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安全保障與民主」國際研討會
「防衛性公投」與台灣戰略安全
2004年1月17日
賴怡忠（台灣智庫國際事務部主任）
前言
最近有關「防衛性公投」所引發的美、中、日、臺之間的爭議，牽涉到好幾個不同層次的問題。首先，公投與台灣內部民主鞏固的發展有關，其次，圍繞「防衛性公投」是否必要所引起在台美與台日之間的爭論，牽涉到的是台灣與美日等國雙邊或三邊的政治關係。再者，「防衛性公投」對於亞太的戰略安全也會有相當衝擊。由於公投與民主這個面向的討論已經很多，因此本文的重點在於探討「防衛性公投」與台灣對外關係，以及其對亞太戰略安全影響這兩的面向。
如果由政府目前所宣布有關「防衛性公投」的方向與重點來看，「防衛性公投」既沒有改變現狀的疑慮，也不和陳總統就職演說中「四不一沒有」的承諾相衝突，因此最近美、日、中等國持續關切的舉措就非常令人不解。同時因為擔心公投會導致下一步行動，因此一再質問到底『陳總統的下一步』為何？由於「防衛性公投」是與總統選舉同一天舉辦，以目前藍綠陣營激烈的割喉戰況，在連任與否都無法確知的情形下，問當事人下一步要如何走是非常奇怪的問題，正如現在沒有世界領袖會去問美國小布希總統在2005年1月21日，他的「下一步」為何。總結一句，「防衛性公投」本身不是問題，而是對「防衛性公投」贊成或反對的動機解讀才是出現爭議的真正所在。
美、日、中等國有人將對「防衛性公投」關切或反對的對象，鎖定在總統或執政黨本身，認為這只是為了增加選票而提出的選戰策略，意圖在製造兩岸緊張而增加勝選的機會。而台灣也有不少人將美、日等國的關切作為，認為是受到中國的壓力之故。這些解釋都太過簡化。首先，如果將「防衛性公投」視為選舉手段，則邏輯的解釋是在選舉結束後就應該議題會消失，因此如何有所謂「下一步」的問題呢？再者，認為「公投」的提出是總統或執政黨選戰考量的前提，是認為「公投」是泛綠政治菁英的政治操作，但這又如何解釋泛藍跟進的動作呢？實際上泛藍跟進的動作表示「公投」已經蔚為台灣的主流民意。下面一個問題是，對於一個已經成為台灣主流民意的議題，藉由控制執政黨或總統能夠封的住嗎？即使能擋住執政黨，如果出現人民連署，並超過100萬人次的簽名要求舉辦類似的「防衛性公投」，那麼又要如何處理呢？
這種種有關「防衛性公投」似是而非的論點說明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圍繞「防衛性公投」的爭議基本上和「防衛性公投」本身無關，所以「防衛性公投」比較可說是個『徵候Symptom』，是各種潛在力量的推擠結果。因此將「防衛性公投」爭議的責任推給個人，或認為這是中國的壓力或反對，並無助於釐清問題，並進而提出解決之道。為了研究之故，在進入「防衛性公投」的爭辯之前，可能要先瞭解一下美、日、臺、中在後冷戰時代的變化，以及這些變化對於既存戰略秩序的衝擊。
本文的結構如下，首先我們將探討後冷戰時代的美、中、日、臺的互動與發展。其次將討論在美、日、臺、中的發展中，出現了什麼樣的新變數，然後再談這些新變數對於區域戰略秩序出現何種衝擊，然後再談「防衛性公投」爭議，是在哪幾股力量的推擠下所出現的，其對於亞太戰略的影響又是什麼？最後結論中將探討未來的機會與風險。
後冷戰的美中日台國際環境與互動
總體而言，後冷戰時代對於美、中、日、臺四國所標誌的環境是這樣的。首先對美國而言，蘇聯的垮台造成美國單極獨強的事實，但也使得美中戰略合作的理由隨之消失，以及「美日同盟」面臨存續的問題。而隨著中國經濟及軍事力量的發展，以及日本十年來持續的經濟不振，使得美國一方面要重新找到新的美中關係的運作軌道，以及「美日同盟」的再定位問題。
