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際東方學者會議認識王育德先生以來，我和他建立了深厚的交情。一九五九年，正當我奔忙於春秋學院設立基金的籌款時，王育德先生不顧本身生活上的拮据，慷慨解囊，也捐了日幣五千圓給我。王育德先生的深情厚意使我永生難忘。

那次的會議上，當我看到王先生的名牌時，大吃一驚。（王育．．．，王育．．．）於是，我鼓起勇氣向他問道：「請問，您和王育霖先生有什麼關係嗎？」「啊，王育霖正是亡兄。你和我哥哥是．．」，「我曾經和令兄一起被關在西本願寺。我九死一生地僥倖存活，可惜，令兄竟死於非命。」

王先生當時訝異地說不出話來。驚訝，是當然的。據我所知，幾乎沒有人能從西本願寺活著出來。他們釋放我的時候，警告我絕對不可以說出曾經被關在西本願寺，更不准提起寺內的一切，否則性命難保。那種恐怖感真是揮之不去。所以，只要與西本願寺有關的事情，連囚犯的家屬也無法探知一二。

王育德先生不但是語言學家，對歷史的造詣也相當深厚。一般而言，關心歷史的人都有強烈的好奇心。王先生很想從我口中探知西本願寺的情況，可是，我卻仍然默不做聲，絕口不提。因為我曾經歷那樣的災難，王先生也不再追問，只是一直等待機會而已。這真教我不得不佩服他的耐性。

今年（編按，本文寫於1977年）適逢二二八事件三十週年。我想，時機終於到了。於是，我打電話給王育德先生，告訴他我想說出二二八事件中的親身體驗。只聽到王先生用激動的口吻說：「真的嗎？太好了。我等了好久。只是，怕記憶不會完整，我可以錄音嗎？」「嗯，好吧。我也五十九歲了，再活也沒幾年。而且，絕對不會再去台灣了。我有一個信條，就是每個人都必須向歷史負責。我本身的遭遇可以說也是貴重歷史的一部分，無論如何，也該想辦法記錄下來。」

就這樣，透過王先生的筆，留下苟存於世的我，對二二八事件的證言。雖然我可能說漏某些部分，一些瑣碎之處，記憶也會錯誤；可是，大體上的要點都包括了。

我認為二二八事件只是緝私人員毆打賣香煙的老太婆，從這樣的小事件蔓延出來的偶發事件。當群眾湧向行政官公署陳情時，如果陳儀能出面安撫群眾，承諾處罰肇事的緝私人員，並答應今後進行政治改革的話，群眾的情緒當可安撫下來。

然而，陳儀卻用機關槍接待群眾，又打電話命令部屬從北門的鐵路局用機關槍掃射；群眾進退不得，因此才暴發成為事件。再說，在這次事件當中，根本沒有中國人身亡。像我，一點也不覺得有生命危險。

可是，按照陳儀的說法，未受到台灣人報復的中國人都是反政府份子。如果忠誠地實行陳儀的政策，那才是必然會引起台灣的反感。在二二八事件中，不只台灣人犧牲了，許多中國人也是一樣。陳儀賭上自己的官運，要將所有批評他，反對他的人統統除去，這才是他發動大屠殺的真正意圖。也因此，許多無辜的市民才被牽扯進去。

此外，三月八日從基隆登陸的二十五師獨立旅團也充滿了騰騰的殺氣。他們認為「陳儀把台灣失守了，我們要來收復台灣」。於是以同仇敵慨的態度，從基隆向台北進攻。依我的估計，犧牲掉的台灣人數目大約在三萬到五萬之間。

蔣介石當時既不責怪陳儀的惡政，也未制止他對台灣人的大屠殺，最後還調陳儀去當浙江省主席。二二八事件，蔣介石可說是陳儀的共犯。蔣政權至今仍不放過住在日本的我；經常向我施加壓力。對他們的憎惡，我和台灣人是一樣的心情。

陳儀睜著眼睛說瞎話，把二二八事件說成是共產黨的陰謀。蔣政權對二二八事件也佯裝不知，絕口未提。這完全是意圖要抹殺台灣人的歷史。另一方面，北京宣傳二二八事件是由共產黨指導，將它說成是台灣民渴望祖國解放的證據。這也是顛倒是非的謊言。如果事實被如此扭曲的話，那二二八事件中犧牲的人就太冤枉了，台灣人也會完全沒有自己的立場。

