整
適度強化「主動防禦」的戰略設計，以平衡兩岸的軍事主動權。透過外向縱深防禦的戰略規劃，可以迫使中共龐大的國防資源增加對防禦事務的投資，在戰時更可利用上述的武器系統對共軍進行有形與無形的「切割」，對機場的攻擊亦能摧毀或延遲其作業能力，破壞其整體的作戰協調性，如此，我軍所擔負的壓力將大為減輕，增加我軍的獲勝公算。
（五）非線性作戰
傳統的作戰模式明顯具有「線式作戰」的特性。然而由於技術的發展，另一種與前述作戰模式大不相同的非線性的作戰也正在崛起。此種跨越線式作戰方式的能力，已經日趨躍為未來戰爭的重要方式，在波斯灣戰爭時如此，在科索沃戰爭時也是如此。此種趨勢是難以抵擋的，其主要原因就在於此類武器系統可以擔任突防的先鋒，並得以較低成本的代價，取得關鍵戰果。也因此，其雖尚無法完全取代傳統的線式作戰模式，但其價值不應忽視。
（六）強化戰略機動力
彌補國軍在數量上的相對不足。藉由快速的戰略、戰術機動力，建立戰場快速到達的能力，不僅可使國軍的兵力運用更為自由，更可藉由快速集結來創造絕對或局部優勢，徹底擊潰梯次入侵的對手。
（七）兵力結構合理化
未來應以「不平衡建軍」的觀念，打破三軍平均分配預算的迷思，使我國有限的國防資源得到最大的防衛效益。以防衛密度與國防環境思考，理想的常備兵力規模應維持在24萬人，包括陸軍10萬、海空各五萬、高司單位4萬人的規模。
三、建立完整國防機制──預防、嚇阻、擊退
國防政策的整體規劃部分，可說是國家防衛設計的基礎。然而目前我國國軍由於潛在的外來政治壓力，以及軍種本位的立場考量，因此在國防政策以及軍事戰略的規劃上，無法清楚明示，常常僅能以「戰略模糊」的態度來求取最大的解釋空間。也因此，在上層政策模糊的情況下，位處下層結構的的建軍（forces establishment）政策，以及，最後的軍備獲得階段，往往無法維繫穩定而一貫的政策取向。「人息政亡」的結果，可能造成國防資源的重複投資或浪費。
因此，建議國防部未來應摒除模糊態度，建構一完整而穩定的政策。國防政策的核心目標，就在於一旦軍事衝突出現時，求取最大的獲勝公算，所謂統獨.等政治立場的取向，係存在於「國家戰略」層級，而非國防政策層級。
就國防政策本身定位而言，其位階相當於「國家軍事戰略」（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是介於「國家安全戰略」或「大戰略」（Grand Strategy），以及「軍事戰略」之間的扭帶，以作為軍事行動的戰略指導方針。因此，我國未來的國防規劃應可考慮下列三大機制所架構而成：
1. 預防機制：（1）主動信心建立；（2）促進軍事互信；（3）推動海事合作
2. 嚇阻機制：（1）防阻危機升級；（2）嚇阻軍事冒險；（3）戰備整備與全民防衛（平戰結合，提升後備部隊的戰略位階）
3. 防衛機制（軍事戰略）：（1）先制防禦、縱深打擊；（2）快速反應、決戰境外；（3）早期預警、聯合防空聯合一體、先進作戰；（4）技術優勢全民防衛
此三大機制之前二者較屬於「國防政策」層級，防衛機制則屬於「軍事戰略」層級。三大機制相互配套，提供因應潛在軍事衝突的系統性方法與工具，畢竟軍事行動只是國家防衛的最後手段。
四、資源運用最佳化
持平來說，台灣的相對國防資源是極為有限的。由地緣戰略的角度思考，台灣屬於標準的海洋國家，在防衛設計的規劃上，「藍色領土」的利用與防禦當屬防衛計畫的重要部分，著實不應忽視。對於防衛的規劃者而言，國防資源或技術條件往往是不公平的，但自然條件卻是公平的。台灣若不能適度投入資源予以有效防禦，若果堅持「決戰本島」的傳統思惟， 那麼海洋將不是台灣的防衛堡壘，而將是敵人入侵的「藍色高速公路」。
同時，由於台灣並無足夠的戰略縱深，因此將防線向海向西推延，以適度延伸戰略縱深。
因此在戰略上，台灣確認空防海防重於陸上防衛的優先順序應無疑義，而台灣近十年的重大軍購案，雖以海空裝備為大宗，然而充其量只能說是裝備更新，並非計畫性的採購。
五、經濟影響應分開評估
同樣的，經濟的低迷與國防需求的關係也是極為混淆的，所謂國防預算不宜超過GDP3％的說法，可說是學界誤導，事實上，在面對強大外來威脅情況下，我國的國防預算規模不能與全球民主國家的平均值相類比。同時，無論經濟情況如何，國防預算有其基本規模，例如以色列的國防預算便佔其GDP的8％，又如，在以往我國的GDP產值甚低時，國防預算佔政府預算的40％以上，也是同樣的道理。
進一步來說，英國學者研究認為，由國防經濟學 （defence economy）角度而言，軍備也是消費行為，更是公共投資的一種，因此軍售預算對低迷的景氣不應只是負面影響，關鍵在如何使用。例如，部份軍品國產化、合作生產（進行中的為戰術輪車）、推動「商業維修」等政策，都可刺激國內產業界的活力、提供就業機會。簡單說，政府所應考量的不是犧牲國防預算，而應有系統的規劃國防投資以協助刺激經濟復甦。
陸、結語
我國唯有客觀地認知台灣客觀的地緣條件與戰場環境，並在武獲政策上進行計畫性管理，排定建軍的優先順序，才能使我國有限的國防資源發揮最大的作戰效益。也唯有強化海空力量與境外作戰能力，方能使我國的防衛力量能在本區域扮演安全生產者的角色。
很明顯的，東亞區域的國際環境目前是由美國、日本、中國（共）、俄羅斯四個主要的權力為架構基礎。然而，相較於冷戰時期，其他相對國力較小的國家其自主性也相對較大。同時，目前亞洲的經濟成長也位居世界的牛耳地位，貿易數量相當龐大。而中國大陸更是全球最具潛力的市場之一，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汪德爾最近在南京大學發表演講表示，二十年後中國大陸和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之和將與美國相當。 因此亞太地區的經濟利益更吸引了其他區域國家的矚目。另一方面，卻也有著潛在衝突。
這種多元權力的相互激盪下，加上亞洲的種族、文化、宗教乃至於意識型態、政治制度等皆甚為複雜，皆使亞太地區的區域局勢在先天條件下顯的較不安定。簡言之，台灣防衛機制的設計與戰力的調整，應有完整的前端分析、中段規劃、形成最後的政策產出。進一步思考，台灣除了是區域安全的消費者外，能否扮演安全的生產者，使台灣的軍事力量亦能提供適切的外交奧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