而在日後「美日同盟」的再定位因1994年北韓核武危機而重新得到動力，1996年的台海飛彈危機則進一步加速美國對中國的威脅認知。因此美國的亞洲政策，更在「加強美日同盟」與「維繫美中關係」的兩極中來回擺盪。
對中國而言，蘇聯的崩潰使其首次在歷史上不再面對來自北方的威脅。但是面對美國的獨強，尤其在1991波斯灣戰爭中的表現，非常擔心美國一極獨霸的事實，尤其在亞太區域，沒有蘇聯的力量牽制美國，美國在亞洲的影響力很可能進一步擴散至前蘇聯的盟友中，因此企圖在國際建構一個「多極」結構的戰略秩序，並防止美國在亞洲的進一步擴張。而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以及在俄羅斯協助下進行快速的軍事現代化後，中國向亞太地區擴張其影響力的意圖越來越明顯。基本上中國的目的是在亞洲建立霸權體系以在世界上能與美國抗衡。要完成這個目的的關鍵在於將美國力量逐出亞洲，如此可使「美日同盟」因而崩潰，日本及東南亞將因此而被迫屈服於中國的政治領導，以建立中國亞洲版的門羅主義。台灣因此對中國而言，就不止於民族主義的心情，台灣所具備的地理位置使得奪取台灣，成為中國能否完成逐出美國、孤立日本、包圍東南亞等戰略任務的關鍵。也因此在後冷戰時代，中國在全力發展經濟之餘，解決台灣議題的重要性反而越來越高。92年的「辜汪會談」對中國而言不是在防獨的確立，而是促統的開始。
對日本而言，後冷戰時代一方面使得日本必須面對「美日同盟」在定義的問題，而波斯灣戰爭的屈辱回憶，以及長時間的經濟不振，使得日本自信心開始動搖，並尋求建立一個新的體制來面對新的國際與國內環境的問題，隨著社會都市化以及政治板塊向「團塊世代」的前後移動，使得日本出現越來越強的「正常化」呼聲。同時蘇聯崩解所造成美中戰略合作的結束，以及中國崛起並意圖挑戰現存以美國為首的亞洲戰略秩序，使得日本一方面要擔心中國的意圖，二方面也面臨在「美日同盟」與「日中關係」選邊的現實。
對台灣而言，後冷戰時代與其內部民主改革快速發展的時間相重合。在後冷戰時代初期，台灣的民主化前途尚未可知，本土化與台灣化的路線尚未被確定下來，但是當時台灣正值經濟發展的巔峰，中國大陸的經濟則陷入「天安門事件」後左右經濟發展路線的鬥爭中，且其經濟規模相對於台灣而言仍處於劣勢，同時北京政府也因「天安門事件」而被國際孤立無暇他顧。在台中雙方都忙於內部事務的情形下，兩岸事務因而出現平穩的狀態。
在1992年底年郝柏村自閣揆辭職，李登輝提拔連戰為行政院長，以及新黨出走後，李登輝的本土化路線獲得確立，「台灣化」成為執政黨與在野黨的共同語言，並因此進行了一連串的民主化改革，同時也展開了連串以元首出訪為特色的台灣務實外交。
而中國於1992年夏天透過鄧小平的南巡講話終結經濟路線的左右鬥爭，重新確立經濟改革的核心地位，並在1993-4年鞏固了江澤民的領導核心，自此中國加速軍事現代化以及對台的軍事部署，江澤民也在權力較穩後，於1995年二月發表「江八點」為其對台政策定調，作為在1981年葉九條以及鄧小平的「一國兩制」後的新基礎。自此台灣議題被有意識的提上檯面。因為台灣與中國的領導人在其內部平穩後所各自開展的對外作為時間非常接近，也因此兩岸關係也開始逐漸出現你來我往的局面。這和李登輝於1995年有無訪問美國無關，因為兩岸私下的外交角力已經越演越烈。雙方檯面下的外交作為成為檯面上的政治問題，甚至出現軍事化的局面只是遲早的問題而已。
因為台海問題與兩岸主權誰屬的爭議無關，而與各自內部的社會發展，及其對外的戰略作為所出現的互動有關，因此企圖以種種的「中程協議」來解決台海問題，是犯了問錯問題的謬誤。換句話說，在目前台灣民主不能走回頭路的情形下，除非中國政治體制也出現類似的改革，以及中國不再堅持以驅逐美國作為其亞洲霸主的前提下，否則台海問題是不能夠被解決的，而只能被控制在某個範圍內，意即避免台海問題軍事化。這也是為何1996年後對於兩岸問題的主要爭執焦點。