我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來到台灣。日中戰爭時，我曾在上海同文書院擔任中國語教師。同文書院是日本人經營的學校。戰爭結束後，謠傳說曾在日本學校任職的中國人，將以漢奸的罪名遭受逮捕；於是，我才避難到台灣去。好歹，當時台灣是個特別地區。

通過簡單的審查，我被任命為台北州立第二初中的接收委員。在那兒，我認識了大同鐵工廠的年輕老闆林挺生先生。林挺生是該校的畢業生；他為即將歸國的今崎校長舉行送別會，同時也邀請我一起出席。

林挺生為了適應新的政治情勢，剛好在物色一位中國顧問。他極盡禮數地邀請我住到中山北路三段的大住宅。認識林挺生這種知識份的大企業家，讓我覺得很有保障。到我通知妻小來台的半年之間，我成了他的門下食客。他對我非常親切，又在住宅門口掛上我的名牌。不知情的友人來訪，吃了一驚，還以為我什麼時候變成大富翁呢。

我教林挺生中國話；告訴他有關中國人的性格和大陸的政治的情勢。林挺生要我從成功中學（州立二中）跳槽，不但讓我當鐵工廠的協理（次長），還分了一些股票給我。此外，又任用我當大同職業工業學校的董事（理事）兼教務主任。

當時，鐵工廠內的空地堆存了大量的鋼材。那此鋼材是什麼性質？從哪裏來的？我當然沒有必要知道。只是，基於直覺，我想那些東西一定有內情。後來我才知道，那些是北部的日本海軍在敗戰愴徨之際，轉售出來的東西。南部的日本海軍也是一樣，聽說將鋼材賣給了唐榮鐵工廠。本來，日軍所有的武器彈藥，軍需物資應該全部移交才對。這種事情對日軍和台灣商人來講，都是重大的犯罪行為。被發現的話，不是那麼簡單就可以了結。後來唐榮被檢舉此事，唐傳宗被捕，他的工廠被沒收。大同公司也許是高明地湮滅證據，沒出問題，才有今 日的局面。（編輯部注：林挺生是當時的台灣人當中，少數當上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的一人）

一些要好的朋友常到林挺生的住宅來找我。我的房間比較狹窄，所以，我常常利用他家的客廳。我向朋友們介紹林挺生。林挺生便加入我們的聊天圈子。漸漸地，林挺生也認識了些長官公署的高官要人。交情較好的有鐵路局長陳清文、日產處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兼台灣銀行董事伍守恭等人。

由於戰時的美軍空襲，鐵路局有五千多輛貨客車廂損毀，造成許多困擾。政府所屬的三處工廠－－松山、高雄和花蓮都趕不及修理，正要委託民間工廠承包代修。而指定大同公司為代修工廠，則是茶餘飯後的閒談中所做成旳決定。因為提到在搬運上經費會超支，及決定從淡水線的圓山車站接鐵軌接通到大同公司。大同有修理五百輛車廂的能力，可獲得不少利潤。另一方面，從日本海軍非法購得的鋼材，也可做為修理的原料，可說是一舉兩得。

此外，台灣銀行在資金通融和匯款方面也給大同公司極大的方便。不用說，這當然是透過伍叔恭的關係拉來的。賺到的這些錢，成了今天大同系列企業的資本。對我而言，學校的經費得以更加充裕，是銘心感謝的一件樂事。

因為我的家人要從大陸搬來，我便在基隆買好一棟房子。二月二十八日那天，我正從基隆前往大同的途中；火車到松山就不開了。大同公司派車來接我們，並繞道進入學校。我們儘可能地幫助前來求助的受傷民眾。因為擔心今後的生活，我才決定把家人從基隆接到學校來住。學校有一片空地可以通往林挺生的住宅。

那陣子，美國領事館的副領事喬治．柯每天都到街上攝影；他在一位女性領事向大同公司租借的洋樓那兒，把拍攝到的影片放給我們看。

三月六日，陳儀偷偷地向蔣介石要求派遣援軍。（編輯部注：那夜，陳儀還播放第三次廣播，說要成立處理委員會，要誠心地解決這次事件。陳儀使用兩面手法，欺騙台灣人。）增援部隊三月八日在基隆登陸。然而，軍隊根本不受陳儀指揮，完全採取自己的作戰行動．（編輯部注：三月九日，總參謀長柯遠芬公布戒嚴令。當援軍到了之後，竟在三月十日宣布處理委員會為非法組織，命令他們解散。）