如果要進一步瞭解美、中、日、臺之間的關係，基本上可根據「美-日-中」、「美-中-台」、「日-中-台」、「美-日-台」等四個三角關係來檢視，而其中又以「美日-中」三角關係最為重要，因為這組三角關係決定其他三個三角關係的形狀。
一、「美日中三角關係」與中台關係
「美-日-中」三邊關係在90年代有過等距三角關係，向「美中關係」傾斜的不等邊三角形，以及小布希總統上台後的將「美-日-中」三角關係轉為「美日同盟」與中國的雙邊架構等各種不同的模式。以個別國家而言，對美國來說，「美日中」三角關係是在於美國後冷戰時代亞洲戰略選擇的問題；是選擇「美中關係」還是尋求加強「美日同盟」呢？對日本而言，「美日中」三角關係意味著日本如何看待「美日同盟」與「日中關係」孰輕孰重的問題。義及日本是個世界性的海洋國家，還是要與亞洲的陸權秩序和解，承認亞洲大陸國家設定區域議程的優先性。對中國而言，如何處理「美日同盟」是中國在面對「美-日-中」三角關係的重要議題。
對台灣的影響上，由於台美關係、台日關係以及兩岸關係的冷熱與好壞基本上是被這組「美-日-中」三角關係的變化所決定，所以會出現隨著「美-中-日」三角的變化，也連帶影響「美-中-台」、「日-中-台、以及最近發展的「美-日-台」三角關係的發展。
而在模式上，我們可以見到在「美-日-中」三角關係中，如果美中關係越接近，則「美中台」與「日中台」的三角關係都會向中國方向傾斜。如果「美-日-中」關係存在很強的「美日同盟」，則「美中台」與「日中台」向中國傾斜的情形較不容易出現。
二、美中台三角關係
目前規範「美中-台」三角關係的重要支柱是「一中政策」，三方各有自己關於「一中政策」的表述。美方一些政策專家，包括傅利民(Charles Freeman Jr.)在內，認為美國的「一中政策」提供了一個穩定的兩岸架構，因而給台灣一個進行民主發展所需的國際空間，所以「一中政策」是促進台灣的民主。但台灣則對此有相當不同的意見。
在具體的問題上，「一中政策」認為台海問題應和平解決，對結果不預設立場。防止台海問題發生軍事衝突，但是對於有關政治與外交的衝突則較無著墨。同時台灣政府當時的立場仍是「中國統一」，和中國的立場並無二致，差別在於誰代表中國而已。因此「一中」的前提是被海峽兩岸政府所共同持守的。
此外，戒嚴時代的「美中-台」三角關係的運作模式，主要是由美中設定有關台灣的政治議程，因此台灣是個被動的承接者。在冷戰時代台灣還是獨裁專制時，台灣政府對外談判的籌碼相當有限，「美中決定台灣」的模式還因此操作得很順暢。
三、日中台三角關係
日本對於「日中台」三角關係的舊操作，是將「日台關係」放在「日中關係」的考量下來處理。所以重點在於如何避免使「日台關係」的發展影響到「日中關係」，日本過去也比較沒有在「美日同盟」的脈絡下來處理「日台關係」或台灣問題。而在具體作為上，日本對台政策的指標文件是1951年的「舊金山合約」。根據該合約，日本放棄對台的領有，但是不觸及台灣的歸屬。換句話說，台灣是否屬於中國，日本沒有立場。也因此日本外務省過去一直很小心的在台灣問題上不談所謂「一個中國」，其理由是根據「舊金山合約」，日本無法對台灣是否屬於中國表示贊同或反對。這個對台「不干涉政策」的邏輯結果是日本沒有所謂的「一中政策」。總而言之，日本對台灣的地位採取的是「不承認、不否認、不干涉」，的『三不政策』，但是對於日台關係經營的準則則是避免「日台關係」的發展形成「日中關係」的問題。
在這樣的操作下，往昔台灣的議題在日本是被外務省中所謂的「中國幫China School」所掌控，而根據「日中關係」的好壞與否作為「日台關係」發展的依據，也形成對日台關係諸多不合理的發展限制，同時也給予了中國對「日台關係」發展的實質否決權。
四、美日台三角關係
「美日台」三角關係的發展是較晚進的事情。這是在「美日同盟」角色加重，以及中國在後冷戰的崛起後，「美日同盟」與台灣才逐漸發生接觸，也才有「美-日-台」三角合作的發展。由於日本是在「美日同盟」下，緊跟隨美國的亞洲政策，意即日本的中國政策是在「美日同盟」下的中國政策。如果美國的台灣政策與美國「美日同盟」的發展有關，則日本的台灣政策也會做相應的調整，不再完全聽命於「日中關係」的好壞。
新的發展變數
在後冷戰時代有幾股力量同時發展，影響了美、日、臺、中互動的政治議程，此次台灣有關「防衛性公投」的爭議，實際上是這幾股力量推擠的綜合結果。這幾股力量分別是：美國亞太政策的變化、中國的崛起、日本走向正常化、以及台灣的民主化。現分述如下。
一、 美國亞太政策的變化
由於蘇聯威脅消失所影響到美國與這個區域國家的關係，使得美國90年代的亞太政策出現高度的不確定性。尤其是在處理「美中關係」與維持「美日同盟」上。
在「美中關係」上，由於蘇聯解體，使得美國聯中抗蘇的戰略關係也隨之消失。相對於蘇聯在80年代末逐漸邁向民主化，中國在1989年則發生鎮壓民主學生的『天安門事件』，並在90年代綜合國力加強之後，將兵力移向東南沿海部署，以及在無外力威脅下反而持續十年的擴軍行動，並在外交策略上企圖建立國際多極秩序以對抗美國的「單極狀態 Unipolar Moment」，使得後冷戰時代的美中關係不再是國際合作的夥伴關係。但是中國對於亞太區域影響力隨其國力的增強而越來越大，因之美國也不能輕忽中國的位置。美國在90年代與中國的關係常出現巨幅擺盪的原因，就在於如何看待中國企圖挑戰美國的戰略意圖，以及如何透過與中國合作以處理亞太區域的問題。
在「美日同盟」方面，日本於90年出現經濟不振，以及日本在對外事務的消極態度，曾使得「美日同盟」的存續出現問題，「美日同盟」的戰略視野也出現真空，『同盟漂流』的情形持續了一段時間，直到90年代中後期「美日安保條約」的再宣示後，「美日同盟」才回到明確的軌道。
除了「美中關係」與「美日同盟」各自都需要調整外，冷戰的結束也使得過去「美中戰略夥伴」與「美日戰略同盟」不再有對抗蘇聯這個共同敵人的相同點，對美國而言，「美日中」三角關係因此由三個正向的合作關係逐漸轉向兩個互斥的關係，即華府需要在「美中關係」與「美日同盟」選邊。這也是為什麼90年代在「美中關係」良好時，「美日同盟」都剛好是較有問題的時候，反之亦然。美國的「藍隊」與「紅隊」亞洲戰略辯論正好反應了這個事實。
二、蘇聯崩潰與中國的崛起
中國的崛起如前所述，但是政治威權與經濟發展造成民族主義的崛起，因此需要突出類似台灣議題的民族主義問題以轉移國內注意力。中國國力的發展不僅使得中國城為亞太地區新興的政治力量，更因此成為現存亞太秩序的挑戰者，意圖改變現狀，而與美國形成在亞太區域的戰略競爭關係，並引起日本的緊張，以及東南亞國家的高度警覺。
三、「美日同盟」再確立及日本走向「正常國家」
後冷戰時代固使日本去除了來自北方的大患，但接踵而來劇烈的國際變化卻使日本應接不暇。「美日同盟」是否存續開始遭到懷疑，日本在1991年波斯灣戰爭中捐的款項最多，但到頭來還是被美國及國際社會，包括重新復國的科威特在內，攻擊其貢獻是『做的太少也做的不夠 Too Little，Too Late』。而戰後引以為傲的經濟成就也因為後冷戰時代長期的經濟不振而不被重視，連帶也影響日本人的自信心。
除了外在的環境之外，戰後日本的社會在這50年來也經歷重大變化，目前人口結構出現老化的現象，農村也出現都市化的傾向。在這樣的社會結構的變革，以及面對後冷戰時代日本的國際政經局勢困局，日本人逐漸認為根本的政經制度變革是必要的，而現在年紀在50-60歲左右的在戰後出生的世代（『安保世代』、『團塊世代』以及『後團塊世代』)現在成為政壇的主流世代。這批世代是日本經濟發展黃金時期的見證者，對日本遠較其父執輩有信心，同時因在戰後出生，所以對於日本二戰的原罪感不強，同時這個世代也是日本戰後民主時代的產物，因此『民主』成為其重要的世代認同及信守的政治價值。