三月十二日晚上，陳儀召開重大會議。參加者有秘書長葛敬恩，從福建就跟隨陳儀的嚴家淦、參謀總長柯遠芬．．．等人。

會議徹夜進行，卻一直無法達成結論。凌晨三點，陳儀終於做出決定。「凌晨四點開始行動，由我陳儀負全部責任。與二二八事件有關的嫌疑人士，不問姓名，當場處決。」

由特務組成的行動隊和憲兵第四團首先決定工作分配，按照準備好的黑名單同時行動。因為擔心消息傳出之後，逮捕對象有逃亡之虞，所以逮捕行動要爭取時間。處決的刑場分為兩處，行動隊在圓山右側的大直；憲兵第四團在馬場町的螢橋。

為了緊急逮捕，要從許多地方徵調車子。來逮捕我的人，坐的是台北市政府的巴士。他們到大同鐵工廠詢問我的下落；聽說我不在那兒，便急忙趕到學校來。

那時，我剛起床。十幾個便衣一陣敲打大門之後，湧進我的房間。

「你是歐陽可亮嗎？」

「是的。」

「跟我們走。」

雖然我當時嚇了一跳，可是，我仍記得在問答之間，我反而異常地平靜下來。

「我有什麼嫌疑呢？」

「等一下再慢慢說。」

押上巴士之後，我被蒙上眼睛，雙手被反綁在後。

「你要在大直被槍決了。」

「到底我犯了什麼罪？」

「這個我們不管！」

「總要給我一個理由吧，我不能死的不明不白。」

「哼，你是台灣獨立黨的成員。二二八之後，你在永樂町和林樑材（編輯部注：謝雪紅的同志，事件後逃往中國大陸）一起開過會。」

「誰是林樑材？我根本不認識這個人。」

「你們密謀要成立新華民國。王添燈當總統，歐陽可亮是總統府秘書長。由你起草憲法。」

「胡說八道。我一直都在工業學校的宿舍裡面。」

「住嘴！」

經過這一番問答，巴士已走到劍潭的小山坡；車子的引擎卻逐漸不靈光，終於停了下來。原來是沒有汽油了。

事後我才知道，當時物資缺乏，有許多小偷專偷車子的汽油。市政府的巴士司機在下班時把油漏出來，第二天上班時再把油加進去，以免油被偷竊。行動隊的人不知道這種情形，匆促之間徵調巴士，才會有車子因汽油不夠而停在半路的結果。車子在下坡路段，油箱前傾，汽油湧到油管口來；上坡的時候，油箱後傾，汽油就到不了油管。

「畜牲，竟然走不動了。」

司機粗野地叫罵著。

「沒辦法，就在這兒處決吧。」

一個人這樣說。剛剛向我問話，像是隊長的人說：

「不行。根據長官的命令，要把犯人帶到大直槍決，不可以在路邊槍 決。」

我那時只是不停地向上帝禱告而已。

「喂，大同鐵工廠有汽油嗎？」

他們問我。

「有吧，大概五十加侖。應該是放在倉庫裡面。」

「有車子嗎？」

「車子有一輛福特汽車，一輛平台貨車，一輛吉普車。」

「你帶路，全部給我調來。」

巴士倒車，回到大同鐵工廠。由於還很早的關係，上班的職員很少。他們去叫倉庫管理員，叫了好幾次，就是找不到人。不得已，他們便命令我去把鑰匙找出來，將巴士加滿油，再分別坐上搶來的汽車。

「浪費太多時間了，快一點，快一點。」

隊長大聲催促。

「這傢伙怎麼辦？」

「真是個麻煩人物，把他連同巴士移交給憲兵第四團好了。」

我因此才逃出行動隊的虎口。

可是，他們卻開著從大同搶來的福特汽車和吉普車，前去逮捕教育處副長兼「人民導報」社長宋斐如先生（編輯部注：「半山」）。當天早上，就在大直將宋先生槍斃。由於宋太太記得車牌號碼，事後，她以誘拐、內亂罪殺人嫌疑的罪名，向高等法院控告車主林挺生的父親林提灶。宋氏夫婦係孫科做媒成親，宋太太（中國人）因為有強硬後台，才能勇敢地出面控訴。當然，這對林挺生來講是非常冤枉的事情，後來我出面做證，才洗清他的冤屈。