這整個社會紛圍的改變，再加上90年代接連出現了1994年北韓核武危機、1996年台海飛彈危機，以及1998年北韓飛彈發展等，因此提昇了日本人的安全自覺，社會上開始公開討論過去被視為禁忌的憲法「集體自衛權」議題。學界也追問日本「國益」為何，以及要求日本也一個自主獨立的外交政策，並鼓勵參與區域事務。而美國於2001年小布希當選總統後，鼓勵日本走向正常化以提昇「美日同盟」，則是促使日本向「普通國家」快速進行的重要關鍵。911事件後出現的國際反恐戰爭，更被有效的運用以推進日本的正常化。而在2001年小泉當選日本總理後，日本正常化的腳步相對於這50年的變化來說，是速度非常驚人的。
所以日本現在對於區域事務的關心會更有主動性。在對台問題上，由於日本面臨「美日同盟」與「日中關係」對台事務不同態度的擠壓，在具體作法上逐步放棄五十年來根據舊金山合約(San Francisco Treaty)而來對台「不干涉主義」。必須要注意的是，在其他區域事務上，日本比較會根據「美日同盟」的立場及需要來對區域事務發言。而對台關係上，則會呈現「美日同盟」與「日中關係」同對台立場的拉扯作用，而造成頻率增加但是訊息有矛盾的情形。。
四、台灣的民主化
台灣民主運動在冷戰時代末期逐漸壯大，1986年組第一個反對黨「民主進步黨」，1987年解除戒嚴，在1988年蔣經國過世後，台灣民主發展的腳步開始有了新的發展並速度奇快。這個時間剛好與後冷戰時代相重合。
沿著本土化道路前進的民主化，處理了內部的政治參與的公平性問題，但也隨著政權台灣化的提昇，台灣對外主動放棄了對中國大陸的治權，同時社會主流民意也向台灣認同趨近，其結果是「與中國統一」在台灣失去市場，台灣的主流民意是維持『台灣的獨立現狀』，並在這個基礎上進行經濟及政治發展。這個主流民意一直相當穩定，並對於台灣政治人物的選擇施加相當的限制。
對於「美-日-台-中」互動的衝擊
一、中國影響台灣的能力逐漸流失
後冷戰時代中國的國力增加很快，其經濟發展更成為世界的工廠，在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後，吸收了80%投資亞洲的外資，總體而言，中國的綜合國力在後冷戰時代也非常快速而顯著的提昇。
但同時台灣也在發展民主化，這不僅使得中國的政治制度成為被比較，以及其正當性成為被挑戰的對象。同時中國也無法以「國共合作」模式透過與政治菁英的密室交易來處理台灣問題，如同1983年與英國處理1997「香港回歸」一般。台灣民主化的快速步伐使得中國對台情勢的掌握屢屢出現失焦突槌的狀況。而由於台灣領導人必須遵守民主的規則，在中國對台運用的政治籌碼有限，而美國又反對對台用武的情形下，即使中國的總合國力大增，但是中國實際尚無法操縱控管台灣的主流民意。
二、民主化使台灣成為「美-日-台-中」互動的主動者，而不再是被決定的一方
在「美-中-台」三角關係上，台灣不再是一個被決定的對象，民主機制的建立使得台灣的政府有了主動權，民主的正當性使得台灣政府有了民意基礎的後盾，因此美中無法再持續忽略台灣政府所代表台灣人民的聲音，因此使得台灣在「美-中-台」三角關係的議程上，成為形塑者之一，而不再是被決定的對象。
這個的發展對於習慣於過去「美中-台」互動的政府及學界菁英來說，是個全新的變化。正因為台灣在民主化之下所賦予的巨大正當性，以及民主本身對結果是不確定的，也使得許多政策菁英意圖限制台灣民主以期對「美中-台」三角關係的發展軌跡能夠有所掌握，而不致出現失控的狀況。在這段政策互相調適的期間，當然會有部分人根據過去的習性，出現類似『台灣民主是個問題』的論調。因此現在調適「美-中-台」三角互動的關鍵，是在美中雙方，尤其是美國，如何看待台灣的民主：是要接受台灣民主存在的事實，與台灣民主正面交往，還是要持續把台灣民主當成是個問題，企圖限制台灣民主的範圍？
在「日-中-台」三角關係上，台灣的民主化也使得日台關係突破了「左派親中反台」與「右派反中親台」的二元對立，而在日本有了廣泛的社會支持基礎，並與日本新的政治世代在民主價值上，有了共同對話的語言。
在「美-日-台」三角互動上，台灣的民主化也使得台灣除了本身對美、日在「海洋生命線 Sea Lanes of Communications SLOC」戰略位置上的重要性外，民主也成為台灣與「美日同盟」互動的共同價值，以及推動三邊亞太區域合作的戰略語言。這不僅擴大了美-日-台三方的合作空間，而台灣對於「美日同盟」來說，其重要性也由地緣戰略位置，延伸到鞏固台灣民主，協助中國的民主化與和平化，以及促使民主在東南亞擴大扎根的合作等項目。
三、「一中政策」的有效性受到質問，有可能會出現變化
美國宣成其「一中政策」的基礎是「三報一法」(1972年的上海公報、1979年中美建交公報、1982年的中美817公報、1979年的台灣關係法)，有時會加上1982年的六大保證(Six Assurances)，或者是克林頓總統於2000年二月提出的「台灣前途需得到台灣人民的同意」等語。但是其基本文件還是在「三報一法」上。由於這些文件，基本上是1972年以後美中聯盟對抗蘇聯的戰略需要所出現的結果。姑不論這些文件中，最晚近的一份文件距今已有20多年的歷史，但是很明顯的，簽署這些公報背後的戰略需求(美中合作)在蘇聯崩解後已經消失了。
其次，這「三報一法」的簽署時空是在台灣還處於獨裁專制的情形下，不僅台灣人民的聲音無以表達，同時台灣的政府也缺乏一個穩定的民意基礎。這使得台灣政府當時不僅無法代表台灣人民的心聲，同時對於國際上有關台灣前途的黑箱交易，也缺乏與其議價的正當性與交涉籌碼。但是1990年以後台灣的民主化，不僅建立了以維持「台灣的獨立現狀」為基礎的主流民意，同時政府的發言也因為民主化而出現過去所不存在的正當性，以及因為有民意基礎的支撐而有了強力的交涉籌碼。
首先，台灣的新主流民意不再那麼期待「與中國統一」是台灣未來的選擇，也不同意「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其次，這十年來的民主化也使台灣認同成為社會的主流價值。這兩者使得1972年『上海公報』的關鍵詞句：「海峽兩岸的中國人都認定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而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失去效用。因為「中國人」不再是台灣的主流認同，而「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也不被台灣社會大多數人所接受。因此30年前「上海公報」所描述的狀況已經不是現實，「公報文字」因台灣民主化的發展而被否定了。
因此冷戰的結束以及台灣民主化的發展這兩個因素，使得「一中政策」的兩大支柱受到根本的動搖。美國為了維持這個舊「一中政策」的架構而絞盡腦汁。於是在有人在政策上要求去除原先的『戰略模糊』，而改採以「雙重嚇阻：中國不武、台灣不獨」的「戰略清晰」策略來處理，有人建議台灣與中國簽署台灣五十年不宣佈獨立，以換取中國五十年不侵犯台灣保證的『中程協議』來避免擦槍走火。更有人直接認為台灣的民主是造成「一中政策」失效的罪魁禍首，因此應該對台灣的民主施加限制：「挑戰一中政策的民主叫做民粹，不挑戰一中政策的民主叫負責任的民主」等形形色色的說法。基本上，這些都是為了維持「一中政策」，意圖以30年前的舊架構，來規範在21世紀國際戰略環境，台灣內部發展都已經大不相同的時代所出現的窘態。