台灣大學文學院院長林茂生也是在大直被槍殺。淡水中學的校長、副校長、教務主任、體育老師等多人，也都被載到大直槍斃。花蓮出身的國大代表張七郎，他的台北住宅遭受襲擊，全家遇害。蔣渭川被便衣收押時，利用機會從後門逃走，可是，他女兒卻當場被射殺身亡。此外，遭受毒手的人數，難以估計。在三月十三日這一天被逮捕的人當中，大概只有我倖免於死吧。

我在馬場町的憲兵第四團等待槍決。直到那時，眼睛才沒被蒙住。憲兵執行死刑時，習慣在槍決之前，先問犯人的姓名。

「你叫什麼名字？」

「歐陽可亮」

「現在要槍斃你了，有什麼遺言要交代？」

「槍決的理由不明不白，我要聽聽法院的判決。」

「不要法院判決。陳儀長官下命令要全部槍決。」

我又被蒙上眼睛，拖到刑場。說時遲，那時快，我聽背後大聲喊叫：「等一下，現在要槍決的是誰？」

「歐陽可亮。」

「范副參謀長來了緊急命令，不要槍斃他。」

我才因此死裡逃生，留下一條小命。

原來，大同職業工業學校有建教合作，學生畢業後要到大同鐵工廠工作一定的時間，以免除四年的學費。由於我是基督徒，和蘇州教會有很深的淵源。蘇州教會的附屬孤兒院送了四個孤兒過來，託我照顧。我便安排他們到大同工業學校上課。

這四個學生一聽到我被逮捕的消息，就騎自行車，或用跑的，去中山南路的國語禮拜堂向翁節敦牧師報告。翁牧師便又火速地去找范誦堯副參謀長。

國語禮拜堂是為來到台灣的中國基督徒設置的。主任委員是唐守謙（曾任東海大學校長），副主任委員則是范誦堯。

范夫人名叫林德君，她的妹妹林慰君（現在舊金山任教職）也和他們住在一起。她們的父親林白水，是新聞記者，被軍閥張宗昌槍斃掉的。我無緣無故地遭受逮捕，並即將被處死。范誦堯一知道這情況，即刻寫了一份命令書。

「歐陽可亮不適合引用陳長官的緊急措施條例，必須經過審判。」

用中國話來講，就是「槍下留人」的意思。

命令書發送出去之後，范誦堯問翁牧師：

「幾點來抓人的？」

「六點。」

「大概來不及了。」

「欸，為什麼這麼快？」

「會議開到凌晨三點，陳長官發出緊急措施條例。四點開始行動，六 點去抓人。」

「現在才八點而已。」

「啊，也許六點半就被處死了。翁牧師，你是什麼都不知道的。我昨晚整夜沒睡。向我傳來的報告都是誰被逮捕、誰被處死了的消息。歐陽先生不可能還活著的。只是因為你來拜託，我姑且發出命令試試。如果他是被行動隊抓去的話，應該已經在大直被處決了。如果是憲兵第四團的話，或許我還攔得住槍口。然而，說是這麼說，也只是姑且一試罷了。」

託范副參謀長「攔槍口」成功之福，我才保住一條性命。由於要接受審問，我被送到西門町的西本願寺。當時，警備總部第二處設置於此。

二二八大屠的證言（二）
二二八大屠的證言（三）

譯者補記
原載《台灣史料研究》第11號／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1998年5月出版
日文原文登載於「台灣獨立聯盟」在日本發行的 《台灣青年》198期，1977.4.5

歐陽可亮簡歷
歐陽可亮先生，一九一八年出生於北京，三歲至八歲跟隨外交官的父 親住過南美的智利。歸國後，即立志於做書法家。曾任上海「東亞同文書院」講師、台北「大同工業職校」教師、日本外務省研修所、拓 殖大學教授、產能大學客座教授。一九五四年攜眷赴日，住在東京三 鷹市。一九九二年五月，因「心不全」病逝於八王子市的養老院。