但由於「民主化」力量太強，正當性又夠，台灣民主化與「一中政策」的衝撞只會越來越直接。1996年這些人擔心李登輝的得票數過高而導致沒有有效的制衡局面，在2000年這些人又被陳水扁當選而冒出一身冷汗。2004年選舉結果尚未可之，但是過去支持「一中」的泛藍陣營竟然會支持公投，並是使「公投法」通過的國會主力，更是他們無法想像的。隨著台灣民主化的加深，對於「一中政策」的挑戰只會越來越大。
四、日本的「不干涉台灣內政」的操作會出現變化
日本過去對台的作為有兩股互相拉扯的力道，一個是「美日同盟」中因美台關係之故而處理日本的對台關係，另一個則是避免「日台交往」而影響到「日中關係」。前者的對台政策有其戰略考量，而後者主要著墨在雙邊關係如何交往。在冷戰時代，因為「美-日-中」呈現正三角關係之故，所以這兩股力量並不互斥，但是在後冷戰時代，隨著「美日同盟」的加強以及中國對於「美日同盟」的排斥態度，使得日本無法持續透過「日中關係」的好壞來處理「日台關係」，因為台灣成為「美日同盟」的一個重要戰略問題。也因此日本需要仔細處理「美日同盟」中的美台關係，與「日中關係」中下的「日台交往」間，所出現對台政策的矛盾。
配合日本走向正常化，以及美國在「美日同盟」下期待日本在亞洲區域事務上扮演更大角色，日本的對台政策的考慮層級應會變高，同時也會有更主動的作為，因此有可能對於過去依照1951年「舊金山合約」而表示對台不干涉的態度會出現變化，使得日本對台事務的發言頻率會增加。而台灣的民主化所造成日本對台印象的改變，也會提供日本一個有利於主動對台發言的社會氣氛。
五、「美日同盟」需要協調對台政策，並出現與台灣直接交往的必要
因為台灣民主化所給予台灣政府議價的力量與籌碼，使得國際力量，包括中國，無法繼續忽視台灣的存在，不管贊不贊成台灣的作為，美、日官方都需要與台灣進行高階官對官的接觸才可以發揮影響力，這和美日以提昇對台接觸層級，來促進雙邊關係的考量截然不同。因此美日與台灣進行官式接觸的機會會大增。
除此以外，「美日同盟」也必須面對台灣存在的事實以及其對戰略的影響，因此美日兩國也有要在「美日同盟」之下協調對台政策的必要性，如同「美日同盟」需要針對北韓問題進行彼此政策協調的必要一樣。在這樣的考量下，「美-日-台」三邊出現戰略合作與協調的空間。這不是單純反對中國的三邊合作，而比較是協調三方的對台作法，並建立互信。
日本此次主動對台表示意見，更彰顯了美日雙方進行對台政策協調溝通的必要性。日本的作為基本上是向中國示好，藉由利用利用美國總統言詞造成的印象，以形成是「美日同盟」在台灣議題合作的假象。但是這和「美日同盟」戰略管理的目標不合，因為美日如果接連表示意見，只會給台灣巨大的不安全感，並鼓勵中國的冒進，容易造成情勢的失控。所以日本的公投意見表示，顯示了美日之間不存在密切的區域戰略管理。為了防止類似問題再度出現，「美日同盟」屆時必須達成對台灣的一致態度，因此需要有更多的政策互動，並要直接與台灣交往。
六、「一中政策」的調整會與「對北韓政策」的檢討一起，成為2010年前亞太區域政治議程的主軸
由於「一中政策」明顯不合時宜，未來遇到的挑戰只會越來越多，也因此越來越多的人公開呼籲改變「一中政策」。但是調整「一中政策」意味亞太政策架構的重大轉折，因此根本之道應該是將「一中政策」的調整放在更大的亞太區域政策轉換的框架下，一次將「一中政策」的調整、「朝鮮半島的統一與危機管理」、日本的正常化、中國發展出現的國際問題等等，一併想清楚，在一個統一的框架下來看問題。也因此如果會有調整「一中政策」的話，應該會有相應的亞太區域政策再重構的檢討過程。換句話說，「一中政策」不是規範台灣或台海危機管理的問題而已，而是個亞太區域戰略調整的一部份。
「防衛性公投」對台灣戰略安全的預測
目前有關「防衛性公投」的爭議與回應，實際上反應的是等這四股力量推擠的結果。由於「防衛性公投」議題本身將民主的政治形式(公投)，以及區域安全(公投中有關防衛性的文字)，這兩者連在一起，而公投的民主效果又會進一步催生出新的區域政治互動。在還不明白「防衛性公投」的具體文字前，本章擬就公投所催生的戰略互動，來探討「防衛性公投」對台灣安全的影響。
一、「防衛性公投」對台灣安全是短空長多
有人以「防衛性公投」會影響選舉為由，建議不要在大選時舉辦。筆者對這點並不同意，因為台灣不能由選舉來看待「防衛性公投」，而要從對台灣民主是否有益處的方向來看待「防衛性公投」。
由於「防衛性公投」現階段所引發的台美爭議，並不是台美雙方針對「防衛性公投」內容的爭議，而是台美雙方對於舉辦公投的動機、對於現狀的詮釋、對於美中台互動模式調整的不適應等的爭執。以美方的疑慮為由建議緩辦無法處理這個問題。試問如果公投是由人民發動，在美方上述的疑慮未消前，美方又要如何處理呢？
此外，只是中國部署飛彈並對美國施壓然後台灣就後撤的話，無異告訴美中雙方對台施壓絕對有效，這在未來只會繼續鼓勵中國變本加厲的施加壓力，並鼓舞美國將台灣民主視為麻煩製造者的親中派學者官員，繼續忽視台灣的聲音，因為屆時施壓一定有效。因為現在的台美爭議和「動機論」以及民主所帶來的不確定有關，台灣應該利用這個機會使國際瞭解與台灣民主正面交往的必要，接受台灣民主的存在為前提。凡事總有先例，如期完成公投，使國際習慣台灣辦公投的方式，這才是解除國際對公投疑慮的真正步驟。
這對於穩定兩岸關係也有助益，因為北京會被迫正視台灣主流民意，而不會老是寄望於台灣內部的分裂。這有助於北京政府對台灣的真正理解，減少其對台政策一相情願的幻想。
總之，現在有關「防衛性公投」的美台爭議，在台美都是民主國家的堅實基礎下，會有雨過天青、海闊天空的時候。美國與其他民主國家的爭吵遠較與台灣激烈，如法國、德國、以色列等，但是基本面不變，雙方仍有許多機會重修舊好。公投文字明確化後應會解消許多國際的疑慮，屆時公投如期舉辦，對台灣的好處絕對遠遠超過延期舉辦或不辦。因此「防衛性公投」對台灣可說是短空長多。。
二、「防衛性公投」會促進區域戰略重構
「防衛性公投」的舉辦後，「一中政策」的可行性會受到更大的衝擊，同時對於同樣採用「公投」來決定新憲的日本來說，也有相當程度的示範作用，因此對於「美日同盟」能力的提昇等有一定的正面效果，而對於中國來說，其軍事威脅的正當性則面對一個國際公認程序下的住民反對，並對於步履蹣跚的中國民主改革來說，也無異是注入了一劑強心針。區域戰略重構的速度有可能因此加快。
結論
後冷戰時代國際環境變化多端，但是有四股互動的區域發展趨勢：美國亞太政策的調整、中國的崛起、日本的正常化、以及台灣的民主化，影響了冷戰時代以來規範東北亞互動的幾個政策與模式：「一中政策」、中國對台影響力降低、「美-中-台」互動模式、日本對台歸屬的不干涉主義等。這些變化並開始追問21世紀亞太新的政治議程為何。
由於「防衛性公投」不違反四不一沒有，也與統獨無涉，因此圍繞在「防衛性公投」的爭論基本上是這幾股力量的互動贊成或反對的結果。台灣應以平常心看待「防衛性公投」，藉由「防衛性公投」的如期舉辦，使國際對台灣的民主不再懼怕。
目前除了造成台美爭議外，「防衛性公投」也有創造有利的部分，如使得美日等國必須正視台灣存在的事實，需要有官與官的直接對談，並使得中國宣稱的「台灣不獨、中國不武」的公式，轉變為「中國不武、台灣不獨」的方式，算是為台灣爭取到相當有利的戰略空間。怎樣謹慎處理公投，以全面的方式關照公投的發展，應是我們需要密切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